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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更新时间:2017-04-16 00:49:21
作者: 施展 (进入专栏)  
它们通过从帝国吸收的文化资源,结合本土资源,反过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性。这形成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精神现象学历程上的本质区别。

   秦汉帝国一统先秦诸贤所能想象的天下,结束了周代的割据状态,建立起了普遍帝国;但面对草原帝国、及至到近代早期面对海洋帝国,中原帝国便会从普遍帝国被还原为特殊帝国。而儒家的理想并不会因此就放弃其普遍主义想象,所以它会力图超越这种特殊帝国的现实,内在地要求着一种超越中原区域的普遍治理秩序。然而对于儒家来说,普遍帝国倘能成立,苟利天下,成功不必在我,但能得志行于中国,虽夷狄亦可为圣人。孟子便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帝国担纲者在各族群间的流转,便也是东亚轴心帝国的必要历史环节。

   中原帝国集权秩序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实际上持续了很久,并且中间也经历过一些较大的变化。在秦汉之际,本来帝国要建立的就是一君万民的秩序,通过官僚体系来管理人为打成散沙化的社会。但是由于此时刚刚脱离开先秦封建不久,官僚体系治理技术还未发育完善,所以逐渐社会上又浮现出豪族力量,填补了官僚体系的能力所不及之处。豪族对于君主也能形成一种约束,虽然这远不如先秦的封建贵族的约束力强,但集权秩序毕竟受到了某种制衡。历经历史的长期变迁,君主在社会上自发演化而形成的技术进步当中,获得了新的财政资源,从而有了新的治理办法,消灭了豪族,建立起完全的官僚帝国,这就是日本京都学派所关注的“唐宋变革”。这场变革前后帝国的社会结构与官僚逻辑有很大差别,但它们与春秋及其以前时代的差别才是更加根本性的。

   中原帝国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依凭其调动起的巨量资源,对游牧帝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并经常能够逐其远走,以至于冲击到西部的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地区,虽则空出来的草原会迅速被新的游牧帝国所填补。如此一来,中原帝国便成为整个欧亚大陆古代历史当中,最重要的能动性力量,由这里发起的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整个大陆,以致麦金德认为欧洲的历史在古代是从属于亚洲的历史的。这里面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在古代世界,中原地区庞大财富的唯一性,没有其他任何帝国能够调集如此之多的资源,从而对外形成如此之大的冲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工具。但毕竟官僚体系也要由具体的人来运作,人皆有自利的欲望,官僚们的自利便会损害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在帝国初建之际,开国首领都是非常能干的,对于官僚体系会有还算有效的约束;随着帝国承平日久,成长于后宫的后续君主的能力会日渐下降,约束官僚的能力便也大不如前,于是帝国的实际控制权会逐渐被官僚们所窃夺。由于官僚体系实际上才是帝国日常运转的核心,君主并不做太多具体的工作,只需“垂拱而治”,中人之资也能胜任,而帝国本身可用以供养官僚体系的资源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帝国一时倒也不至于崩塌。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便无应对能力,秩序遂瓦解。

   帝国从初建的朝气到衰朽的暮气,只要几代君王的退化、不过百年的时间,嗣后就是等着秩序的瓦解,新的开国英雄出现了。对庞大的官僚制帝国而言,这是其无法避免的命运循环。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在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草原上的要素的注入,来使帝国重新焕发活力的。

  

草原与军事贵族民主制

  

   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无法以农耕的方式谋生,只能以游牧为生。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因为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的建立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地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那么官僚制在草原上就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必须的中央财政为基础。

   因此,草原上便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因为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便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则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如此一来,必须获得解释的问题就是,何以草原上会有那种可怕的游牧帝国?实际上可以先问另一个问题,可怕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历史中对他们的记述,多半都是被中原诸侯国利用来与其他中原力量对抗。在秦统一之后,蒙恬向北出击,“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也并不强悍;但是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中原帝国的治理,需要复杂的官僚组织技术,从二里头文化算起的话,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孕育与积累才发展起来,孕育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大量令人炫目的历史。何以草原几乎未经孕育,便能建起庞大帝国呢?

