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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恕诚:从“阮旨遥深”到“玉溪要眇”

更新时间:2017-05-08 00:58:50
作者: 余恕诚  

   中国诗史上风格以幽深奥隐著称的诗人,魏晋之际有阮籍,晚唐有李商隐。阮诗代表作标题为“咏怀”,诗旨在政治和感遇方面,以传统批评眼光看,托体自高;李诗多言男女闺闱,诗旨众说不一,很少有人把它和政治感遇型的《咏怀》诗相提并论。实际上两家诗在魏晋之际与唐代,亦即中国五七言诗发展的两次高潮中,代表着当时象征性、多义性诗歌所达到的高度。两家诗歌的风貌特征和先后变化,可以作为很好的切入点,进而研究中国诗歌比兴象征传统的发展及其艺术经验。


一 李商隐对阮诗幽情寄托的追慕

  

   李商隐在东川(梓州)幕府期间,因赴西川(成都)推狱,曾拜会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悰。商隐除先后作两首四十韵长律颂美杜悰外,还曾以旧作一百首相呈,是为商隐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献诗活动。杜悰得诗后颇为推重,“揖西园之上宾,必称佳句;携东山之妙妓,或配新声”,不仅在酬宾时,称赏他的佳句,还让歌妓将其配乐演唱。对此,商隐兴奋感激,在辞行时所呈之《献相国京兆公启》中感谢杜悰的“知妙”、“彰能”,同时谦谓杜悰的赏识“或有所私”,说自己“纵时有斐然,终乖作者……八十首之寓怀,幽情罕备;三十首之拟古,商较全疏”。“八十首之寓怀”即指阮籍《咏怀》。阮籍及其《咏怀》诗在古代评价极高,梁代钟嵘在《诗品》中列为上品,评云:“《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对阮籍一再加以肯定,并以“阮旨遥深”四字概括其诗特征,与钟嵘的看法大体相同。商隐谦称己诗缺少阮籍《咏怀》诗的幽深情思旨趣(“幽情罕备”),说明他对阮诗优长有明确的认识并心怀向往。

   阮诗旨意幽深,从它的精神归趋、思辨方式以及使用的语言辞汇看,与当时弥漫士林的玄风有密切关系。而从构成作品的生活内容与情感内容方面去寻察,则魏晋易代的政局,有以促成。阮籍处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争权斗争的夹缝中,痛恨司马氏的残暴篡逆,却又不得不虚与委蛇,所遭的压抑,所蓄的愤恨,使他绝不可以沉默,但又绝不可以痛快淋漓地表达,于是在行为上出现“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阮籍传》)那样的反常之举;在创作上则含蓄隐晦,于玄远中深藏着有关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等多种寓意。对阮籍危苦处境心情以及他的“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李商隐是有深切认识的,其《乱石》诗云:“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以迷茫暗夜,怪影朦胧,东西路塞,写黑暗政治局面。既可视为商隐所处的晚唐政治环境的象征,也可以视为魏晋易代之际一片昏暗恐怖景象的再现。诗中的穷途之哭是商隐笔下常用的事典。其《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再次以“途穷方结舌”明确自指,表明虽生活于异代,却自感与阮籍有相似的处境。清代冯浩云:“盖义山不幸而生于党人倾轧、宦竖横行之日,且学优奥博,性爱风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离烦乱,掩抑纡回,寄其恨而晦其迹者。”(《玉溪生诗笺注发凡》)可以说,正是基于社会政治背景和具体人事处境的某些相近,使阮籍和李商隐在“掩抑纡回”的表现手法方面有共同的追求。

  

二 阮籍与《诗》《骚》以下的比兴象征传统

  

