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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中国政治与伦理”学科纲要

——(初探)

更新时间:2017-04-29 14:21:36
作者: 柳昌清  

  

   政/法治与德/规原理的涵义是:在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引导下,由民众和社会(包括家庭、社区、企业、社会团体、行业、市场、群体、党派等)约定俗成而形成的礼规约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社会治理中起主要作用;由行政活动和政策引导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规在社会治理中只起补充作用。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就会形成多数人自觉遵纪守法的有序社会;如果把这个关系处理错,忽视伦理道德教育,不顾民间社会规则,治理主体变成了行政领导人的意志,民众和社会变成了治理客体,那么,就会出现无序的局面。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与伦理的演变规律

  

   五、政治利益:为公/为私的蜕变/新生规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描述过两条不同的阶级及国家产生的道路:一条是奴隶制形成的道路;另一条是“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的过程。

  

   从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出发,通过深入研究有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私有制和国家的形成,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种是生产资料私有化(即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趋势;另一种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并通过私有权力占有生产资料,谋取私有利益)的趋势。这两种趋势既相互推动,又相互制约。在公共权力私有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专制君主和专制国家会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发展,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公社所有)的现状,或者把它变成国家所有。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资料附属于政治权力,从而有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有利于解决财政问题。在生产资料私有化趋势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私有资产的占有者(如奴隶主、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就要组织起来,防止和限制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可以把第一种情况称为权力私有化的方式,把第二种情况称为资产私有化的方式。

  

   资产私有化方式的典型,当推古希腊;而古希腊各城邦中,又以雅典为典型。

  

   古希腊城邦的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希腊已进入使用铁器的时代,铁矿的开采和冶炼、制陶、造船等工业相当发达;耕地用的木犁装上了铁铧,耕地面积逐渐扩大;再加上希腊与东方的贸易,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公元七世纪时希腊开始使用铸币,这是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雅典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的不断改革,就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产私有制的形成为基础的。

  

   约在公元前八世纪,雅典城邦开始形成。根据古代传说,雅典国王提秀斯当时就实行类似君主立宪的制度,制定了第一部宪法,规定在雅典设立一个中央管理机关,把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转归它统一处理;同时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这一方面反映出国家机构开始代替氏族机构,另一方面也初步反映出雅典的国家权力是以资产的占有为根据进行分配的。

  

   雅典政治制度的演变继续向限制君主权力的方向发展,国王的职位后来由世袭改为选举,雅典成为一个共和政体的城邦。城邦的首脑是执政官,最初是终身制,后来改为十年一任,公元前七世纪初改为一年一任。执政官共有三名,国王职位居第二;另外还有六名司法官,总称九执政,都从贵族中选举。另一个掌握军政大权的机构是贵族会议,由担任过执政官的贵族组成,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可以说,这时的政治权力已经由国王手中转移到了贵族阶级,权力有所分散,权力私有化的程度有所降低,这与贵族阶级掌握着最多的私有资产是分不开的。

  

   后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工商奴隶主掌握的资产增多,这一阶级也要求政治上的相应权力。于是,在反映这种要求的梭伦改革中,又按照资产的多少把全体公民重新分成四个等级:五百斗级(年收入达五百斗者)、骑士级(年收入达三百斗,能养一匹马者)、双牛级(年收入达二百斗,能养两头牛者)和日佣(年收入在二百斗以下者)。五百斗级可以任司库官、执政官以下一切公职;骑士级可以任执政官以下一切公职;双牛级可任小官吏;日佣级不得任公职,但是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前仅贵族可以参加)。这样,资产便成了政治权利的基础和根据:有了资产便有了参政的权利;拥有的资产愈多,权利就愈大。这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时的逻辑顺序正好相反。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条件下,政治权力是资产的基础和根据:谁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天子、诸侯、大夫……),谁就能分封到相应的土地和劳动力;位置愈高,地位愈显赫,分封到的土地就愈多、位置就愈好。

