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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苏轼:改变中国文学中人生观走向的人

更新时间:2017-04-13 22:24:17
作者: 吉川幸次郎  

   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爱称坡公、坡仙等。又称大苏,是因其父苏洵称老苏,弟苏辙称小苏;称长公,是因其弟苏辙称次公。父亲、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占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诗名则为他所独占。死后,曾被反对党列籍追放名单,后来被平反了。用南宋孝宗皇帝所赠的谥号来称呼的话,又叫苏文忠公。

   他比政敌王安石晚十五年出生,晚十五年中进士,又晚十五年去世,可说是巧合。

   他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即后人所说的“东坡生日”,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嘉祐二年(1057)、即仁宗即位的第三十六年,他二十二岁,在以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为在考官之一的考试中,与弟弟苏辙一起进士及第。在学校制度流于形式的旧中国,师生关系与其说是在学校里,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在科举考试的考官与及第者之间形成的。苏轼也是作为欧阳修的嫡系弟子进入官场与文坛的。这恰值欧阳修开始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最初曾寄以厚望的王安石的“背叛”之时。欧阳修深深地寄期望于这位新的优秀弟子。“老夫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据说他曾这样评价苏轼。

   因母亲去世,他曾一度回到故乡。后年冬天,即嘉祐四年,他二十四岁,为了再度入京,他和父亲、弟弟一起沿长江而下。他在这次舟行途中所作的诗,是现在流传的他的最早的作品。其中作于三峡峡谷中的七言古诗《江上看山》说: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槎枒”,凹凸不平的样子;“缥缈”,遥远的样子;“孤帆”,我的船。把沿急滩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驰的马群,这是他后来的诗中从心所欲地运用自由、奇警的观察、联想及作为其表现的比喻的开端。从船中向着走在绝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许是樵夫,也许是农夫——挥手想要说话,这也是他后来的诗中像地下水一样渗透着的对于所有人的广泛的爱的开端。

   后年,即嘉祐六年,他二十六岁,赴陕西凤翔任判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仁宗养子英宗的治平年间,他三十岁左右,回到中央,供职史馆。据他自己说,他这时曾充当过敌国辽派遣的使者的伴官,辽使经常背诵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作品。这说明他的文名已传到了国外。

   神宗熙宁五年(1072),他三十七岁,任浙江杭州通判。是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此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在力量、名声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老师。而且他为人平易近人,所以身边吸引了很多人才。然而,作为官吏,他却不甚得意。当时,恰值王安石在施行“新法”,天性自由的他,在气质上就讨厌“新法”。他有一句名言,说无论什么都想学,就是不愿学法律:“读书万卷不读律。”他感到,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一种法律统治,是人民的不幸,所以他表示厌恶,加以非难。此外,他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重视解释古典的“经义”与实际政论的“论策”二科、废止历来的制度所重视的“诗赋”科的做法也极为反对。据说他从中央史馆出任杭州通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过王安石也是惺惺相惜。他很欣赏苏轼四十岁在知山东密州任上所作的七言律诗《雪后书北台壁》,并作了六首和诗。

   但是,王安石委托吕惠卿等后继者推行“新法”,自己离开了政府,改元元丰以后,政治空气日趋险恶。任浙江湖州知州的苏轼被押送至首都汴京,下了御史台狱。起诉书中作为证据的,就是“读书万卷不读律”及其他诗句。四十四岁的苏轼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不过,他还是被酌情减罪,流放到了湖北黄州。诗中的《寒食雨》、诗以外的文学作品中的前后《赤壁赋》等杰作,都是在此后五年的谪官生涯中写成的。信奉抵抗哲学的苏轼(这一点后面将要叙述),善处逆境。迁谪是使他的思想与文学更为自由、坚强的一个机会。

   四十九岁那年,他被赦,马上拜访了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从他们各自的诗中,可以看到他们相互间所抱的尊敬。王安石激赏苏轼当时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并步韵作和。又佩服苏轼的人品,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以宵小之心,是无法度量二君子之腹的。

   翌年,神宗去世,其子哲宗嗣位,由祖母皇太后摄政,此后政局陡变。“新党”失势,保守派“旧党”首领司马光被迎回出任宰相。翌年(1086),改号元祐。是年,王安石眼看着自己所建立的体制崩溃而离开了人世,新任宰相司马光也接踵去世。苏轼作为“旧党”首领,和弟弟苏辙一起成了最受皇太后信任的重臣。作为政治家,也成了欧阳修的继承人。只是他不乐居中央权势之地,又再次出知浙江杭州,又曾知安徽颍州、江苏扬州。所谓“此生终安归,还轸天下半”是也。

   果然,政局像车轮一般逆转了。由于皇太后去世,“新党”东山再起,取绍述先帝圣政之意,改号“绍圣”。元年,苏轼再次成了流人。先是被流放到广东的惠州,后来又被流放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逆境使他的文学更为自由、成熟,这就是所谓的“东坡海外文章”。

   又过了七年,哲宗去世,其弟徽宗即位,改号“建中靖国”,意思是缓和政局、通过折中新旧两法使国家安定。这一年,苏轼遇赦北归,途中卒于江苏常州。如前文所说,他去世也晚于王安石十五年,享年同是六十六岁。这年是公元1101年。

