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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苏轼:改变中国文学中人生观走向的人

更新时间:2017-04-13 22:24:17
作者: 吉川幸次郎  
在苏轼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他从黄州贬所寄给弟弟苏辙的题为《初秋寄子由》的诗,其开头便阐述了这一点: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

   全诗见小川氏之书。

   晚年的诗作中,有一首绍圣四年(1097)他从最初的贬所广东惠州被命转到更为“远恶”的海南岛时写给弟弟苏辙的五言古诗,其开头更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洹尚一路,所向余皆穷。

   “邅回”,行路艰难的样子。人生百年,是一个不容易走完的漫长旅程,这是最明确地表达人生之漫长的词语。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生活,犹如一寸一寸地弯强弓一般,这是最为明确的抵抗哲学。泥洹,即涅槃,也就是死亡。歌诗接着所说的除了死亡以外,是“所向皆穷”的死胡同,好像是很软弱消极的话,但诗的后面部分他却再次说了这样的话:

   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

   这次的离别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后还会经常有离别,因为我这一生还不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他在不久以后获赦,从海南岛北归,到长江岸边时,写给江晦叔两首五言律诗,其中一首云:

   钟鼓江南岸,归来梦自惊。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倾盆落,诗仍翻水成。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

   我回到了长江南岸,听到了令人怀恋的本地的钟鼓声。钟鼓声打破了我的梦,同时,一个更大的梦——传到我身上的波动——使我心惊。犹如飞渡的乱云一般包围着我的人世间的环境,变化万千;而我那孤月般的心灵却始终澄澈透明。这是对一直同波动的环境进行着对抗的主体的称赞。南宋末年的杰出学者王应麟,在他的《困学纪闻》中评“浮云”、“明月”这联道:“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下一联又把“孤月”般的自己比作暴雨,来形容自己的才能。在倾盆大雨中,我的诗像刷地倾泻而下的水一样,转眼之间便作成了。诗歌最后点出了周围的景色:两条为了给我这个即将回到久别的中原的旅人送行而争先恐后地流着的河流,还有那透过树梢的缝隙可以看到的静静地横躺在河流上的桥梁。这里,也隐隐透露出动与静的对比。

   以上,我探讨了苏轼扬弃悲哀的观点的形成过程。其中关于“吾生如寄耳”的分析,不少地方受到了山本和义君的论文《苏轼诗论稿》的启发。其他都是我自己探讨得出的结论,虽可能有臆断之处,但有一个客观事实可以证明我的探索大致上是不错的:尽管苏轼的一生极为坎坷,但他一生所作的两千四百余首诗,却绝对不能说是哀泣之辞。

   例外当然也是有的。苏轼四十四岁那年,被投入御史台中,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在他这时写给弟弟苏辙的诗中,透露了紧张情绪: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圣主”,指当时的神宗皇帝,“小臣”,指东坡自己。人寿百年,这是人从造物主那里借来的,但我才四十五岁,还未满那个期限,却要还债了。此后,我那留在世上的十口之家,将拖累弟弟你及诸君。我的尸骨可以随处埋掉,但失去兄长的你,从此每逢独听夜雨之时,将会因为不见并榻而眠的哥哥而悲伤不已吧。“他年”,指未来的时间。今世虽与君相别,但是,来世、再来世还是和君结为兄弟吧!

   这首诗是悲痛的。但是其中也有期待,有对未来的期待。又,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伤神”这个苏轼难得使用的词,但不是指自己伤神,而是指他的弟弟将会那样。

   此外,苏轼在同年年末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即被逮百日以后,酌情减罪、获释出狱那天所写的诗,更为豁达豪放。如序章中所提到的,这首诗采用了与前诗相同的韵脚(即“叠韵”),从而更显得豁达豪放: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拘禁百日归来之时,恰逢新春佳节的前夕,诗人一不感慨二无不平,而是首先诉说自己的喜悦。喜悦淡淡地扩散到今后余生的日子。第三句,有人解释为走出狱门,在春风中肆无忌惮地小便,也有不是这样解释的。第五句以下,是诗人在祝贺他出狱的家人举行的酒席上所发的感慨。这两首诗的解释,又见于我的《人间诗话》。