  

   中国古代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是典型的权力私有化的方式。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在尧、舜、禹的时代,公共权力总的来说还没有蜕变,部落联盟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部落酋长会议。部落联盟大酋长的接替,实行“禅让”制,即由原来的大酋长提名,部落酋长会议通过,来确定新的大酋长。禹去世前,部落酋长会议确定禹的接替人(新的大酋长)是伯益。禹去世以后,禹的儿子启代伯益而成为新的大酋长,破坏了“禅让”制,使大酋长的职位成为世袭。这标志着权力私有化在中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阶级社会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形成前后的对比,古书中已经有所记述。《礼记·礼运》中把阶级未产生之前的社会称为“大同”,而把阶级形成的社会称为“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阶级社会(“小康”社会)与原始社会(“大同”社会)在特征上的种种不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上的区别,如“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谋用是作而兵由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等等。从整体特征和性质上来说,“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公共权力为公众服务;“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的社会,公共权力已经开始向私有权力蜕化,为家族和小集团的利益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语)为了在权力私有化的条件下继续执行社会职能,就需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而且需要继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到了专制社会,政治权力进一步由大私( 家族、氏族) 集中为小私( 皇帝)。 当然,这里的国家权力,在为“朕”的同时,还保留有其公共职能的一面,即统治者还要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政治伦理思想领域,存在着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扩大国家权力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同取向。其中,以韩非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理论思想,被秦始皇所用,转变成为制度并得到沿袭,使政治权力为私的偏向极大加强。具有民本主义取向、主张仁政的儒家思想和具有限制国家权力取向、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对这种偏向具有一定的矫正和抗衡作用。上述思想都是在政治主导型文明的范围内思考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和伦理主张的。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的墨家,其政治伦理思想则脱离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实际,具有了经济主导型文明的价值观取向,因而不能被接受,由显学变为绝学。为什么主张克己复礼、具有恢复宗法制度倾向的儒家思想和具有恢复原始社会无为而治倾向的道家思想能够在专制制度条件下有积极意义? 这是因为原始社会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很有限,也很少有权力为私的思想和行为;宗法社会权力为私的倾向还刚刚开始发展,权力为公的成分还比较多;在专制制度建立后,为私\为公的平衡被打破,向为私的方面极大倾斜,滥用政治权力的事情容易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好像是倒退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反倒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到了近现代,政治权力开始由为私转向为公,由专制转向民主。在这个变革和过渡阶段,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局势起伏跌宕,既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不断把变革引向深入的正面事件,也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蒋介石专权等专制制度的阴魂反复出现并逐渐减弱的反面事件。这些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政治权力继续独裁还是民主化、是用来为公还是为私而展开的,最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伦理理念和新的“禅让制”。这样一个政治权力和利益从“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再变为“天下为朕”,最后在近代“天下为公”的观念和制度又获得新生的长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长周期”。

  

   中周期:一个新的政权(王朝)由开始能够考虑到民众的利益,“与民休养生息”,统治者比较节俭,逐渐演变为追求奢华的生活、盘剥民众、官员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的蜕变。蜕变后被新的政权(在为公、为民方面做得较好的政权)代替的新生。中周期的延续就是所谓的“周期律”。

  

   短周期:一个新的统治者(皇帝、领导人)上台(登基)后,改革弊政,惩治腐败,改善民生,政治向为公、为民的方向改进;统治稳定后转向骄横、好大喜功、腐化堕落,使民怨沸腾,这是小的蜕变。另一个新统治者上台(登基)有可能带来新的希望(新生)。新生是优秀政治文化基因(其中包括为公为民传统)的新生。

  

   六、政治权力:集权/分权的偏好/逆转规律

  

中国政治有着集权的偏好,所以从古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历史上,早期实行的宗法分封制政治制度,还保留有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许多特征,没有完成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分离,没有形成严密的权力控制体系。天子不仅在经济上权力有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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