   苏轼不仅在对新法、旧法的政治立场上与王安石不同,而且,他们的为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王安石人格的中心是狷介清高,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还是在日常生活里,都是这样。不理解的人,甚至把这看成是神经质;与此相反,苏轼是一个天性自由的人。他能自由地发挥他那博大才能的各个方面。这位散文名家这样形容自己的文章: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既是书法名家,又是文人画的创始者之一。他巧于谈论,喜欢谐谑。爱所有的人,又为所有的人所爱。这么说,并不是说他没有思想。下文将叙述他的诗是怎样表达自己的哲学的。他天性豪放,但感觉细腻,喜欢节制。他的酒量不行,有“我性不饮只解醉”、“我本畏酒人”等句。

   他的诗,从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广博而丰富的才能,不自我限制,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开始时由老师欧阳修指引的叙述的方向,后来渐渐成为他运用自如的东西。例如关于器物的叙述,有初入仕途时在陕西凤翔所作的《凤翔八观》,尤其是其中的《石鼓歌》;又关于游览的叙述,有《游金山寺》。尝此一脔,可知全鼎。而且,同时还伴随着警拔的观察、联想和比喻。他与弟弟苏辙初次分别时所作的诗“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不过是其早年诗中的一例。晚年的诗作则更加自由自在。他迁谪海南岛时,旅程自北岸的琼州至东岸的儋州,沿着海岸成半圆形前进,像是走在半月的边缘上,诗人气魄很大地把这比作“如度月半弓”;伏在书上背诗的儿童,其姿势仿佛是在弹琴,他细腻地把这比作“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这些都是其中俯首可拾的例子。

   但是,我们不能光被这种充溢于诗歌表面的才气弄得目眩神迷。他的诗中,像地下水一般到处潜流着的,是他那伟大而温厚的人格。而且,这种人格所产生的最大功绩是使他的诗摆脱了在历来的诗歌中久已成为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

   宋以前的诗,以悲哀为主题,由来已久。而摆脱悲哀,正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使这种摆脱完全成为可能的是苏轼。在他之前的欧阳修已具有这种倾向,但欧阳修尚不完全是自觉的,他是把保持平静的心境这种消极态度作为创作方法的。梅尧臣也是这样。

   到了苏轼,才是完全自觉的、积极的。通过从多种角度观察人生的各个侧面的宏观哲学,他扬弃了悲哀。而温厚伟大的人格所产生的充实的语言,又以充分的说服力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我们通过苏轼的诗稍稍详细地探讨一下他那宏观哲学形成的逻辑过程。

  

  

   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始于人生并非只是充满了悲哀这样一种认识。不错,人生何处无悲哀。但是,人生只是由悲哀构成的吗?有悲哀就有欢乐,人生不就像由哀乐搓合而成的绳子吗?一味沉浸于悲哀是愚蠢的。更进一步,还可以这么想:常识所谓导致悲哀产生的不幸,果真是不幸吗?难道没有用多角的、宏观的眼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吗?

   他四十五岁作为流人到达黄州、从最初居住的地方迁到第二个稍好的地方时所作的五言古诗《迁居临皋亭》,就是说明上述哲学思想的一个例子: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

   我的一生,寄托于天地之间,可以说像一只附着在大磨盘上的蚂蚁。急急匆匆地想要向右前进,无奈大磨般的风轮——象征世界运动的佛家用语,似乎见于《楞严经》——却相反要向左方前进,无法使它停止。因此,我虽自觉地想要把“仁”(爱)、“义”(正义)这两者作为自己的道路来走,但正如现在的境遇一样,我是难以摆脱寒冷和饥饿的。

   人们的自我意识乃至希望也有与环境极为矛盾的例子。既有把坐在剑端上淘米给人看这样的杂技表演得很出色的人,也有不喜欢平稳的坐席反而想要坐到针毡上去的鲁莽汉子。也许,现在我也正意外地是这样一种人吧。

   当然,能够宽慰自己的东西也不是没有。这就是美丽的山水自然。但正要凝眸观赏,暴风雨却夺去了它的美丽。自然本身理应是不包含矛盾、给人以宽慰的,但是,就是自然也和人类有着矛盾关系,使人类感到失望。

   人类内在的矛盾,就越发折磨人了。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日回到造物为人提供的矛盾最少的空间——故乡的田园。不如不待年老就早日还乡。但是,有几个人能够有这种下决心的勇气呢?这是更深刻的矛盾。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没有“勇决”地回到故乡的田园,所以成了被流放的人。我的人生,成了被废弃的余烬。但是,也许这正是“幸”,就像疲惫的驮马,卸下了鞍上的驮物,一下子感到轻松了。

   虽说是被流放的人,但眼前妻儿还是聚在一起,而且全家被允许占居长江岸边的这个驿舍作为新居。也许这是自然的代表——天在为我打破我似乎正处于其中的绝境吧。

   人生是复杂多面的。从长远的观点来加减乘除的话,也许现在的状态也是一种幸福,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也许至少这是他日幸福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究竟该哀吊,还是该庆贺,一时也难以辨别。

   最后的“澹然”与“淡然”相同,就是平静的心境之意。我让心灵平静下来,既无忧愁,也无欢乐。不过,既然说出口来,这些话也就不免带有苦涩的味道。所以,就不必像古代楚国地方的诗歌那样,在每句之尾,附加上热闹的和声字“些”了。

   以上是此诗的大意。其中所说的人生就像搓合的绳子,“饥贫相乘除”的看法可以说是一种循环的哲学。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绝对的消解。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易》的哲学思想。

又,“幸兹废弃余”,将常识认为不幸的流放罪看作是一种幸福,这种观点,来源于《庄子》的“齐物”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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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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