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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儒家文化圈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浅析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更新时间:2017-04-17 00:01:52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儒家重视“秩序”,个人服从家庭和社会利益,个人主义和自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基本的、积极的价值,但是在东亚,它们的内涵却是自私和没有规矩。在儒家看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个人主义将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维持社会的集体利益。在东亚国家,政府的角色仿佛一个大家长,百姓赋予其家长的权力,但同时希望他担负起家长的责任。在儒家观念中,政治的清明有赖于一个有德行的“家长”,对统治者的“德行”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制度建设的强调。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4]因此,对于政府及为政者的道德意识在东亚社会得到更多的强调。霍夫斯泰德在研究文化时界定了文化的四种价值观维度,东亚国家在这些维度上表现出较大的共同性。这四个维度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阳性主义和阴性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15]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和日本、韩国等国在高度的“集体主义”和“权力差距”上与西方国家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差距两项上差别很大。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拥有一个区分自己人团体和外人团体的严格的社会框架。人们期望得到自己团体(亲戚、家族、组织)的眷顾,作为回报,他们忠实于该团体。[16]儒家文化非常强调群体意识,《礼记》中的“礼运大同”思想,儒家的“仁”的思想也体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集体主义和他人取向的文化特质使得东亚社会的从众心理特别严重,传播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权力距离”是另一种文化价值观维度,霍夫斯泰德发现,在一些文化中,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和受权力控制的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权力距离高,而在其他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密和平等,这即低权力距离。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权力高度集中,地位和等级非常重要。儒家文化讲究“尊卑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成了种人伦关系,也构成了一种等级秩序。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拥有更多的权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无疑是一种“高权力距离”社会。这种权力等级也体现在各种传播体系中。如在教育传播中,教学的过程以教师为中心,在大众传播中,信息传播以政府为中心也为一种共识。实际上,在东亚国家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紧张和对立,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或“服从”关系。政治学者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儒家传统文化使得东亚的威权政府(如中国大陆和台湾)获得了比欧美政府更大的民众宽容度。以集体为中心的等级式权威关系下的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消极,即便有政治参与,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劝谏”和“帮助”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17]媒体的表现也一样,他们不是以揭政府的短为能事,而更多的是“辅助”政府这个“家长”行使社会公共职能。东亚国家的媒体很少会像西方媒体那样把政府视作“天生的恶人”,因而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第四极权力。东亚媒体在对政府的立场上“温驯”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东亚的儒家文化中,政府是作为一个“家长”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在权力格局中,媒体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府的管辖之下。

  

   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史蒂夫·奎沙在《在日本做生意的交流问题》中将日本的文化模式概括为“集体主义”“等级主义”、“正式”、“社会稳定”四个特质,[18]这四个特质显然都和儒家文化有关,这些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媒体的运作。以1958年日本媒体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修订报道为例。1958年10月4日,关于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开始在东京进行。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报纸关于修改问题是极为低调的,没有一家报纸反对修改条约。当时各观点都是“支持或赞成修改”、“有条件进行修改”,没有一家报纸主张“反对修改”。但是社会上的舆论与报纸并不相同。这从《每日新闻》在1959年8月11日至13日的所实施的舆论调查便可以看出,这一结果发表在8月26日的报上:“促进修改安保”仅为7%,“立即废除”为6%,“暂缓修改”为20%,“维持现状”为15%,“不感兴趣或不清楚”为40%。其间,由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议会召集的第八次统一行动于1959年11月27日付诸实践,东京约有2万人的示威人群高喊“终止修改安保条约谈判”的口号冲进了国会,翌日,各报以“国会空前的危机”、“革命前后的状况”为题进行了指责性的报道。[19]媒体对“家长”的忠诚基于对“民众”的忠诚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与日本相似,中韩国两国的媒体对政府的依赖与顺从也较为严重。中国媒体自不待言,韩国媒体也是如此。2008年5月,韩国总统府以“使国民陷入不安,损毁政府形象”为由将曾导致“牛肉风波”愈演愈烈的MBC电视台《PD手册》节目告上法庭。8月,又以“管理不当”之名罢免KBS电视台总经理郑渊珠。媒体则只有接受的份。在社会或媒体出现问题时,民众首先想到的也政府进行管制。2008年10月: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表示,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实名制的网站。同时决定按原计划在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韩国社会舆论研究所(KSOI)10月8日公布的每周定期调查结果显示,赞成推进《崔真实法》者占到近六成。[20]可见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从关于网络实名制的“崔真实法”被称为“李明博法”来看,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韩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像一个有德行的,负责任的,英明的家长,帮助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种视政府为家长的文化传统也导致了许多问题,既反映在政治上,也反映在媒体上。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最雄辩、最坚定的“亚洲价值观”的提倡者,他说,在亚洲社会集体认同高于个人主权,和谐高于冲突,纪律高于自由。这当然是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得出来的结论,无可厚非。但我们也看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在过去的几十年,韩国和新加坡都曾假借现代化之名,行政治和媒介压制之实。[21]这种压制因为有了文化传统的支持而得以“合法化”。

