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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

——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

更新时间:2017-04-24 12:08:57
作者: 吴俊  
用造成2015年股灾的一个金融术语来形容,就是如同股市资本中的金融杠杆,新媒体语境正成为民粹思潮泛滥的技术杠杆。

   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民粹主义的表现可以为权力的功利动机所用,成为政治动员的一种巨大力量,可一旦它成为撕裂社会的失控能量,从底层反噬权力的驾控,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撼动。在可比较的也是极度相似的性质和程度上,文革中的造反派夺权和红卫兵运动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破坏,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所以,任何一种理性的力量面对民粹主义的泛滥,都必须要有一种谨慎和恐惧,否则很可能形同饮鸩止渴。在此意义上,当今新媒体语境的民主和民粹性格往往难以截然区隔,一方面挑战了传统媒体的规则,另一方面同时也产生着瓦解自我价值和建设性价值的后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某一点上是天然地获得了一致,那便是通过对于传统媒体权力的反抗来达到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及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媒体文学在当今文学市场及其评价的地位,就会有一种更加清晰明了的根本性认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权利分化和重组,为文学的“底层革命”创造了条件和契机。新媒体文学在社会层面上有文学\文化民粹主义支持;而文学\文化民粹主义则是国家民粹氛围的一种特定表现而已。这对传统的文学权利、文学史书写、文学(史)价值观当然就是一种新的挑战和对抗。

   这种对抗在文学的专业层面即美学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则是传统文学的审美经验及批评框架与技术已经不完全适应新媒体文学的写作实际了。这还不是一个写作实践中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批评理论问题。虽然传统文学至今依然怀有一种经典文学出生的身份自负,而且对于新媒体文学多少还有一种隐隐的不便完全公开的美学歧视,但在商业市场和社会评价方面,新媒体文学已然做土豪有许多年了,虽然自觉暴发户和文学市场的新宠还有点缺乏涵养,但自立门户的江湖地位应该已经完全确立。新媒体文学不再是传统文学的跟班,它的技术支持即其文学载体早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其内容创造没有理由一直处在自卑的阴影中。

   所以,新媒体文学的美学经验和审美标准一定会建立,而且,新媒体文学的美学标准一定是以传统文学的不得不妥协为前提,或者,新媒体文学将主导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重建。此时此刻,就是两种文学的博弈时代。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便的分析和表述方式,为了突出需要阐释的核心问题,并无意将“两种”文学又划分成二元对立的两方。事实上,新媒体的出现并不可能将文学划分成截然不同或对立的两方,而只是因为技术支持条件和传播方式等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和生成了文学观念与形态内容的种种差异特性,这才有可能将文学的新质视作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或其雏形。在纸媒的历史上,这种雏形多少次引导出了真正的文学革命。

  

  

   那么,在这堪称文学的千年之变时代,文学批评何以自处、何以作为呢?如上所述,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的博弈,主要将对文学批评理论构成挑战,而非专门为难实际创作。

   情况正相反,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实际创作由此释放了巨大的文学社会生产力,逼使传统文学史的终结,才使得迄今主要依赖传统文学资源的文学批评陷入窘境,同时新媒体语境支持的文学批评理论看来也还尚未成熟,甚至无所作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和困难。从前述的类型化及泛类型形态的文学现象,跨文体及泛文学写作的命名困难,传统的文学等级及精英观念与社会化个人性写作的冲突等,都已经能够看到文学批评在新媒体语境中表现出的理论挣扎。就文学场域中的权利关系而言,文学批评的传统地位已经崩塌,批评家的权威也已遭瓦解。

   此前的十几二十年间,针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有过批评的缺位或失语,理论的“空转”等,但现在看来,那时的说法真还是有点过虑,像是无病呻吟了。相比之下,过往的所谓缺位、失语、空转等,指的实际应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精神状态,是批评主体的懒惰或封闭意识,这种状态源自社会外在条件的约束和压迫——文学批评(家)看不到社会文化利益重新分配中有关自身的利好,造成批评主体的精神萎靡和行动消极,而并非批评本身的资源和能量的耗尽。待到新媒体席卷天下已成蔚然之势的现在,新的问题已然发生,文学批评惊觉传统资源已然不敷所用,即便是再深厚的历史资源积累,也无法从中检出可用的武器。从俗所说,文学的当下活法变了,古典或传统的经验和标准终于不再崇高或重要了。

   同时,专业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价值也无形中遭到了质疑:手上已经没有了批评的武器,理论自信何以建立?又无法有机融入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生态,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何在?加之汹涌的文学民粹主义声音已盖过了任何一种专业理论企图,后者只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性遗留物。

   现在谁还说“经典”呢?还是有人说的,甚至要在21世纪文学中寻找并确立中国文学的经典。但这种经典显见绝非学术概念意义上的经典了,只能作修辞意义使用。我这样说当然就站在了传统学术的立场上,但事实是“经典”已经泛滥,传统的阐释已经系统崩溃。文学批评无从作为,根本上是文学批评无法构成有意义的文学生产关系,也无法成为文学生产力或促进文学生产力的释放与提升。在文学意义上,新媒体语境的语义都是某种修辞的功能体现。

   在政治层面中,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权力的博弈,可以依赖法律来规范、约束和保障。但在文学层面,如果文学批评已经走向末路,那便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社会了。所以,文学史的终结根本上体现的是文学批评的终结。本文在讨论文学史终结的一系列现象中,涉及的根本问题无不与文学批评的终结现象相关联。理论意义上的文学史,首先应该是由文学批评来书写和完成的。如果期待文学批评还有可能的话,或者,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它的文学价值还有可能实现,那需要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浴火重生。

   原文载于《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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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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