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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苏轼:改变中国文学中人生观走向的人

更新时间:2017-04-13 22:24:17
作者: 吉川幸次郎  
这种哲学,把万物的一切差别都看成是相对的,从宏观的角度,把相对的差异统归“齐一”,消解和扬弃了价值序列中的绝对。

   两者之中,后者的“齐物”哲学,在上面这首诗的“幸兹废弃余”中,仅初露端倪。再举一个说得更明确的例子。熙宁六年,苏轼三十六岁,离开史馆,通判杭州。此时,他弟弟苏辙也因为与王安石相忤,被贬为河南陈州教授。苏轼在沿运河赴任的途中,苏辙送他到安徽颍州。在颍州作别时,苏轼写了五言古诗《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子由,是苏辙的字。第一首以“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的悲哀调子起头,但第二首则用“齐物”哲学坚定地排斥了悲哀: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诗从开头起,就明确地根据“齐物”哲学及宏观眼光扬弃了差异。近别脸色也不变的人,却在远别时哭了。但是在别离这一点上两者其实是相同的。离别的距离哪怕只有“咫尺”(即八寸、一尺),和千里之别也是一样的不能见面。无论是远别还是近别,也许都可以面不改色,也许都可以泪流满面。这次与你的离别虽是远别,但我们要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更为豁达了。如果人生没有离别,那么“谁知恩爱重”?常识以别离为悲哀。但是正因为有了离别,才使人体验到“恩爱”(人类的爱情)的贵重。别离除了含有消极的悲哀的要素之外,不也具有这种积极的意义吗?所以别离也是一种喜悦,至少是喜悦的种子。应该说这是“齐物”哲学最大胆的运用。这种看待别离的观点,在苏轼之前,我还没有看到过,我以为这是苏轼的独创。

   然而,此诗并非只是排列豁达的词语。与自己最喜欢的弟弟的别离,仍然有难于扬弃的悲哀。苏轼先是叙述了今天别离之前的相聚经过:我一到达你的任地“宛丘”(即陈州),“儿童”(弟弟的儿子)便拉着我的衣服,高兴得蹦蹦跳跳。但是,你和你的孩子马上想到会产生像今天在这里所抱有的别离之恨,所以挽留我,希望我住到秋风吹过的时候。秋风早已经吹过了。而且与只是转瞬即逝的秋风不同,我们将长久地忍受离别的痛苦。你和你的孩子们问我什么时候归来。我回答,将在岁星回到东方的时候——今年是亥年,也就是在三年后的寅年,杭州任满的时候——再和你们重逢。

   下面,又说了一些用宏观眼光扬弃悲哀的话。如果人生的离别和其对立面团聚像循环一般相互交错,那么,忧愁和喜悦也就是相互制约的。把这看作是人生,就是循环哲学。不过,在这首诗中,用预想未来的“合”与“喜”,来扬弃现在的“离”与“悲”,反而加深了现在的悲哀。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就发出“长太息”(深深的叹息)。我们的一生就像沙漠中飞飘的蓬籽,永远是流浪。“我生如飞蓬”,这一句后面还要提到。

   这首诉说悲哀的诗,在最后笔锋又是一转:不,不要那么担心。多愁早生华发。请看那位“六一翁”(即欧阳修先生)的皤皤白发!

   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恰于是年退隐于此诗作地颍州,苏轼当然去拜访了他,并致以问候。这是他们师生间的最后一次见面,翌年,欧阳修就去世了。

   这首诗,虽然说了一些唯有离别才能恩爱的豁达的话,但却似乎仍然残留着难以彻底扬弃的悲哀。或者可以说这种想要扬弃悲哀的态度本身,反而加深了悲哀。不过总的来说,这首诗的基调还是用宏观的眼光来扬弃悲哀。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一个层次。如果上述“齐物”哲学来源于庄子、“循环”哲学来源于《易》,那么,这些理论本身都不是苏轼的独创。苏轼别有一种重要的看法。