   李商隐和阮籍迷离奥隐之诗,在创作上突出之点是走比兴象征一途,由比兴象征的婉转附物,造成含蓄、深晦的艺术境界。比兴象征在《诗经》中就已经占有一定的比重。影响深远,其后形成了一种传统。但《诗经》所用的比兴,一般是局部性的某象对某物,简单直接,明确了当,不给人扑朔深隐的感觉。屈原《离骚》继《诗经》之后,在确立与发展中国诗歌比兴象征的传统上,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离骚》借求偶象征对理想的追求,不再是局部性的。所用喻象,如兰、蕙、芙蓉、杜衡、芳芷、萧艾、鸩鸟、雄鸠、凤凰、宓妃、有娀之佚女、有虞之二姚,均有象征意味。这些喻象与种植、采摘、佩带香草,以及求女、升天等行为配合起来,既有以象征性的事件设喻,又有具个人特征的象征性意象群,足以标志中国抒情诗象征艺术的成熟。

   屈原以后,两汉时期儒学居统治地位,朴实径直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居主导地位,乐府和文人诗歌直接面对社会人生的倾向突出。一般作品,虽有比兴象征,通常只是诗歌中的辅助成分,诗旨主要仍由赋体的叙述和抒情表达。少数比兴象征成分重的诗歌,因其数量有限,在诗史上显得零散,且直露浅近,艺术上的开拓不够。如汉乐府《乌生八九子》,借乌比人,比法简单。张衡《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文选·四愁诗序》),仅是对屈原的模仿之作。《古诗·西北有高楼》感知音难遇,具有一定象征意味,但本身即借歌者有无知音设喻,近于赋而比兴象征并不突出。东汉末期,建安诗歌掀起高潮,但那是一个富于激情的直抒胸臆的时代,“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比兴象征不可能居突出地位。故屈原以后直到建安,比兴象征、隐文奥义的诗歌传统,未有大的发展。

   阮籍《咏怀》诗,在发展比兴象征传统,造就意旨隐深的诗歌领域方面,为屈原以来的一次重大突破。《咏怀》诗八十二首,大部分用了比兴,在阐释上需要透过字面的显性含义去探索其深一层的意旨。屈原《离骚》寓情草木,托意男女。草木象征用以表现其品行、操守、气节;男女象征用以表现其理想、追求、失败。比喻性质较为确定而明显。尤其是像以兰喻美材、以灵修喻楚怀王,等等,所喻对象更为具体。阮诗则多半是把时空加以集中、浓缩,并对物象予以精心选择组合,构成具有象征性的境界。如《咏怀》其四十一开头:“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注:本文所引阮诗原文及其在《咏怀》中的顺序,均依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一下子就写出一个天地之间网罗森严密布,禽鸟潜惕窒息,失去自由的恐怖境界。其三十二:“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将时间高度浓缩,把人生短促的哀歌与曹魏国祚给人的短促感,交融在一起,具双重象征意味。作为全篇的开头,这两首诗就在这样象征境界的笼罩统摄之下展开。

   因为阮籍写的是一种象征境界,而非一对一的喻指,所以他在解读上既有隐指某一讥刺对象的可能,又有“信其但然而又不徒然”(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的不可确指、不限于一端的模糊多义的一面。《咏怀》其十六云: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何焯考证此诗隐喻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之事,虽不无根据,但诗人所构筑的象征境界,有如世界的末日,岂止一时之感受?阮籍十一岁时,曹丕篡汉;阮籍四十岁后,司马氏又一再诛杀或废黜曹魏皇帝。他一次次所面对的几乎皆是“绿水扬洪波”、“走兽交横驰”的变乱场面,因而对于此诗的诠释,不能用单一的某个事件去局限,这类作品在意旨的隐蔽、模糊和多义性方面,较前代有了发展。

