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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中国政治与伦理”学科纲要

——(初探)

更新时间:2017-04-29 14:21:36
作者: 柳昌清  
而且在政治上对诸侯和卿大夫的控制力也很有限。宗法分封制度的维系主要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靠约束力不太强的礼来规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宗法分封制长期运行,必然增强各诸侯国的独立性,导致全国性政权(王室)的衰微。西周末期王室衰微导致的主要是诸侯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劳动力而进行的战争,其发展就沿着怎样保证中央政治权力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散和衰微的路径演变,最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自耕农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体制使经济缩小了规模,不再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构成威胁。这种制度也有很大的弊端,最高权力的个人占有和世袭制,使任人唯贤从根本上受到阻碍,使法治不能贯彻到底,变成了人治,容易造成自上而下的腐败和决策失误。中国经过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终于创立了现代的政党制度和共和制度,取消了最高权力的世袭和独裁,开始了政治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进步,进一步扩大了政权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吸收政治人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控制权力和整合各界各方面力量的经验、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经验、领导军队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经验、立党为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等,为中国现代政治和伦理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政治原因,一是共产党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伦理道德要求更高;二是共产党的政治控制能力在许多方面比国民党更强。

  

   当然,政治控制力的强度不能违反“反作用与作用”原理,造成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阻碍、干扰和破坏,造成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扰和压抑。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重视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改善政治控制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集权偏好发展的长阶段,也有分权逆转的中阶段和小阶段。如辛亥革命就是分权逆转的中阶段,这样的阶段对政治进步极端重要,但却表现为不稳定,因为强大的集权惯性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总的趋势将是分权逆转的长阶段,在这个长阶段中,也会出现集权偏好的中阶段和小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政治从表面来看可能还是稳定的(因为集权偏好惯性在起作用),但是对政治进步有阻碍作用。

  

   七、社会治理:治乱兴衰的循环/持续规律

  

   中国是政治主导的社会和政治/伦理型文化。在古代几千年的政治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善治的典型,如尧舜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诸葛亮治蜀,等等。也出现过许多反面典型和人物,如桀、纣、烽火戏诸侯、秦二世而亡,等等。与此相适应,还产生出许多关于治国之道的精彩论述。例如,《管子》中就讲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刘向的《说苑﹒政理》中,也有两段讲得很好:

  

   武王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曰:“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败,生之勿杀,与之勿夺,乐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谊也,爱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故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武王问于太公曰:“贤君治国何如?”对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举过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慝,下不阴害,不幸宫室以费财,不多观游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宫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此贤君之治国也。”武王曰:“善哉!”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却是陷入“治”与“乱”、“兴”与“衰”、经济恢复与毁坏、人口快速增长与急剧减少的循环之中,一直没有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进步。进入近现代以来,虽经多次变革,但前进的脚步仍然很慢、很难。现在研究社会治理,我们不能不集中于“周期律”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945年7月 ,黄炎培到延安考察。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三部分  中国政治与伦理的现代化

  

   八、伦理公理化

  

   (一)从人伦道德到公共道德

  

   中国古代的道德是从人伦出发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有忠(君臣关系)、孝(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节(夫妻关系)、义(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出发、带有一定的公理性质的道德规范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仁”的公理性质是“爱人”(“仁者爱人”),其伦理性质是“等差之爱”,爱自己的孩子与爱别人的孩子是有“远近”区别的。而更深一层的公理性质又要求爱人如己,推己及人。“义”把对兄弟、朋友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等伦理性质抽象出来,变成了在社会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和关系(如交往、交换)中都适用的公理。“礼、智、信”分别是包含有一定公理成分的伦理实现的制度、观念和道德条件。

  

   中国古代的道德是在农耕文明、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社会的条件下形成的。现代社会是工业和信息文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要求基本道德规范更多地反映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容,“公理”的成分更多,甚至完全变成“公理”。这对中国的道德建设来说,需要来一个大的提升和改变。

  

   当代中国基本的道德规范应当有哪些呢?笔者认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应当是公正、诚信和仁爱。

  

   “公正”应当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理”。做人、办事、决策、设立制度、发表言论,等等,都要讲公平正义。“五常”中的“义”,就包含有“正义”的内容。做人不讲公正,就会弃善从恶;办企业不讲公正,就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商不讲公正,就会搞坑蒙拐骗;官员不讲公正,就会营私舞弊;法官不讲公正,就会徇私枉法;学者不讲公正,就会昧着良心发表言论。企业不讲公正,就会污染环境;政府不讲公正,就会做出伤天害民的决策;执政党不讲公正,就会使社会治理背离正义;理论家失去公正,社会就无真理可言。只讲忠孝节义而不讲公正,忠孝节义就会由善蜕变成恶。例如,一个官员如果以权谋私,可以为了得到提拔或庇护对上司很“忠”、对父母很“孝”、对亲戚朋友很“义”,但却对其他不沾亲带故的人歧视、刁难、勒索,对下属和群众为所欲为。

  

   人民有了公正之心,国家有了公正之法,社会有了制度的公正,政府有了权力的公正使用,接下来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诚信”。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下,诚信具有广泛的必要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没有诚信,在市场经济中,商品和服务难以顺利交易,卖方难以取得买方的信任;在民主政治中,政策难以落实,政府难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五常”中,虽然也有“信”这一范畴,但排在最后。在古代的自然经济中,商品交换是偶然的。在宗法专制政治中,人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都使“信”发挥作用的的范围和程度受到很大限制。现在我们要把“诚信”提到重要位置。

  

   “仁”是中国古代道德规范中公理性很强的范畴,所以我们要加以提升和保留。“仁”的含义中,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包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迖而迖人”。这可以说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和对待他人的基本原则。这里面也包含有公平待人和公平竞争的含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迖而迖人”可以这样来理解:自己想立业、立志、立身,也要保持公平竞争,让别人也能在同等条件下立业、立志、立身,不能为了自己能立业、立志、立身,就设立不公平的制度、制定不公正的政策、采取不正当的手法,让竞争的对方不能立业、立志、立身;自己要成功,也要保持公平竞争,让别人也能在同等条件下成功。“仁”的“爱人”,包含平等待人、尊重他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人道主义内涵。在公平正义和讲诚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仁爱”,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增强道德的积极作用,创造一个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

  

   (二)从政治伦理到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人从古至今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整体偏向,这就是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重视“行动”而轻视“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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