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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全球史视野中的明朝灭亡

更新时间:2017-04-05 23:54:07
作者: 李伯重 (进入专栏)  

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了世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的清朝八旗兵,从半蛮荒的东北地区挥戈南下,在短短二十年中横扫东亚大陆,征服了拥有1.2亿人口、经济和文化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明朝中国。这就是明清易代。

   从许多方面来看,明清易代都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道:

   “1600年的中华帝国,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所有统一国家中疆域最为广袤,统治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其版图之辽阔无与伦比。当时的俄国刚开始其在扩张中不断拼合壮大的历程,印度则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离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双重蹂躏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鲁帝国被彻底击垮。中国一亿二千万的人口远远超过所有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

   “十六世纪晚期,明朝似乎进入了辉煌的顶峰。其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明朝统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将自己的王朝断送于暴力”[1]。

   的确,在明亡五十年前的万历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期之一。在此时期,中国在社会、思想、文化、海内外贸易等方面也都出现了重大进步,以致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者将此时期视为中国近代的开端。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国力强盛的时期。在万历朝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万历三大征”)中,明朝平定了国内叛乱和消除了国外危险。在这三大征中最重要的是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在朝鲜战场上,明朝军队打败了强大的日本军队,使得朝鲜得以逃脱亡国之祸,这也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中国军队在国外作战而取得胜利的事例。因此,正如上引史景迁的那段文字所言,紧随这个繁荣时期而来的是明朝灭亡,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换言之,这是一个看来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然而确实发生了的重大历史事件。

   虽然说是明清易代,但是实际情况是在清军入关之前,明朝就已灭亡。这一点,当时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在那封有名的《与史可法书》[2]中说得很明白:“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3]。事实确实如此。1644年,李自成军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因此明朝确实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清。

   然而李自成攻占北京并非一个突发事件,而是前几十年不断加剧的国内社会动荡所引发的暴力活动的一个结果。

   早在明朝经济繁荣的顶峰——万历时代,民变就已发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尔后民变不断,规模日大,演变为民众武装暴动或农民起义。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徐鸿儒在郓城举旗反明,自称中兴福烈帝,年号大成兴胜,当地民众“多携持妇子、牵牛架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竞以为上西天云”。起事者头带红巾,先得巨野,渡大运河,攻占滕县、邹县,袭击曲阜。全国各地响应徐鸿儒的起义风起云涌:七月,于弘志于在武邑和景州交界的白家屯起事;九月,泽县的康傅夫率众起事;河南汝宁府固始县李恩贤以及四川白莲教徒也纷纷起事响应徐鸿儒,一时间大有席卷全国之势。后朝廷派军镇压,徐鸿儒被杀,其他起事也被镇压下去,但这些白莲教起义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先声。除此之外,在西南地区,苗族首领安邦彦自天启二年(1622年)起就不断给明朝政府制造麻烦,天启六年(1626年)春,四川、贵州和湖广军务总理与安邦彦交战,兵败自杀。在这一年,川陕边界还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从陕西到广西爆发了起义。其中陕北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到了至崇祯六年(1633年)冬之后达到极盛,最终将明朝推向灭亡[4]。简言之,晚明的暴力活动由底层民变而起,农民起义而兴,明朝灭亡而终。关于这段历史,史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李文治先生的《晚明民变》[5] 最为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晚明民变的情况。

   明亡以后,明遗民以及清统治者无不在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学者把明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阶级斗争。晚近陈梧桐,彭勇先生总结说:“明朝的灭亡是必然的,因为明朝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明朝灭亡实属必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已决矣’”[6]。不过,这种主流的看法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王家范先生说:“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7]。

   在海外,学者们也对明朝何以灭亡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赵世瑜先生把这些解释总结为以下五种:(1)王朝更替的解释模式,(2)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3)阶级革命的解释模式,(4)近代化的解释模式和(5)生态—灾害史的解释模式[8]。这个归纳颇为完备,可以说把迄今为止所有的解释尽都纳入其中了[9]。

   此外,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灭亡应归咎于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和腐败。早在明亡之时,崇祯皇帝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10]。他的对手李自成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11]。王家范先生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说:“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这些说法)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二十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12]。

