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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天津商会的改选及其困境

更新时间:2017-04-20 12:30:17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既非一次集会所能完成,其地址也非仅在一隅,如每次开会均须先期呈报,恐官商双方皆有手续烦劳之感“拟请当局酌定限制,凡同业集会会员人数在若干人以内者,即请格外通融,免予呈报;其集会会员有逾限定数目者,再令先期呈报该管警署,请予转呈,酌派军警届时莅场维持,庶于地方治安、会务进行双方兼顾”。(8)

  

   对总商会的要求官厅再次准允变通办理,于是各业遂加紧重组公会。据总商会致天津市学务整理委员公函透露至12月初己有38个行业建立了公会,1931年初总商会又成立了改组筹备委员会,由22名筹备员组成。到1931年2月14日,天津总商会终于进行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第一次改选,国民党党政方面及公安局都派代表出席。总商会在改选进行之前,还曾向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呈报选举日期、会员代表名录请求备案并予以指导。该委员会准予备案使总商会改选取得合法程序,并派其工作人员陈惠、王蓝田、孙典忱3人“届期前往指导”。在改选大会上原会长张仲元首先致词:略谓总商会今天举行选举大会,承蒙党政当局惠临,本会深觉光荣之至。鄙人既学识毫无,并且脑筋太旧,以致过去的商会,无甚成绩可言,鄙人对之,抱惭良深。今日本会本诸中央新商会法,开改选大会,希望慎重人选,将来可为我辈商界谋利益,且使今后商会,向优越地位做去云云。”(9)当天选举了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包括后补委员)两日后又选举了常务委员和主席。本次改选最后共计选出主席1人,常务委员4人,执行委员10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3人。52岁的上届会长张仲元当选为主席,实际上是连选连任。

  

   从上述天津总商会改选的整个过程看,可以说主要还是由商会自主进行的。虽然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和新商会法颁布的新形势下,这次改选碰到了不少新问题,使改选的过程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得以完成。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天津市政府,实际上都没有对这次改选予以直接干预和控制,国民政府工商部只是通过新商会法以及商会法施行细则在原则上加以把握和指导。不仅如此,天津总商会在改选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而自身难以解决时,只能向官厅请求支持和通融,往往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从而使得商会的改选能够继续进行。连任商会主席的张仲元曾经表示:商会此次改组,蒙党政机关不遗余力的帮忙,今己改组完成,至为感幸。”(10)与此同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报刊史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国民党和地方官府试图借此次改选而控制商会的言行。国民党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在改选前派出3人赴商会予以指导,则是在天津总商会的主动要求下采取的行动,而且他们在改选时并没有指手划脚要求总商会如何做,当然也不能视为国民党对总商会改选的干预。

  

   此外,在天津总商会改选时,除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所派三名代表之外,还有代理市长臧启芳、市党部代表刘不同、公安局第二科科长杜殿元、社会局特选监选代表束颂声等人亲临现场。党政各方如此之多的人员出席总商会改选大会,这种情况在以往商会改选时确实前所未有,过去我们常将类似现象也作为国民党干预或控制商会的表现。笔者认为,仅以此表象断定商会改选受到国民党控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实际上,国民党的党政要员亲临商会改选的现场,主要目的是为了显示对商会这一重要工商团体的高度重视,并非其干预和控制商会的手段。在投票选举的整个过程中,党政要员并无任何偏向性的引导或是强制性的要求,完全由商会自行按照规章进行。在天津总商会选举大会上,党政代表也曾分别致词,从中当可进一步看出这种状况。

  

   市党部代表刘不同的致词如下:

  

   查我国民众团体之组织,以商会为最早,但以前的商会思想太旧,且分毫没有团结,所以甘受一般军阀们的压迫,由其攫取金钱,成为军阀的筹款机关,后来本市虽有商民协会之设立,然其中份子与普通商界仍然隔膜,且与总商会互相肩谢,不能全体共同合作。此次中央规定新商会法,所以现在将以前总商会及商民协会合而为一,纳入正轨向正确方面做去,希望此番改选后,第一应明了改组的意义,第二此后商界应特别团结,如有痛苦,可以尽量报告政府,政府必当尽量容纳,因为目下党部,不似从前,对于民众意见,是绝对接收的,并且对于一切党政设施,尤希望大家尽力帮助。(11)

  

   上引市党部代表在致词中主要表达的意思,首先是说明以前的商会由于思想观念原因和团结不够,受到军阀的压迫与盘剥;其次是承认商民协会与商界存有隔阂,与总商会之间存在矛盾,致使商界无法很好合作,故而取消商民协会,与总商会合而为一;(12)再次是强调总商会改组的意义,希望改组后的总商会团结商界;最后则是表明总商会对于商界之痛苦,当尽可报告政府,政府必当接纳并尽力予以帮助。很显然,市党部代表在致词中对商会的选举并没有任何具体干预。

  

   值得注意的是代理市长臧启芳虽在致词中谈到了选举问题,但也主要只是说明选举的意义,并非强行要求总商会如何进行选举。其致词如下:

  

   今天参加本市总商会改选大会,深觉荣幸,兹就“选举”二字略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有选举略可分为三点:一为系一团体本身之巩固,及公共之利益;二为国民参政意义;三为养成合作精神。以上三点如能都实行到良好地步,则一切政治上之改革,必能皆从此发端。但在进行时,非有良好之选举法,及党政之指导不可,不然便十分困难。希望此次改选,破除情面,选拔真才,来为全市商民谋利益。(13)

  