   我认为,明确地承认悲哀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要素,是人生必然的组成部分,而同时把对这种悲哀的执著看作是愚蠢的,这才是由苏轼独创的新的看法。儒家的理想主义,容易使人幻想一个完善的社会,一个因此而没有悲哀的人生。可以认为《诗经》诗人的悲愤,就是这种幻想被打破了的悲愤,甚至唐代的杜甫也是这样。但是苏轼却不是这样。也许第一个不是这样。他认为,悲哀,或者悲哀的原因不幸,作为人生的必然内容,在人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洞察到:既然希望与命运、个人与社会之间经常存在着矛盾,那么悲哀也就是人生的必然内容。

   例如,他于元丰二年,即写了上面那首诗的八年之后,写的五首五言古诗《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中的第一首,就是一个说明悲哀无处不在的例子。那年,他四十四岁,由江苏徐州移知浙江湖州,徐州人民称他为“贤太守”,拼命挽留。他写了这首诗,描绘了当时情景,寄给弟弟苏辙:

   吏民莫攀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纷纷等儿戏,鞭镫遭割截。道边双石人,几见太守发。有知当解笑,抚掌冠缨绝。

   官吏们呀,百姓们呀,别这样紧拉着我不放。为送行的歌伴奏的管乐呀,别呜咽得这样凄凉。我的一生,只不过像寄宿一般,在时间之流上随波飘荡——“吾生如寄耳”。这一句的重要含义后面还要谈到的。是我的一生像寄宿一样漂泊不定,那么,经历别离当然也就不仅是这一次了——“宁独为此别”。既然引起悲哀的离别将来还会有,那么,诗人认为悲哀是普遍存在的。

   在下一句“别离随处有”中,他更为直接地歌唱了这个看法。既然别离到处都有,那么,如果每次都像这次一样因友情之故堕入悲哀苦恼的话,又怎么行呢?他从悲哀到处存在这一主张出发,奉劝人们从悲哀中摆脱出来。

   诗歌继续说下去,并不到此为止。我毕竟是一个无能的太守,并没有施给你们足以赢得你们爱戴的恩惠。你们的这些眼泪为谁而流呢?事实上,苏轼无疑是个好太守,但他既然有意说得这么冷淡,也就是为了再一次说明悲哀的普遍以及从悲哀中解脱出来的必要。当贤太守离任出发之际,百姓们以行动予以阻止,他们“纷纷”(即一次又一次地)割断太守的马鞭和马镫,这不是和孩子们为了小小的好恶就友好或争吵的游戏一样吗?你们看,站在城市出入口道边的两尊石像,他们是经常看到太守(即知事)出发上路的吧!他们如果有知,也许会笑话人们老是做出这等蠢事,而且也许会因为感到有趣而拍手大笑,以至把系于颌下的冠带也崩断吧!

   实际上,苏轼对亲密相处两年余的吏民肯定是怀有深深的惜别之情的。但至少在这首诗的表面却指出了能够引起悲哀的因素的普遍性,并否定了对悲哀的执著。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二个层次。上述这首诗同时又显示了苏轼另一个重要的想法,是其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这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看法。这就是诗中“吾生如寄耳”这一句。

   “吾生如寄耳”,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并非是指人生的漫长。它的表面意思是,我的一生,就像寄宿一般不安定、不确定。但在其里面,却包含着一种把人生看作是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如果“如寄”之生实际上不带有“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一意识的话,那么就不会产生下一句:“宁独为此别”——即将来还得经常离别。

   再回顾一下前面所说的。上述第一个层次中的把人生看作如同搓合的绳子的循环哲学,第二个层次对悲哀作为人生的普遍部分是经常存在的这样一种看法的确认,都包含了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持续的时间过程的意识。但是明白地表达出这一意识,实际上却有赖于这句诗。

