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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

更新时间:2017-05-06 01:55:16
作者: 刘俊  
则因其“先觉”而成为不被理解的“另类”和“孤独者”,怎样的形象才具备“另类”和“孤独”的特征呢?

   鲁迅将这一形象设置为“狂人”(“疯子”)。将“先觉者”设置成“狂人”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在通常意义上:

   (1)“狂人”和“正常人”的人数比是绝对的少数(“狂人”)比绝对的多数(“正常人”);

   (2)“狂人”和“正常人”在思维方式上不能彼此相通和互相理解,有各自不同的思维路径和表达方式;

   (3)“狂人”和“正常人”由于对对方的思维体系无法把握而形成互看“不正常”的关系。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正是利用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这种关系构成,巧妙地将处于绝对少数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而又难以被“众数”理解的“先觉者”塑造成“狂人”的形象,然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狂人‘形象的塑造虽然借助了通常状况下”狂人“和”正常人“的同构关系,但他的主观意旨和价值判断却恰巧与这种”同构“关系相反——“正常人”在《狂人日记》中实际上是“狂人”,而“狂人”在小说中其实倒是“正常人”。这种“狂人”和“正常人”之间的同构异质关系,构成了小说《狂人日记》艺术技巧的核心形态。

   于是,在《狂人日记》中,就有了“狂人”与所谓“正常人”这样两组人物系列的对比。在小说中,“狂人”虽然是“狂人”的自我命名,但“狂人”的另一个含义“疯子”的命名却是由“大哥”(隐性命名者还有“赵贵翁”、“一路上的人”、“街上的那个女人”、“佃户”、“外面的那伙人”“老头子”等人)赋予的,在这些“正常人”旧有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体系中,“我”(“狂人”)说历史上每叶“仁义道德”的背后都是“吃人”两个字,说他们“现吃”,并处心积虑地要吃“我”,这一切自然被视作狂谵疯颠, “我”对旧思维规范下建立起来的所有思想、观念、文化、传统、行为、习俗的“落后”、“愚昧”和“凶残”本质的洞察,在他们的眼里,都成了判定“我”“妄想狂”、“迫害狂”的依据——“疯子”的命名由此而来。然而在“我”(“狂人”——孤独的先觉者)的眼里,因了新思维的具备而产生的对世界的全新认识,则把既定的一切“仁义道德”、社会本质归结为“吃人”,把所有沉溺于这一状态中而不自知的国人(“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均归结为怪异、疯狂而又充满兽性的“吃人者”和“被吃者”。

   这种 “狂人”和“正常人”之间因思维错位而导致的完全相反的观念以及互不理解关系,正构成了鲁迅借以揭示出不被理解的“先觉者”和愚昧无知的“众数”之间的悲剧关系的艺术手段——“先觉者”本来是为着唤醒沉睡的“大众”而指出“吃人”的历史本质、现实环境和“大众”参与“吃人”的事实的,然而他的这一“呐喊”不但不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反而因“大众”的“疯子”指称而显得“荒谬化”,而透过这种“先觉者”被“荒谬化”的现象,鲁迅的思想传达了出来,那就是在中国,一切的“新”,必须从深层而又核心的“思维”开始。只有当“众数”都在思维上接纳、认可并且归入“狂人”(先觉者)的思维轨道,不再视“先觉者”为“狂人”,而是也用“狂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和看取世界,才能使自己从“吃人”的“虫子”状态提升到不再吃人的“真的人”的世界。否则,他们就不能实现从“动物”向“人”的转化,先觉者也就只能永远成为被大多数所孤立的“狂人”。

   应当说,鲁迅的医学背景在形成《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艺术形态上具有着重要意义——对“狂人”和“正常人”关系的专业了解使他在《狂人日记》中着意设置了“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通过对“先觉者”和“众数”在互看时各自状态和思路的描述,展示出当时进行新思想、新观念启蒙的必要和艰难,而作为一个艺术产品,“狂人”(先觉者)和“正常人”(“众数”)这两组人物系列在小说中的出现,则可以说既是形式的,也是内容的,这两者天衣无缝的交融,正显示出鲁迅杰出的艺术才能。

   (2)两种写作手法的精思妙用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所展示的实际上是一个写实与象征互为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世界。小说中“狂人”(孤独的先觉者)与“正常人”(昏昧的大多数)的许多言行,有时看似写实,其实倒是象征;或者此时为写实,到了彼时,则又成了象征。像小说中的这一段:

   “

   大清早,去寻找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

   ……

   你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残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又怕别人说破他,所以听了我的话,越发气愤不过,可是抿着嘴冷笑。

   这时候,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高声喝道,

   “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

   ”

   从这一段文字的总体外在形态上看,似乎是一个兄弟两人写实的对话场景,而事实上,在这个写实场景的框架之下,隐蕴着的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的系统和“大哥”的系统。

