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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

更新时间:2017-04-12 10:38:35
作者: 顾颉刚 (进入专栏)  
指出他们的道是混合儒、释、道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尧、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于争取的无聊。但因这一说传衍了两千余年,入人已深,所以总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虽是时代不能不变,而他们还想拉住这巨轮。这只要看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者压迫,创巨痛深,无论新旧的人们都觉得应当发愤图强,但要发愤图强就不得不改变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是旧伦理说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旧制度就得侵犯旧伦理说的尊严,于是一班旧人物为了维系道统便死命与新党为敌了。戊戌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乎此。中和派要调和新旧的冲突,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不是这个道统说吗!他们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学为用;又要保卫道统说,所以取中学为体;用心甚苦而其事难于作到,所以还是一个失败。然而道统说中人太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还是要承接这道统。我做这《道统考》,要说明道是每个时代的需要而反映于人心的,时代不断地在变,道也只得跟着他变,绝不能建立一个不变的统。尧、舜以上,本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可知,何况他们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们都有其道了,但因时代的变使得他们的道也不能不变。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时间也不算远,然而除了亲亲一点之外相同的实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齐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鱼于救世;孔子严阶级而孟子说“民为贵”。为什么这般相差,就为战国中期的社会已绝不是春秋末期的社会了。

   宋朝理学家要混合儒、释、道以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时代背景。我深信这部书写成之后,必可除掉国人心理上这种种僵化的癌症。经学,是我国人研究了二千多年的学问,因此一切学问都汇合在经学里。要做一个理学家,可以尽量的空谈;但要做一个经学家,便非实事求是不可:所以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是经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学,则因有两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圣道。凡圣人的话是不容许批评的,所以明明见出其不对而绝不能道破,进一步则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极好的意见足以改正旧注的,也只须写在私人的著作里而不许写在考卷里。为了思想这样受统制,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经书为教典,没法走上客观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为经书不易读懂,所以经师要专利,其实他何尝读懂,只是敢于立说,似乎言之成理而已。这家的经师讲通了一部经,那家的经师又自出心裁把这部经讲通了,两家说的不同,政府也没有法子决定其是非,于是并立于学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义上不能违背老师,讲这一部经的就成了两派。再有立异的起来,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汉代家派的所以多,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就是由于这样抢饭碗的实际需要来的。这种小家派势不可久,所以后来就有一班通学者起来,打破门户,择善而从,作成了几部混合的注释。

   但是到了清代,因为学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缚在汉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们的奴仆。为了他们有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作客观的研究。我们现在,惟有大声疾呼,打破圣道和家派的迷梦,使得几部经书可以呈露其本来面目。如《易》本来是卜辞,《诗》本来是歌曲,《书》本来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类的东西和它比较研究而发现其所含的古代史实;再把二干余年来的经解、经注汰劣存优、纂成集注,使得后学者于短时间内就能识得其正确的意义,不再白费工夫在无聊的纠纷上。再做一部《经学考》把经学的演变及其所受时代影响揭发出来,使人看了明白这种学问为什么到了今日该得结束。结束之后,经书与子书及几部古史同是古籍,应在平等的待遇之下为史学家所取材了。

   以上四部书拟总名为《古史四考》,工作的时间,不能少于十年,因为要做这书时必得先做几件准备工作,如决定经书的性质,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审查真书里的伪材料及伪书里的真材料等等,凡间题较大的就做成论文,先行发表,激起人家的讨论,使得写入《四考》时已有正确的结论可以依据。这是一项,还有第二项。我在大学教书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教的多是中国古代史,用的主要的书总是《尚书》、《逸周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数种。但因近年做这工作的人颇少,书铺里没有出版依了现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适合于学校师生之用的,使我教学时颇不方便。为将来大学的国文、历史两系的学生设想,应当利用从前人的成绩,把这几部书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译过几篇《尚书》,到现在人家还是觉得好,因为商、周的文字太古奥了,单有注释仍看不懂,只有译为白话文才可懂得它的意义,而翻译的工作委实不易做,许多人想学我而学不来,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书》全部翻译。我对于这工作也有兴趣,预计此书该分三格:上格为本文及校勘,中格为历代解释选,下格为译文;再将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及舀鼎等,也用同样方法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使学生多得一参考的资料,启发其把古籍与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国语》与《左传》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这个问题也已讨论了两千年,现在该得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尽量先用秦诸子及《史记》里说到春秋时事的都钞出来和《国语》、《左传》相比较,以猜测其原来的形式。要是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间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了。要是还可以解决,则左丘明著作的原样可以给人认识,两千年争辩的公案可以给它判决,岂不是学术界的大快事。