   答案很可能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之外——如马具等技术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为了庞大的农耕帝国。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有两种办法来获得,战争与贸易,而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办法。问题只在于,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贸易?在中原未统一的情况下,各诸侯国都会愿意与草原进行贸易,因为从草原上可以买到战马,其品质远远好过中原的马。既然能够自由贸易,则草原上的各个小部落也不会愿意联合起来,以致被联合后的盟主再分走一部分贸易利润。由于南北两方都是准自由贸易状态,贸易的条件可以大致形成一种市场均衡。但是随着中原统一,官僚制帝国无贸易竞争者,它便可能拒绝贸易,或者规定一种远远偏离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草原小部落无从贸易,便只能通过战争来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小部落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于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就出现了。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是远远少于中原帝国,然而其战斗力一般情况下却强过中原帝国。原因在于,一方面,草原军队骑在马上来去如风,有着远超中原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其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再一方面,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则战争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

   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个部落联盟。由于税收成本的原因,联盟的大可汗仍然不掌握基于赋税的中央财政;但是他可以掌握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的分配权,形成一种衍生性的中央财政。但这点财政能力既不稳定,又不足以支撑其对各个部落民众的直接管理,仍然只能允许各部落的小可汗自治。一旦大可汗带领联盟同中原征战的能力不足,则那点可怜的中央财政也难继续了,于是部落联盟就瓦解了。明朝的北方草原上,游牧者建立一个强大帝国的努力几次半途而废,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的强硬军事政策,使得大可汗对中原战争多无功而返,便无法持久联合起诸多小部落。当然,对于明来说这未必是个最优选项,因为战争的成本远远大于管理贸易的成本,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对于民间资源的汲取也很过度,强化了皇权专制,弱化了民间的自生秩序,所以明代的民间繁荣远不如宋代。

   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无法一言堂地做决策,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大可汗事实上也没有强迫小可汗们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绝对能力,这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还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一种表现。

   对草原来说,进一步的衍生结果就是,由于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所以在草原上的继承逻辑不同于中原。对中原来说,根本需求是继承规则的唯一性以便确保皇统的稳定,只要皇统稳定,正当性的象征便是稳定的,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便是。所以中原的继承逻辑在各种“立长立贤”的争论中,最终收敛在嫡长子继承制上,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王国维先生论之曰:“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而在草原上,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倘若大可汗冲龄即位,则部落联盟将解体,反倒无法获得稳定性;所以其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成年人。但是到了第一代领袖的最后一个弟弟也去世之后,接下来该由谁来继承,就会出现争议,第二代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继承资格,也都渴望继承,大家就会打起来。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古语云“胡虏无百年之运”,纯粹的草原帝国少有延续过百年的,这是由于立国大汗的兄弟一代的自然寿命所限。可以说,汉、唐对于匈奴和突厥的胜利,根本上来说并不是武力的结果,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游牧者的军事实力必定强于农耕者;而是终于等到游牧帝国出现继承危机以致发生内部分裂,趁机分化、利用而实现的。

   草原上的气候变化无常,生活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游牧者对借其与长生天相沟通的萨满教有着较高的依赖;同时草原雄主必须具有大英雄的特征,否则无法服众。于是,可汗们便既需能征善战,也需具备卡理斯玛属性,受命于长生天,这才完整地符合大英雄的要求。中国的史书中就记载,北族游牧帝国选择可汗的时候,要将选出的人置于马上狂奔很远的距离,待其从马上颠落,再用白绫缠其颈用力勒,勒至濒死状态时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这种濒死状态下的回答,便被视作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是长生天的意志通过他的口表达出来,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可汗所必须具备的卡理斯玛属性。在这种状态下,草原帝国内部每个小部落的首领,其权力的终极正当性来源也都不是源自某个上级,而是源自超越于所有人之上的力量,这是贵族制的一个基本特征。

   所以,草原上无法出现以官僚体系为前提的集权秩序,而始终保有其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保有一种源初性的自由。这里所谈的自由,没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它所指的就是,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是源于自生的,而不是基于外赋的。草原帝国上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原初的激情。

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军事贵族已被消灭不再,激情已经被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新的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不一定总是足以驯化此一激情,有时它也会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域(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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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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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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