   因为小说是日记体,因此叙述者是“我”,从一个具有新思维和新观念的“真的人”的角度去看,封建礼教的残酷和旧家族制度的黑暗,以及产生这一切的旧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无不带有着扼杀人、摧残人的、泯灭人的凶残本质,因此,“我”对“野蛮人”“吃人”的判定,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对一种文化体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和这一体系的产品(“蒙昧的众数”)的一个带有象征性的总结和概括,这一判定,如果只是从“写实“的而不是”象征“的层面上去理解,那无疑具有着某种狂谵性,然而,如果从“象征”的意义上去理解“我”的“吃人”含义,就恰恰体现出了“我”的觉醒以及因这种觉醒而导致的深刻——认识到了旧的文化体系的弊端,以及置身其中的“众数”对自己蒙昧状态的不自觉。

   然而,“我”的系统的深刻性、象征性和本质性是建立在绝对孤独的基础上的,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于“我”对他们“吃人”的判定以及劝戒他们不要再“吃人”的行为,是难以理解和不能接受的。而且,他们的昏昧状态使他们对“我”口口声声的“吃人”的理解,就只能是“实”(现实的真实情形)的而难以从“虚”(本质的抽象概括)的“象征”层面上去理解,这样,在“大哥”(“众数”的代表)的眼里,我的“吃人”就具有了一种“妄想迫害”的“疯子”特征——因为从“实“的层面来看,“大哥”和“众人”并没有真的”吃人“,而“我”在数量上的绝对少数就更使 “大哥”( 以及“众人”)有理由把“我”归为“狂人“的行列——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众不同的“疯子”总是少数。

   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实际运用了两种写作手法:在写“我”的系统的时候,在貌似写实的场景外壳下面,包蕴着的是象征的核心(如对话的形态是“写实”的,但对话的内涵在本质上是“象征”的;对话的内涵在“写实”的层面上理解是“疯癫”的,但从“象征”的层面理解却又是理性的和深刻的);而在写“大哥”(“众人”)的系统的时候,则基本上是写实的,是“我”的眼里看出来的现实活动——“众人”对一个“狂人”的反应,然而,由于“我”的先觉性,因此在“我”的眼里,那些对自己“吃人”和“被吃”浑然不觉的“众人”,因其“野蛮”性而带有某种怪异的色彩(如“青面獠牙”,“用布蒙着面貌”等)——这就又带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了。

   这种“写实”和“象征”虽各有侧重,但互相叠加、时有交错的艺术手法,使《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写实层面而言似乎具有着“狂人”(“疯子”)的一般特征(感觉“奇特”,语颇错杂无伦次,与小说的篇名也相符),但从象征的层面看,则“狂人”的“狂”恰恰是他清醒的表现,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真的人”的表现,是他不野蛮的表现。

   小说中的“狂人”相对于那些“不狂”的“众数”而言,构成了一个莫大的嘲讽。在阅读这篇小说时,读者和作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种潜在的“共谋”的,即只有那些具有了现代意识的读者,才能越过小说中的“写实”外壳,进入到作品的“象征”层面,捕捉到作者的真正思想,阅读出小说的真意。

   而作者在这种“狂”——象征手法——“真的人”;“不狂”——写实手法——“动物的人”两种关系的互动和交织中,利用“象征”和“写实”彼此交融的艺术手法,实现“狂人”和“众人”的彻底错位(貌似“狂”的人其实是“真的人”,看上去不狂的人倒反而是可怕的“吃人的人”),不但充分地表达出他对一切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弃决,同时也显示出作者高妙的艺术手法。

   (3)两种“语言”形态的着意并存

   在小说《狂人日记》中,构成作品的主体语言是“狂人”用白话文写成的十三则日记,然而,在这篇小说的开首,还有一篇用文言文写就的“引言”——这样,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就实际存在着两种“语言”(文言文和白话文)并存的形态,而语言作为思维的直接显现,在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语言”的背后,昭示着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形态和由此生发出的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两个分属不同领域的生存世界。

   因此,语言的不同实际意味着思维的不同,世界的不同。在小说中,很显然,文言文是属于那个旧的、多数的、似乎“正常”(从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吃人且被吃的、野蛮的)的群体,而白话文代表的则是新的、少数的、先觉的、现代的(从不具有现代意识的角度看则是“狂的”、“疯”的)个体。

   鲁迅在《狂人日记》这样一篇以白话文为主体的小说中加入一个文言文的“引言”当然不是一种无意。事实上,白话文和文言文在《狂人日记》中的并存正是鲁迅艺术匠心的体现之一。对于“先觉者”和“众数”在思维层面上的根本不同,鲁迅在小说中除了通过谁“狂”谁“不狂”的错位,“写实”和“象征”的交融这两种艺术手段来对之进行表现之外,还借助了“语言”这一最能反映人的思维状况的载体来作进一步的深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思想的最具震撼力之处在于:即便是对具有新思维的新人(“狂人”),他也没有把这个新人塑造成一个突兀而来的全新的英雄,而是对已经具有了新思维的“狂人”自身在其思维转换过程中的局限性和艰难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小说中通过两种“语言”形态的并置对“狂人”进行前后变化的推衍,正是鲁迅这一思想的艺术化体现。

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狂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生存”在“白话文”的世界中,表现他与众不同的“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寄寓”在白话文之中,用白话文写日记,一句话,“狂人”是属于白话文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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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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