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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留学生的归国体验与新文化运动

更新时间:2017-04-25 15:03:25
作者: 王彬彬  
但由于去过一趟不存在这种残忍行业的国家,对于突然间重新见到黄包车,我没有思想准备。当我带着少许行李下船时,马上至少有十几个黄包车夫围上来,问我的去处。我瞧瞧四周,想找平常的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只好勉强将旅馆的名字告诉那些苦力。一时间真像是炸开了锅,那些可怜的人们每个都报出自己的车价,以一两分钱之差想抢得拉我的机会。这真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如果有人想看到男人们为了生存而拼命竞争的话,那他可能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了。我一阵惊愕,遂将行李扔上其中一辆车,自己则跳上了另一辆,不管他们报价高低。那两辆车带着胜利的叫声出发了,其余的人则耸耸双肩,明显地感到失望。上车以后,我可以从容思考了:为什么同样是人——特别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却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牛马一样来使唤呢?这不仅是一种难以原谅的不公正的行为,也证明在社会体制中有某种极其邪恶的东西使其成为可能。我坐在黄包车上,凝视着车夫的后背,他那两条健壮的腿交替着向前迈进,我则被羞辱所刺痛。当抵达旅馆时,我给每个车夫一块银元,这是他们要价的四或五倍。他们以为我没有零钱,便开始数角子和分头,显然是想给我找零。我挥一挥手说不必找了。我看到他们吃惊地皱起眉头,愈皱愈深,表示不相信。最后终于明白过来,乃至欣喜而笑。他们对我一再道谢,但却不知道,此时我的心正在为他们流血。

   吴国桢的回忆,对于理解那些年间归国留学生的惊愕、痛苦很有帮助。回国后令他们惊愕、痛苦的种种现象,往往并非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并非是在他们留学期间新生的。这些现象,他们出国前也见过,但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在国外多年,没见过这类现象,所以回国乍见便惊愕、痛苦,这只是不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外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新的看待事物的眼光、评判事物的标准。

   蒋梦麟、吴国桢也并非只对黄包车感到惊愕、痛苦。阔别多年的故国,令他们痛苦、惊愕的现象很多。例如,蒋梦麟还写到了从上海经宁波返乡的情形。在宁波上船后,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涌上船拼命抢夺乘客的行李,名义上是在抢生意,但往往稍一大意,你的行李就被抢走了。所以,蒋梦麟和接他的哥哥艰难地从人丛中挤下甲板,紧紧地跟定行李夫,才避免了行李被卷走。而黄包车也远不是唯一令吴国桢惊愕、痛苦的东西,“接踵而来的其他痛苦经历也毫不逊色”。在上海,有过在白天的码头被黄包车夫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又有过在夜晚的街道上,被妓女包围、作为生意的对象争抢的经历,而在北上的火车上,吴国桢也一路受到刺激。火车不守时、车上肮脏不堪,“与我三周前在美国乘坐的火车形成强烈对比”。乘客们大抵面有病容,显示着营养的不良; 车上没有秩序,常常发生争吵; 搬运工总是讨价还价,旅客、尤其是老弱的旅客,总不免受到他们的欺侮、敲诈;座位没有编号,也不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先来者倘是那种体弱之人,即使坐下了,也会被人强行拉开……吴国桢说:“面对这种场面,我感到吃惊”;“就这样,回国仅仅几天,我对祖国和人民的印象就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情况不太好,但现实比预计更糟。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发现贫穷、愚昧、低效和灾难。我现在必然会将国内看到的情况与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太平洋彼岸之国进行比较,但还未发现前者有哪一处胜过后者,对此我深感痛心。是的,我知道我们总是可以夸耀自己古老的文化和过去的光荣,但对一个刚刚触及现实的人来说,那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留学生归国后所受到的刺激,留学生面对离别多年的故土而产生的惊愕、痛苦,必然深刻地影响他们日后的政治理念、文化姿态。吴国桢这样的人,选择了从政,而归国体验当然也影响了他的政治风格和政治观念,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与这份归国体验,也多少有些关系。而像蔡元培、陈独秀、周氏兄弟、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表现,都与归国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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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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