  

   另外,东亚儒家文化重视人际关系和家族利益,这种传统滋生了裙带关系,导致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盛行。这种腐败也必然反映到媒体上来。实际上,在东亚,新闻记者和权力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比之西方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得多。日本有记者俱乐部。从日本国会、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从政党总部到大的经济团体,都设有“记者俱乐部制”。新闻单位多派有驻俱乐部的常驻记者,政府、政党和各团体通过“记者俱乐部”发布新闻,进行宣传。记者俱乐部与官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政府首脑或政党要人,经常不定期地邀请报社负责人聚餐或座谈,非正式地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予以暗示,通过这种形式,政府和媒体形成一种互动。这种互动难免出现“新闻贿赂”的现象。实际上,在中、日、韩的媒体中,类似于记者拿红包“媒介寻租现象”较之西方媒体普遍得多。中国记者拿红包已是公开的秘密。韩国记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比较严重,93%的记者收受礼金,并且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利用新闻工作之便进行敲榨的事情也有发生。[22]这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也和儒家文化中的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易滋生的腐败有一定的关联。

  

   三、民族主义与东亚媒体的传播特质

  

   “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彊界的完整。”[23]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在人性深处,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这是形成自我观念和身分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所在。传统中国是儒家的“天下”的共同体。按照张灏的说法,传统的天下观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24]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也是一种政治理想。在儒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华夏中心主义的论述。 先秦时期,人们就有着很明确的民族意识,对于“夷夏之辨”十分关注。《礼记·王制》中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王制》)可见“夷”与“夏”是分得很清楚的。“以夏统夷”思想很早就蕴含于儒家思想中。《国语·周语上》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表明了对以华夏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向往。儒家创始人孔子同样关注“夷夏之辨”,对以夷变夏有明确的防范意识。他高度评价管仲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子路》)至东汉《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定型,儒家 以“夷夏之辨”为核心,以“天下共同体”为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想才逐渐深入人心,沉淀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到晚清在西方的冲击下逐渐瓦解,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纳入一种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与新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相融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由于有受到西方侵略(1895以后还受到邻国日本的侵略)的这一段历史,中国的民族主义还带上了强烈的“反西方”的色彩。这就是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Bame)所说的“操外国人就是爱国”的“前卫的民族主义”(Avant-Garde Nationalists)[25]当然,融合了古代和现代元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个多层次的复合体,既包括政治民族主义,也包括汉族民族主义以及文化民族主义。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主旋律,这种情感在整个二十世纪被不断更迭的政权不断强化和塑造,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Unger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指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Sentiments)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成为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26]

  

作为一种文化存量或说文化场域,民族主义的文化心理无疑会影响到中国媒体的运行逻辑。早在晚清时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成功的报纸《循环日报》,打的就是“民族主义”的旗号。王韬取名“循环”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强国”的期望。[27]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民族关怀始终主宰着晚清以来报人的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反帝”、“爱国”的思想始终是中国媒体的主旋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提升民族自尊心,凝聚力量,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一种盲目自大、封闭与排外。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作用在媒体中都可以观察到。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涌动,“反西方”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媒体民族主义在这一波浪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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