   又《史记》一书,清代学者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作彻底的整理,已将标点分段的白文印出,销路很好,足见一般学人的需要。将来我们国家走上文化建设的阶段时,我希望有一机关给我方便,许我在朋友中选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学者研究的结果汇合于一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例,作专门学者的读物;再捡其精粹,作一简注,并加上地图及器物图,作大学生的读物。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这第二部印了出来,虽是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该强迫古人说现代的白话,但是赞成我的很多。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因为里边未解决的问题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二十余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统化的要求,想对于新史学学习到一相当程度,把这部稿子重新写出;对于间题的考证则作为附注,约计正文三十万字,附注七十万字。有了这部书之后,青年们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负他们一番辛苦。和此书并行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法》,以古代材料为主,逐书逐物作说明,且分析其内容,使青年读了即可知道门径,省暗中摸索之苦。以上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叙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于编辑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轻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范围也广,工作的时间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

   再有一项工作也耿耿于心,就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这是我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汇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如要我们细细地说明其结合和汇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嫌不够,而且根本未经整理,要采撷这点材料时也非常的不凑手。一部二十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没法找。现在全国各民族既有平等发展的自由,他们便不会不想知道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们自己的历史里揉杂神话太多,远不及我们正史里记载得正确。例如西藏人,他们有人说他们种族的由来,是一个在观音菩萨处修道的称猴和一个魔女结合了而生出来的,其统治阶级则是一个印度的太子为避难而逃出来,为藏民所拥戴的。

   其实,《新唐书·吐蕃传》里明明说是发羌的后裔,发羌是由青海迁去的。我们难道尊重神话而舍弃历史事实吗!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为帮助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汇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从跑了几次边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这件事情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应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们用自己文字记载的典籍,可以根据着整理,至于匈奴、鲜卑、突厥之类,他们的文字或未发现,或虽有发现而材料极少,不够解释一切,须待慢慢地寻找和研究。第二,从前各民族向无地图,现在不能不替他们补出历史地图来,但古代地名当今日何地,其幅员广狭如何,其交通路线如何,在在是间题,这也必有待于考证。第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民族和国家向来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数国,或一国而含有数个乃至数十个民族,或一国的国民是一个民族而统治者则来自别一民族,或开头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后来则化为复杂的民族,此中千头万绪,而记载则或简或无或误,总不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只有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来,文字上没有的材料可以从夹缝里看出;还该把归纳出来的事实送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审查,请他们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或推翻。所以这一工作,我虽是愿意干,但我绝不敢包揽,我只想把二十四史细细地读,抄出材料,作初步的整理,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结果做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待将来学者的改造。

   把二十四史细细读一过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部三千二百四十三卷的大书,以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四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十年吗?这三项工作—研究古史、整理古史、整理民族史—的具体计划开了出来,总计已需时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如果实做起来一定还不够,难道我能活到九十岁以上吗?难道我能工作到九十以上吗?但是想到文化建设不远来临,到那时我要请求政府,派几位编辑、几位书记一同工作想是做得到的,那么我个人的工作时间或者可以缩短十余年,确实完成这志愿。否则,便干一点是一点。

   现在,我极想摆脱了商人和教授两种职务,专力在写作上。不知上面开的三项工作,政府要我做哪一项。政府如要试一试我的工作能力,我想不妨先从小的做起。《尚书今译》和《国语》与《左传》两种工作,估计每种速则一年,迟则二年,平均数则共计三年。如果给我的稿费够我的开销,我一定能如期完成。

   本文节选自顾颉刚先生1951年所写《顾颉刚自传》中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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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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