   以上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其中任何一个,都难以单独地解释明朝灭亡。不仅如此,这些看法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把明朝灭亡当做是一个仅只发生在此时期的中国的事件来看待。因为这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现有的各种解释又难以充分说明其发生的原因,因此更加使得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终究发生了”的问题了。但是,如果类似的时间也同时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就很难这样说了。


二、“不可能发生的事”并非仅只发生在明末中国

  

   如果把眼光转向中国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与明朝灭亡相似的重大事件,也发生在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的世界其他一些地区。其中最典型的是与中国相距遥远的英国。

   都铎王朝于1485年建立,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接续统治英国,一直统治到1649年。由于两个王朝均出于都铎王室,故史称都铎-—斯图亚特王朝。这个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英国在此之前的长期战乱,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从1485年的220万增加到1600年的400万,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进步,苏格兰加入了英国版图,英国也从此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因此,都铎-—斯图亚特王朝被许多史家视为英国近代史的开端。由于国力强盛,英国在1588年的海战中打败西班牙之后,摆脱了外敌入侵的威胁,一跃而成为欧洲强国。这些情况,与万历时期的中国不无类似之处。

   如同晚明中国的皇帝一样,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也都是道德堕落、能力低下。历史学家霍利迪说:“(詹姆士一世继位)是一个不详的开端,在这历史的转折点,命运给英国选择了最不相宜的统治者詹姆士一世。他是一个粗鲁、自负、迂腐的君主。….他主持的那个谄媚的枢密院,其伦理道德之衰败已在莎士比亚和韦伯斯脱的许多伟大悲剧、琼森粗犷的讽刺文章、博蒙特和弗莱彻的悲喜剧中有所反映”。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位后,力图整顿纲纪,加强王权,但是“(他)像他父亲一样固执己见,却远不及他的父亲明智。他笃信自己的权力是天赋的,把大权交给自己挥霍无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汉公爵”[13]。同时,由于他个人偏爱威廉•劳德的新高教会派,劳德很快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对清教徒进行迫害,依仗星室法庭对出版物严加审查,清教徒作家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他们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宗教冲突。这在一些主要的方面(甚至是为人处世方面),他们与晚明诸帝也难分伯仲[14]。

   晚明时期,皇帝(及其爪牙宦官)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史。而在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消停,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更日益加剧。这个冲突和斗争的一个焦点都是征税问题。都铎—斯图亚特王朝长期为财政问题所困扰。当时英国政府至少是在名义上依然从属于王室,开支要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由于政府和王室自身开支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因此国王不得不举债。伊丽莎白一世时,精打细算渡过了财政难关,到了她逝世时,将宫廷债务减少到10万英镑。但是到了詹姆士一世时,开支大量增加,到了1606年,债务攀升至60万英镑。为了获得收入,詹姆士一世下令设立了一些新的税目,还大量卖官鬻爵,从而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查理一世继位后,在征税问题上和议会多次发生冲突,几次解散议会,并在1628-1639年的十一年中实行无议会统治。他不仅继续用卖官鬻爵来扩大财政收入,而且恢复了詹姆士一世设立的税目,推广实行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内地,还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15]。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晚明皇帝所作所为的影子。

前面已经谈到,晚明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都不断加剧,出现了长时期的“民变”(包括民众抗议活动和暴动)。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开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圈地运动,到了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愈演愈烈。1517-1607 年间都铎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文献资料,对圈地的数量做了统计。该统计数字一度被认为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统计结果表明,1455-1607 年间,英国中部、东部的 24 个郡共圈地 51,6676 英亩,占 24 个郡土地总面积的 2.76%[16]。但当时人对这个时期圈地情况的估计要严重得多。例如1550年时,作家考柏在他的关于“拯救农业”问题的呼吁书中指出,当时英国的城镇和乡村数目在五万个以上,在1509 -1550年间,只要每个城镇和乡村毁掉一部耕犁,而每部耕犁能养活六口之家,则相应的有300,000人被抛向社会。另一个作家说,中部各郡有400至500个乡村因开辟牧羊场而受到破坏少[17]。1986年马丁(John E. Martin)对 1485-1607年英国米德兰地区 10 个郡的圈地数字重新进行统计,结果为715000 英亩,占以上各郡耕地面积的21.1%[18]。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悲惨的境地。时人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出版的名著《乌托邦》一书中,辛辣地说:“羊是温顺的动物,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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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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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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