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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

更新时间:2017-05-06 01:55:16
作者: 刘俊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到了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对自己包括《狂人日记》在内的早期创作有这样一个评价:“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对于鲁迅的这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具有现代意义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白话小说,它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虽然鲁迅自己把《狂人日记》的主题概括为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但事实上,这篇小说所内蕴的“表现的深切”,远不止这一点,它的“忧愤深广”,涵盖的其实是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总体认识,以及他对改造这种“国民性”所提出的自己的方案——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显示出了他的独特性和深刻性。

   要想说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表现的深切”的真正内涵,就必须联系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比较中,突显出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对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

   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之长伎以制夷”(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

   1898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能,对满清王朝的彻底失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身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强大的原因关注,落实到了“革命”层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实现,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的建立却并不意味着富国强民理想的实现,事实上“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相反,不但“复辟”的逆流曾经回潮(张勋),就是已是事实上终身制的总统,想的还是要再做皇帝(袁世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意识到,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吻合的具有新思想的“人”,“革命”就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此时他们找到的拯救中国的药方,在于“思想”层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开始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和思想革命。至此,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就经历了从“器物”层到“政治结构”层到“革命”层再到“思想”层的历史发展过程。

   当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时,由《新青年》所倡导和鼓动的思想革命运动,正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着,同是这场“思想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区别在于: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侧重于以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的话,那么鲁迅则对“立人”投以更多的关注。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执论》中,对怎样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并强大起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应当说,对“立人”的重视和强调,构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内容当然也体现在了《狂人日记》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鲁迅对如何才能“立人”所提出的答案是: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明确地表达过他对中国病根症结的归结,是在于那些“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愚弱的国民”,而要消除这一病根,“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对国人因文化积淀而导致的思维因循(从鲁迅这样的启蒙者看来它又导致精神麻木)的深切关注,一直是鲁迅对国民性问题思考的重点。

   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要,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而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受才可能是顺向的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也就是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涤净,新装入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才能保持它的原汁性,

   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改造。在鲁迅那里,“思维”方式的能否改变构成了“思想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从“精神上”“立人”引发的对“思维”层的思考,无疑使鲁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同辈人难以达到的高度——它使近代以来富国强民的种种探索,到鲁迅这里从“思想”层迈入了“思维”层,这无疑是一大突破和飞跃,从中也显示出鲁迅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如果说“染缸”的比喻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惰性强大的理论说明,那么《狂人日记》则是鲁迅欲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进行总体置换和再造的思想观念的形象体现。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迥异的“思维”形态的诞生,“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思维方式和思维路径的巨大差异,以“狂人”的思维看来是正常的,“正常人“却视为怪异;而被“正常人”当作是天经地义的事,“狂人”却看出了它的异乎寻常性,“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这种思维错位,正是鲁迅借以表达他要从“思维”层来“立人”这一理念的现实前提,而通过鲁迅对“狂人”这一形象的塑造,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鲁迅对“立人”的思考,是着重在“思维”层面的。

   “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看取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新思维”的具备使他能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也使他获得了看出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能力,并能对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狂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无疑得力于他全新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看待事物的立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具备了“新思维”的“狂人”,正是鲁迅所要“立”的“真的人”的基本体现。“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改变”,也只有在这些在“思维”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真的人”的身上,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当然,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决非在朝夕之间就能完成,事实上,思维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假使说鲁迅在“思想革命”运动中,他那超出他的前人和同辈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在于从“思维”层的角度来思考“立人”的问题的话,那么,对这种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达到“立人”的目的的艰巨性和曲折性的清醒认识,就构成了鲁迅思想深刻性的更为重要的方面。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通过“狂人”的形象来传达的。小说中的“狂人”虽然在“思维“层面上与赵贵翁、大哥等人截然不同,但他事实上与这些被他指斥为是吃人亦被吃的”野蛮的人“之间,在客观上有着难以割裂的血肉联系,对于这一点,鲁迅赋予了有着“另类”思维的“狂人”对此保有着清醒的自觉,“狂人”不但“发见”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还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借助于“狂人”对自己与置身的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的明确认识,鲁迅向我们指出了“狂人”虽然具有着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新思维”,但他仍是他所从属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因此他在“思维”层面虽然有所改变,但历史的宿命决定了他的这种改变不可能是彻底的和完全的。

   如果说客观上难以摆脱与历史和现实的必然联系导致了“狂人”不可能在“思维”层彻底实现与“旧思维”的剥离,那么历史惰性和现实局囿则使“狂人”在主观上也无法真正完成对“旧思维”的超越。在小说中,“狂人”“愈后”的“赴某地候补”,实际寓示的是“狂人”对“旧思维”的回归,而“狂人”对自己“狂人”的命名,也正表明“狂人”最终对自己曾有的“新思维”进行了否定——塑造了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形象(狂人)却又对这个新人本身的局限性进行揭示,从而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是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狂人日记》中最具震撼力的表现。

   着眼于从“思维”的层面来进行“立人”的构想不仅是《狂人日记》“表现的深切”的实质性内涵,而且它对《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又互相说明的关系。为了艺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结合作品的主题,从人物设置、写作手法、语言形态等方面精心布置,巧妙安排,构筑起了一个“格式特别”的艺术世界。

   除了白话文、日记体这样的显在层面之外,《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两种人物系列的精心设置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两种人物系列,一个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狂人”,另一个是以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何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包括“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给债主逼死的”、“街上的那个女人”、“家里的人”、“佃户”、等),人物的塑造原本就属于“形象化”的范畴,如何设置人物关系,并赋予这种关系何种意义就更是一个关乎“技巧性”的问题。鲁迅之所以在《狂人日记》中将他笔下的人物归属为两种人物系列,显然有他的深意在。

由于是要从“思维”层入手,通过对新人的塑造,来揭露和剖析封建制度的“吃人”性质,因此,这样的思想主旨本身就实际隐含着一对矛盾关系——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和因循着“旧思维”的“众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浑然不觉并且既是这种制度的执行者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的“众数”,对他们的这种状态的揭示,必得是一个对这种状态有所察觉的“先觉者”,而这一“先觉者”相对于“众数”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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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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