   苏轼不仅在上面这首诗中使用“吾生如寄耳”这句诗,他在许多诗中都频繁地使用这句诗。如果加上前面那首别弟诗中的“吾生如飞蓬”等诗句,那么其数目就更多了。而且,“寄”,如同寄宿;“飞蓬”,如同飘飞的蓬草籽,其直接的意思是不安定,但其内部,则经常包含着视人生为漫长的时间过程的前提。例如,他在出御史台狱、迁谪黄州途中所作的《过淮》中,就有“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之句,意思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飘浮,所以不能确定自己的去向。又,他在回中央任翰林学士后和友人王晋卿的诗中,回顾黄州之迁谪道:“吾生如寄耳,何物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正因为人生是漫长的,循环哲学才能成立。此外,他又在迁谪海南岛后所作的和陶渊明“拟古”诗中说“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因为人生是漫长的,所以才能够有到处为家的意识。他在遇赦离开海南岛北归途中路过江西郁孤台时说“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他之所以把生活中的严重事件——被贬谪到“岭海”,即广东与海南岛——说成是“闲游”,即轻松的旅行,也同样是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漫长的人生中的一个小事件而已。

   像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看法,也是苏轼所独创的。即使不是他独创的,那也是由他赋予了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过去的诗歌中,这种看法并不普遍。过去的诗歌的普遍看法与此相反,它们把人生看作是短暂的、匆促的时间过程。

   苏轼用以表现这种看法的,不外是“吾生如寄”这一辞语。但这种表现本身,却不是苏轼的独创,而是早已有之。只是在过去的诗歌中,并无苏轼那样的用法,而是用在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倏而死亡的时间过程的场合。最早使用这句诗的,有公元纪年开始时期汉代无名氏的古诗“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接着,公元三世纪魏武帝曹操的“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恐怕也是性质相近的想法。此外,稍晚于苏轼的朱翌,在他的《猗觉寮杂记》卷一中,作为东坡这句诗的出典,引了白居易《感时》诗中的“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及《秋山》诗的“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这些诗句,都是感叹人生短促的。

   可以说,苏轼使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却置换了它的内容。不单是内容的不同,而且还是人生观的重大转变。不用说,把人生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比起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短暂的时间过程的态度来,会产生较少的悲哀与绝望,而产生较多的希望。人生的确是一个充满波动浮沉的时间过程。但正因为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它才充满了波动。根据这种认识,光是陷身于漫长的波动的低谷所产生的悲哀之中而不能自拔,就越发显得愚蠢了。让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吧!

   这种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充满波动的漫长的时间过程的意识,并不只是以直截了当的说理形式加以阐述的,而是使人感到这是苏轼诗歌的潜流。苏轼最有名的七律之一《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平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茆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我的旅行,在触发秋兴的枫叶、芦花之中,驱船向着东南方的“江海”,日夜不停地兼程前进。这开头两句,就已经暗示了人生是漫长的飘流,是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点。在平静的淮河水面上,是一望无际的辽阔而苍茫的天空,这正象征了人生的某个侧面吧;而两岸的青山也随着船的摇动久久地“低昂”着,这又极为清楚地暗示了人生的反复波动。未来的波动也被预料到了:虽说已经看到了耸立于下一个停泊处寿州的白石塔,但在到达那儿之前,船儿还不得不迂回曲折地绕过挡道的黄茆冈。波平风软,固然是稳稳当当行船的日子,但正因为这样,却好像反而推迟了到达的时间。在诗人的想象中,浮现出站立于夕烟苍茫中等待自己的船儿到来的“故人”(即旧友)的姿影,心中波动着喜悦的感情,期待着即将来临的愉快的会面。关于这首诗,我在另外一篇文章《宋诗的情况》中,曾有更为详细的解释。

   以上,是苏轼扬弃悲哀的宏观哲学的第三个层次。最后所得的结论,就是它的第四个层次。他认为,如果说波动的持续或持续的波动就是人生,那么反之,主体持续的反抗也是人生。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与波动作斗争。委身于波动,这也是主体所作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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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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