   我们举唐代韩愈被流放到潮州时所作的七言律诗来作为比较: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有关这首诗的解释,见于我的《新唐诗选续编》。韩愈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这和狱中的苏轼是一致的,诗形也同是七言律诗。但在韩愈的诗中,却没有扬弃悲哀。秦岭之云、蓝关之雪、周围的自然,都加深了悲哀。又,苏轼对自己死后,预想无论何处都有青山,说在其中一座埋骨即可;韩愈则预想自己的白骨将散落在毒雾腾起的水边。

   这不仅是苏轼个人对悲哀的扬弃,而且也是诗歌历史的转折点。过去的诗歌所习惯的对悲哀的执著,被苏轼中断了,而把方向改变为更多地对人生抱以希望。后世崇拜苏轼的人,喜欢他的豪放阔达;不满他的人,则嫌他的诗每流于平易。但是他之后的诗人,也包括对他没有好感的人,很少歌咏对人生的绝望与悲哀,这正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苏轼改变了诗风以后的缘故。

  

  

   上面所说的苏轼文学的划时代性,让将来的文学史家和哲学史家去仔细探讨吧!在此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苏轼那广泛的爱情。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是个政治家,但他对所有的人都拥有一种极为真挚的爱情。

   让我们举苏轼年近不惑、任杭州通判的某年年底作的一首诗作为例子吧: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餱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然愧前修。

   除夕之日,我本当早早回家,但还有不得分身的事务,那就是必须在这一天把那些尚未判决的囚犯处理完。因为当时的惯例是入春后不能宣判死刑。我执笔而泣:他们这些“小人”(贱民),为了得到“餱粮”(干粮)而行窃;我也是因为留恋微薄的俸禄而失去了“归休”(即辞职)的机会。在谋食这一点上,两者不是一样的吗?不能据此而认定我是贤者,他们是愚者。听说前代贤明的政治家,在除夕暂时放囚犯们回家,我却受制于规定而不能那么做。因而,对过去的贤人我感到惭愧。

   把自己和狱中的囚犯相比,说“不须论贤愚”,这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温情。他经常拒绝承认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人,而是希望作为一个市民来生活。他迁谪黄州时,与市民、农民交朋友,自己耕种“东坡”的土地,见于组诗《东坡八首》。晚年身居海南岛,他越发真切地希望“躬耕”,即以一介农夫的身份亲自耕作。可现实却不允许这样,他还必须买米度日,在题为《籴米》的五言古诗中他说:

   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忽已穟。怅焉抚耒耜,谁复知此意。

   总之是想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一廛之地”是一个农夫所分的耕地。“非”,指过去的错误。“食力”,指通过劳动得到食粮。“怅然”,感慨的样子。“耒耜”,指农具。

   据说苏轼诗的缺点,是有时作诗过于平易、草率。在上文所引的诗中,他自己也说“诗仍翻水成”。在其他诗中,他又说:“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他确实不是一个苦吟诗人。但这也是他自由的心境与自由的才能的表现。又,尽管自己不是苦吟诗人,但他懂得过去最典型的苦吟诗人杜甫的价值,并和王安石一起,积极表彰杜甫。

   苏轼晚年在海南岛时,取他所喜爱的全部陶诗“次韵”和之,这就是所谓的《东坡和陶诗》。这也可以说是他那充沛的才能的表现。比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三云: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苏轼的和作说: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

   “江左”,指陶渊明生活的南朝时代。“掩冉”,轻轻摇摆的样子。陶渊明得酒,其诗便自然而成,仿佛竹子爱风,许多叶子轻轻摆动,摇曳多姿,或俯或仰,做出各种有趣的姿态。但这与其说是指陶渊明的诗境,还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他自己的诗境。

   王安石尽管用心不坏,却不受当时民众的欢迎;与此不同,苏轼则深受当时民众的爱戴。他们俩的气质不同。苏轼的弟子诗僧参寥子在悼念其师之死的七言绝句《东坡先生挽词》之一中说: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先生身着官服,威仪凛然,与人言谈之间,俨然国士之风,令人肃然起敬。而当先生头戴葛巾、着履执杖、出门散步之时,又总是笑呵呵地和路旁的孩子们攀谈。

   参寥子和王安石也有接触。再举王安石死后参寥子在其生前散步之地定林寺所作的《过定林寺谒荆公画像》以资比较:

   古木苍藤一径缠,我公畴昔所回旋。萧萧屋底瞻遗像,杰气英姿尚凛然。

  

   《中国诗史》〔日〕吉川幸次郎 著,章培恒、骆玉明、孙猛、李庆、贺圣遂、邵毅平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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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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