   除此之外,就本次天津总商会改选的结果而言,国民党和地方官府也没有通过特殊手段安排天津总商会的主要领导人。在改选中当选为主席的张仲元乃是上届会长,完全是连选连任。改选之后天津总商会还力图自主采取一系列改革行动,也体现出继续保持其原有独立民间工商社团的特征。张仲元在就职宣言中表示:仲元学识浅陋,猥蒙诸公不弃,选举为本会主席,自顾疏庸,时虞陨越,然既承全市商人厚爱,敢不竭尽棉薄,惟前途责任远大,凡关全市商业应如何筹谋发展,在本会职务范围应如何积极进行,可谓千端万绪,应作事项甚多,但经济为万事之母。本会以往一因困于经济,二因人材缺乏,故于过去之历程中,仅仅应付环境,缺少建设成绩,此为不可讳言之事实。然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从此本会一切工作,应事事均从建设途径入手。”为达此目的而开辟总商会的新气象,张仲元还提出了整顿内部、指导公会、恢复商报、筹设商业补习夜校、筹设商品陈列所、介绍海外直接贸易等六项工作重点。(14)1931年2月22日改选后的新一届天津总商会职员举行隆重的宣誓就职大会,党政各机关以及社会各界120余名代表出席。张仲元率领22名执监委员宣誓: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中央及上级机关法令,并尊重全市商人公意,努力于本职,图谋商业发展,矫正商业弊害。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15)其所强调的这些内容,无一不是致力于工商业发展和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与以往商会的宗旨及其功能并无变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天津总商会还重订了会议规则。至于誓词中所说之“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中央及上级机关法令”等词语,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己是所有民众团体必须标明的要义,并非商会独受国民党或地方政府限制之表现,而且具体对于商会和各个民众团体来说,类似的文字也只是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政治意义,并不能就此而说明国民党对这些团体实现了严格的政治控制。

  

   二、天津总商会面临的困境与再次改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天津总商会经过第一次改选之后,虽然继续保持了民间独立工商社团的性质,但能否因此而摆脱原有困局实属未知。对新一届商会领导人各界均无不抱持厚望,连官府也认为“这次商会改组,当选委员,均有经验,盼望将来各秉誓词,努力图谋商业发达,并辅助政府从事建设事业”(16)。新当选的商会领导阶层也决心要有一番作为,希望为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但这并不能保证天津总商会就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改选之后的天津总商会仍面临诸多难题,一直处在困境之中,致使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不久即萌生辞职之意。

  

   首先是总商会的经费十分短绌,不仅无法开展相关活动,甚至无力支付专职工作人员的薪资。按照商会法的规定,执监委员等均为不领薪水的义务职,但各种专职的工作人员则领取月薪。而商会的经费一般都是会员缴纳的会费,除偶尔获得部分捐款外,并无其他经费来源。从天津商会档案文献中获悉,会员拖欠会费的情况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经常是入不敷出。在国民政府初期这种现象不仅未改变,而且更为严重,导致多年的欠帐一直未能处理,其中仅房租一项此时即拖欠万余元。尤其到1932年初旧历年关迫近之际,总商会“经费异常短绌,所有员役薪工及一切杂项开支并归还借垫等项,共计约需6000余元,皆尚无着”。最后经执监委员联席会议议决:由全体执监委员各暂垫借银洋300元,以维现状”(17)。在这种难以为继的状况下,指望天津总商会能够有所作为显然不切实际。

  

   其次是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在此前后一直未能走上正轨,“近数年来,商民外受强敌之蹂躏,内苦苛杂之剥削,久己元气大伤”。即使是在国民政府建立后,也不可能迅速改变这种情况。加上天津的社会治安也极为混乱,暴徒滋扰时有发生,以致“社会失去常态,商业因而凋零”(18)。天津总商会对此种状况同样无力扭转,当然也就难以得到广大工商业者的称赞与拥护。

  

   再次是天津总商会与其基层组织同业公会之间开始出现隔阂与矛盾,也影响了总商会的正常运转与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前己述及,总商会会员分为各业公会会员和单个商家会员,其中各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不仅实力较强,而且为数更多,是总商会组织建构最重要的基本元素,也是总商会借以开展各项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如果得不到各个同业公会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总商会将难以有所作为。由于上述经费短绌和工商业发展困顿两方面原因,而天津总商会又一直无法扭转,使得各个同业公会对总商会的不满情绪也开始蔓延。例如对总商会新一届领导人的辞职之意,各同业公会就曾联名向天津总商会表达了不满:我主席、常委诸公,受各业付托之重,应如何勉膺艰巨,渡此难关,讵可轻言辞职,以负商界之望。(19)

  

   到1931年底,总商会主席张仲元等人仍再三要求辞职,随后常务委员杨西园、执行委员孙俊卿、监察委员赵聘卿等也先后请辞。天津社会局敦促总商会予以挽留,请以地方为重,共济时艰。天津市各同业公会也联名上书,请求新一届总商会领导人不负商界之望,共渡难关。在各方敦劝之下,张仲元等人虽暂未辞职,但总商会面临的难题并未得到解决。在1932年2月11日召开的第8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均认为:改组以来,年余于兹,对于内部整理,迄未实现。余如经费一项,亦复极感困难,一应开支,往往皆赖借贷,以资度活,以致诸务进行绝少发展,外间责难迭有所闻。为此,决定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即日着手从事整顿,所有全体职员及差役一律先行停职,听候另行聘用,并拟具整理办法及薪额等项”(20)。常务委员会经过讨论,同意将执监联席会议拟定的专职工作人员薪额照原案通过,以节省总商会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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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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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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