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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中国政治与伦理”学科纲要

——(初探)

更新时间:2017-04-29 14:21:36
作者: 柳昌清  
愚民政策阻碍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传播,导致社会意识的短视甚至愚昧,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宗法\专制统治者为了统治的方便,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在生产力水平领先世界的条件下,长期禁锢在自然经济的形态中。在科技教育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通过科举考试,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逐渐引向维护统治方面。使得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以前,这一原理并没有被明确认识到,只是通过一些侧面性思想得到反映。例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的意思是,人以地为生存的基础,要遵循地的规律;但地又要以天为基础,遵循天的规律;天遵循的基本规律是道;道又存在于自然事物中。这一思想体现在国家治理上 ,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不能单凭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强作妄为。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基础,道家在治国的问题上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包含有尊重人权,减少政府干预的意思。老子认为 ,政府实行过多的限制性政策,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使老百姓更加贫困。“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我无事而民自富”。只要不过多地干预老百姓 ,老百姓就会自己富裕起来。老子用烹小鱼为例,来说明治国理政的道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鱼煎烹时不能频繁地搅动。治国也是一样,要想使社会有序,就不能不断地用政令来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为补充、代替、阻碍、拔苗助长等方式,其中补充有积极作用,阻碍和拔苗助长都有消极作用,代替在特殊情况下有积极作用,更多情况下则是消极作用。这一原理的涵义是:在中国社会结构条件下,很容易形成政治对经济、科教文(第一生产力)、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力;但是,中国政治首先要明白的真理,就是只有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及其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作用力,才是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主要是由于宗法/专制政治及其意识形态阻碍市场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所造成的;落后挨打以后,反作用干扰又主要表现为“拔苗助长”(“左”的思想及路线)。

  

   改革开放在前一个阶段,中国政治自发地遵从了“反作用与作用原理”,开放和发展倒逼改革;在后一个阶段,由于制度和思维惯性的作用,偏离了 “反作用与作用原理”,改革的阻力增大,出现偏差。在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总结中,才最终明白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白了政府要“简政放权”,“自我革命”。

  

   三、政权的合法性:自控制与载/覆原理

  

   政权的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中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也有所思考和讨论。最早的观点,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天(上帝),君主“受命于天”,替天行道,宣称君主是“天子”(上天之子)。改朝换代的事实,使人们开始质疑这种观念,从而萌发出“皇天无亲, 惟德是辅”的思想,即上天依据德行来决定是否接受和继续辅佐一个政权,统治者要用自己的德行、德政来“以德配天”,才能获得和保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君主要想持久地拥有政治权力,一方面要在天意之下不断修身、正己,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施政的过程中“保民”。“民”是指与君、臣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庶民。民是政权的支撑者,也是政权的推翻者。

  

   中国社会因为政治处于主导地位,缺乏经常性从外部制约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所以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政治体制内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控制,防止滥用权力,侵犯被统治者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最后被推翻。这不仅体现在“坐江山”的时候,而且体现在“打江山”的过程中。那些能够获得政权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在“打江山”的时候,就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人民的愿望,不侵犯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才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支持和参与,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最早自发认识到这一原理的是周公,他提出了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自控制主张。如果说,周公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论述的,那么,孔子、孟子和荀子则从思想家的角度对这一原理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讨和论述。荀子以形象化的论证使这一原理得到阐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统治者能够自我控制,不侵犯民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民众就可以承认和接受其政权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放松甚至放弃自我控制,侵犯甚至剥夺了民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该政权就失去了合法性,民众就会背弃它,推翻它。

  

   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的政治受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制约,议会制竞选、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制度,实质上就是经济力量控制和制约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方式。这种机制使政治权力在外部受到社会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的经常性制约,产生滥用权力、发生腐败行为的机会比较少;但经济主导型文明也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资本的力量)难以控制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集团要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严环保政策造成资本利润难以提高的束缚,在全球寻找赚取高额利润的机会。资本集团这样做的结果,使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工人大量失业、政府财政亏空、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两种不同的文明和社会中,都存在着处于主导地位的力量缺乏足够的外部控制力度的问题,都需要自控制。在过去,西方资本力量的自控制主要靠基督教伦理,中国皇权官僚政治力量的自控制主要靠儒释道伦理。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也存在着社会对政治的外控制。最主要的就是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式的外控制。这种方式虽然是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但它经历的周期长,只有当大多数人民苦于恶政而生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发生,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性也大;而且,推翻一个王朝后,新建立起来的王朝仍然会走上由于腐败而灭亡的道路。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也能起到从外部控制政权的作用。例如,其他国家政权的争夺和战争威胁,能够促使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增强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起到一定的防止腐败发展和蔓延的作用。但是,这种控制也会转向统治者通过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取得苟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造成灾难。再例如,异质文明(如经济主导型文明) 的竞争和威胁,能够促使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进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政治主导的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和经济力量仍然不会形成对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的有效制约,仍然需要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进行自我控制,自控制仍然起主要的作用。

  

   自控制包括政治信念和道德控制(自觉和自律)、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集体对个人的控制、监察制度的控制、纪律约束、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其中政治信念和道德自律是自控制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自控制能够使德才兼备的贤能之人居于上位,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资源,发挥较大的作用,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种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扩展到商品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中,又形成了儒商精神和儒士精神,从而使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只有在重视群体和社会的伦理普遍形成的基础上,才能够涌现和选拔出国家所需要的大量德才兼备的人才,既保证国家能够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保持社会的稳定,又能够进行自我控制,不断地对从政人员进行信念和道德教育,防止或减少懈怠、以权谋私等行为的发生,清除腐败分子,以保证国家机能的正常发挥。

  

   四、治理的合序性:政/法治与德/规原理

  

   这一原理最早由孔子分析提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发展到现在成为“法”,“礼”发展到现在变成各种“规”(礼规、乡规、行规、校规、厂规、党规,等等)和文化(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等等)。

  

   从夏礼、殷礼算起,礼在中国已有四千年历史。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礼乐文化,对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礼规从根本上说,就是依托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借助于各种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礼仪和规范,使每个社会成员在潜移默化中感觉到群体和社会的存在,明确自己在群体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自觉承担起必要的伦理责任,以保障社会在各个层面的稳定、协调和有序地运行。这些礼规,包括出生、生日、成人、婚姻、丧祭等家庭和亲友参与的活动仪式,乡村、社区、学校、企业、政府机构、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制定或自然形成的章程、规定、纪律以及节日庆祝、宣传、表彰、惩戒、文化体育等活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行会、学会、协会等举行的会议、典礼、仪式,等等。

  

   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争則乱,乱則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形象化、制度化,行为化,得到传承和延续。渗透融合在各种礼规中的信仰和道德观念,潜移默化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可以起到像西方国家宗教活动、宗教信仰给人们的理想追求和终极关怀的作用。《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同时,礼规又可以有效地防止好的道德品质发展为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只有通过礼的矫正,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才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道德和礼规建设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严刑峻法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治国策略,“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一味信赖严刑峻法,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指出,礼与法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也表明,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合适的道德教育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礼规建设作为基础,单纯依靠政法治理,必然会出现“民免而无耻”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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