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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及启示

更新时间:2017-04-17 10:21:31
作者: 鄢一龙 (进入专栏)  
政府需要发挥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同时引领市场资源参与建设。其次,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仍要将地方政府看成社会财富创造的重要一环,而不是转向监管型与服务型政府,保护地方发展与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授权,鼓励试错,提供更多的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

  

   3 实现不平衡性与平衡性的辨证统一,推动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的发展。” [10]发展是平衡性与不平衡性的对立统一,是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方面发展需要强调平衡,建设时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11][i]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需要微观活动主体的发展均衡,同样需要有意识的自觉引导的平衡。

   另一方面,发展同样也不可能搞四面出击,而是需要先重点突破,由点到线再到面。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不平衡性入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2]就是从不平衡性重点突破,再逐步实现平衡性的完整战略构想。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往往是快速增长几年之后,需要慢下步伐,进行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动能转换等,又进入新的一个较快增长周期。这种周期性不但是自发的经济周期,也是自觉调控形成的周期,我国周期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改革开放之初的调整,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都对经济发展进行了主动的结构调整与治理整顿,并随后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黄金增长期。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阵痛期,就是由于旧平衡、旧常态(超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差)向新平衡、新常态(中高速增长、增长质量较好)转变而产生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后开始进入下行周期,到现在已经八年,已经和前几轮的下行周期相当,同时也处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时期,这将为“十三五”下半期进入一个新的质量更高的快速增长阶段奠定基础。

   从空间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平衡的波浪性前进。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虽然采取了均衡发展战略,但是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1952年的58.5%上升到92.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了地区差异发展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地区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1990年的55%,随后持续上升,到2004年达到峰值,随后我国的省级地区人均GDP差距开始逐步缩小,目前已经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2014年省级真实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为43.5%。[13]这一方面是市场机制条件下的人口自由流动,资金、技术、产业梯度转移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又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协调政策推动的结果。

   这一基本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既要有先行军,又要有整体推进。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很形象地指出的那样,不能像铁拐李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比较偏颇。建设时期,我们就出现了,工业腿长,农业腿短;重工业腿长、轻工业腿短的问题。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也出现了经济建设腿长,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腿短的问题,影响了发展的协调性。

   同时也要求既要发挥长板效应也要克服短板效应。长板是发展优势与发展强项的集中体现,短板则制约着长期发展与整体发展,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短板,需要及时加以补足。新的时期,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弥补发展的短板,及时将长板优势转化为补齐短板的动力,增强发展的后劲。

  

   4 推进自主性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是双刃剑,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而许多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陷入了落后与受剥削的境遇,其中原因就如同桑托斯指出的那样在全球化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能够自主实现增长,而另外一些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只能作为那些国家增长的反映来实现增长时,就会形成单方面的依附关系。[14]因此,在一个不均衡的全球化过程中,光强调开放是不够的,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只有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繁荣,万邦精华皆为我所用;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殖民地,甚至解体,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融入了全球化,从全球化的边缘化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与领导者,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理念,带动了中国的高速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原因就在于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所以说能够在利用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又避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恰恰是中国具有中国化全球的能力,所以中国才成为全球化的大赢家,而不像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侵掠对象。

   自主性开放就是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辨证统一。开放是为了自主,而越自主就越能开放,二者不可偏废。如同习近平指出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15]

   中国近代以来的国门是被西方野蛮人的坚船利炮轰开的,独立自主一直是有自尊的中国人的梦想。在新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条件下,毛泽东仍然不容许苏联人继续染指长春铁路与旅顺港,[ii]坚持中国要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而不是给苏联做配套。这也是为何在异常孤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不急于和美国人改善关系,而是要在具有强大国防能力之后,才做出重大决策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起点。

   中国对外开放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在国家安全、国家统一、海外战略利益上的自主性,不需要依附于其他超级大国。而这一条恰恰是以强大的国防实力为前提的,特别是在建设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得中国能够有效抵制各种安全威胁和核讹诈,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七十年和平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创造了根本性条件。[16][iii]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国,2009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6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国际标准产业大类中,2010年中国已经有17个大类成为世界第一,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616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172中产量居世界第一。[17]

   2013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制造业贸易额的比重增加至17%,是当今世界最大出口国。[18]正是具有这种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开放条件下,消化、吸收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实现自主性增长与工业的转型升级,而不是成为全球分工体系中依附性与被剥夺的环节。

   在创新上同样需要自主与开放的统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创新的后发优势,通过技术引进,实现了迅速赶超,没有自主能力的开放是低水平的,甚至是危险的,大飞机的上马、下马、再上马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同样注重引进吸收再创新,同时,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使得它能够扮演创新集成者的角色。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中国引领型创新优势正逐步形成,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发明专利申请数从仅占全球的3.8%,提高到38%,居世界第一,为美国的1.7倍;国际期刊论文数不足全球的3%,提高到15%,仅次于美国。中国已经在多个重要领域和方向上跻身世界前列,处于领跑的位置。

   在新时期,中国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从全球化的积极接受方到全球化的主动领导者,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开放,从接受外部的能量到向外部输出能量,从利用全球资源到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这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与更加不确定性条件下实现自主与开放的统一。

   “十三五”规划是中国首个站在世界地图前谋划的五年规划,提出了中国向外开放的完整构想,是中国开始具有全球战略的一个标志性规划。包括: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战略,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动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积极参与2030可持续发展历程,在全球气候减排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发挥领导力等。中国走向全球的姿势会和以前全球性大国很不相同,既不会去建立殖民地,也不会去输出霸权。它会是一种很中国的方式,例如义利兼顾、义在利先,取信于人,共商共建,美美与共,这也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如水之善利万物而就下。这是一条新路,在群狼环伺的全球竞争中,是否能够走得通,仍需经受历史检验。中国走向全球的过程,实际上是走向不确定世界,无论是个人、企业、国家,都会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原先那个熟悉的、可控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如何不在不被汹涌的波涛所吞噬,而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壮大自己,这是开放发展,最为真实的挑战,这又是中国从巨大走向伟大,实现新的能量级跃迁必须跨越的门槛。  

  

   5 发展根本上要发挥人民主体性,这就需要在辩证关系中把握两个积极性。

  

   发展根本上是要调动人民的主体性,但是如何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是一个难题。人民主体性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辩证关系的双方既互为主体又互为客体,双方既能发挥各自积极性,又能有效地协作,从而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19]不但中央地方关系如此,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展比较好的时期,都是两个积极性发挥比较好的时期。

   在城乡关系上积极性上,也是通过发挥城镇与乡村两支就业队伍的积极性实现了快速协调发展。建设时期,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广大农民一直找不到有效参与工业化的途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个不成功的尝试,城乡人口、劳动力隔绝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在乡村4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20]

   70年代初,我国的社队企业开始发展,到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5年占乡村就业达到26.2%,占GDP比重达到了24.0%,出口交货值占出口额的比重达到了43.3%,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全球化的途径。到九十年代,开始鼓励农民进城打工,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到2012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为2.6亿,农民逐步融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我们需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建国初期,我们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随后多次下放权力,但是没能打破“一统就死,一死就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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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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