   阮诗的特点是抒情中含有很强的思辨,驰心于玄默之表,把复杂的心理导向玄思,构成虚拟象征之境,回映现实,隐约暗示诗旨。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兴盛。玄学与个性觉醒有联系,珍惜生命而生命短促、人生无常,这种忧生之想,再加上黑暗政治的压抑,本来是痛苦之极,急需宣泄。但阮籍的为人,又是如司马昭所说的“天下之至慎者”(注:《世说新语·德行》刘孝标注引李秉《家诫》,下引同。),不可能把所见所感直接表现出来。而是借助玄学思辨,让情感接受理性的疏导,形成对现实的远距离观照。“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经过理性的调节、过滤和向玄远方面升华,多达八十二首的《咏怀》诗,论其旨归大要无非是:一、从人生短促出发,走向求仙。求仙不成,则或是悲愤绝望,或是放弃对大鹏、黄鹄之企慕,甘为燕雀、鷽鸠之退屈;二、由对污浊现实与卑劣小人的蔑视憎恶,到希望远离现实,遁归自然。由此亦可走向求仙一路,追求进入如其《大人先生传》所描绘的逍遥之境。对于上述这些内容与表现,王夫之曾有很精到的概括:“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意固径庭,而言皆一致。”(《古诗评选》卷四)“自安”、“自悼”、“物外之旨”、“疾邪之思”,扼要列举了阮诗内容最为突出的几个方面,这几方面虽“意固径庭”有所不同,而总体上又不出玄学对社会人生的认识思考范围。

   《咏怀》诗常常出现许多象征性意象和场景,而内贯玄理。如其四十五: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大清。

   一连用五种植物作比,象征世间不同类型的人。接言乐与哀于人皆有所伤,是针对五种人哀乐不同所作出的思考。结尾则以“终忧无益,惟泯忧乐始归太清”(黄节笺语)作为归宿。诗中,作者无疑是心怀忧虑之情,但经过玄学的一番思辨,终于用庄子泯灭忧乐,归向自然的思想来化解忧虑。又如《咏怀》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风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荣华繁盛的桃李转眼随秋风零落,华堂广厦倏忽变为荆棘荒岗,既可见人生之无常和短促,也隐约透露东汉至魏晋之际,帝王与诸侯政权忽兴忽灭、兴衰更迭的现实。有盛必有衰,有荣必有悴,追逐华盛有何意义呢?“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干脆入山做隐者去吧。然而万物兴歇乃不可违抗的自然之理,躲进西山也不能摆脱零落憔悴的命运——“凝霜披野草,岁暮亦云已”。此诗从东风桃李,到霜被野草,基本上是一连串景物形象推移,而联系贯串这些形象的是玄理,足见阮诗中,哲理玄思常常起主导作用,具有暗示作用的意象在外,而哲理玄思包藏于内。明代许学夷说《咏怀》:“中多比兴……然多以意见为诗,故不免有迹。”(《诗源辩体》卷四)所谓“意见”,指主观思想,就阮诗而言,也就是贯于诗中的玄理。为了适应和表现玄思,诗歌在意象上和取境上,比附的痕迹也就较为明显。

   阮籍《咏怀》式的托喻寄兴的组诗,后世颇多嗣响,最著名的,是唐代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和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

陈子昂对于阮籍诗歌曾明确表示肯定和追慕,其《修竹篇序》突出地标举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之音”,强调它所体现的“兴寄”特点。但《感遇》虽继承阮籍“怅尔咏怀”(陈子昂《上薛令文章启》)的精神,内容和写法却多有差异。《感遇》诗有许多写得很直接,如其二十九“丁亥岁云暮”,其三十五“本为贵公子”,其三十七“朝入云中郡”等篇,皆直咏所历所见。有的虽用咏史的口气,但所指的现实问题或事件,也是一看即知的,与阮籍的辞多悠缪,意旨深远,颇不相同,前人谓“陈诗意在篇中,阮诗意在篇外”(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一),即指此而言。陈氏《感遇》从兴寄无端,托体命意若离若合方面接近阮籍的是“兰若生春夏”(《感遇》其二)、“白日每不归”(《感遇》其七)一类作品,这类诗效阮籍用象喻表现玄思,且所用喻象如孤凤、幽鸿、黄雀、兰若、夸毗子等,皆类似阮诗之所用。由他们所组成的喻境,与阮籍《咏怀》也多有相似。“用意用笔皆法阮公”(注:刘文蔚《唐诗合选详解》卷一引吴绥眉评《感遇》其七。),不仅在艺术上“复多而变少”,缺少创新,还因其产生带有模仿性,在实际生活中的酝酿不及阮籍充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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