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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文明类型与世界迷局

更新时间:2017-04-05 16:11:20
作者: 柳昌清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反西方学者“西欧中心论”的宗旨,把“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并称,他认为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一切人类文明的关键。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应该把希腊的和中国的这两种模式的重要特征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用以解释其他文明的历史。因为希腊的模式符合各大文明的早期阶段,而中国的模式则符合各大文明的后期阶段。把这两个模式的前后期阶段结合起来,就能创立起一个通用的标准模式,它可以圆满地解释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在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中,最基本的节奏就是“阴阳交替”。汤因比说:“挑战和应战、退隐和复出、动乱和集合、亲体子体以及分裂和再生。基本节奏就是阴阳交替的拍子。……这个永远旋转的车轮并不仅仅是一种循环重复,如果每一次旋转都使这个车轮朝着目的地走近一步,如果每一次重生表示一些新东西的产生而不是复制一些过去已经生活过而又死了的东西,那么轮回就不是在地狱的车轮上永施苛刑的可怕手段了。在这个表演里,阴和阳拍出的音乐是创造的诗歌,我们不要想入非非,以为我们弄错了;因为如果我们听清楚,我们就能领会出创造的音调和毁灭的音调在交替着。这个二重奏非但不是可怕的虚假的曲调,反而是真实生活的佐证。如果我们认真地听,我们就可发觉当这两个音调相遇时,它们不是嘈杂而是和谐。”[5]

  

   在“冷战”结束以前,主导当代世界的思想理论,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如上所述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犯形“左”实旧的错误,这就是在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落后的条件下,照搬马恩设计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构想,与传统专制社会的习惯势力结合,形成了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误甚至失败。失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向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再一次失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发展道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搞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同的文明类型形成以后,对相应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很大的左右作用。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由农牧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对“他们”或“她们”的野蛮对待到人道和宽容;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却受文明类型的左右和外来文明冲击的影响。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特征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即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

  

   在经济主导型文明中,由于资产的占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资产(包括劳动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大的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在奴隶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奴隶(劳动力),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土地,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封建领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的标志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本家阶级。

  

   在政治主导型文明中,由于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所以,其社会的发展,就以政治权力的构成方式不同为标志,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大的发展阶段。宗法社会是在氏族社会的基本关系没有被打破的条件下,通过权力逐渐由公化私的蜕变而形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剥削阶级)往往是一个或几个宗族,而被统治者是其他的宗族、氏族甚至部落,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宗法统治阶级;在专制社会,政治权力集中于皇帝,皇帝委任各级各类官员来管理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皇帝及官僚统治阶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为私转向为公,但政治和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仍然起主导作用。

  

   在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明整体发展程度等方面,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宗教主导性文明的社会发展,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一般要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和三种社会形态: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经济主导型文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主导型文明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主导型文明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宗教/政治”主导型文明和“宗教/政治/经济”主导型文明所经历的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也相应具有复合性的特征。

  

   按照文明类型理论,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延续发展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恩所构想的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阶段所要经历的社会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沿着各自文明发展的道路前进,不存在谁代替谁、谁战胜谁的问题,也不存在“文明的冲突”。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经济主导型文明一样,是两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包括生态文明阶段的到来)而不断改进、继续保持的文明类型,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和而不同。宗教主导型文明因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将逐渐消亡,但宗教将继续存在。当今世界,妨害和平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作为主导型(或主要)整合要素的宗教观念和制度,如排他性的“上帝”观念、“圣战”观念、军国主义,等等,由此不仅会导致不必要的对抗,形成恐怖事件、恐怖组织,甚至会形成恐怖政府,必须引起重视。

  

   将来的世界不是“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世界,也不是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而是两种文明共存的“太极”世界。汤因比很早就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识到,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张,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6]

  

   四、中国的迷局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理论自信只能建立在“太极”世界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传统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实际了,拿不出去了。我们要在世界论坛取得话语权,减少不必要的对立和对抗,就要以文明类型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因为它符合当今世界的实际和发展趋势,也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中国在国际战略上已经调整到了符合实际,但在理论学说上却没有实现创新,结果功亏一篑,仍然不能形成“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撒切尔夫人语)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不能只放在发展经济,和平崛起,而是要全面实现现代化,提升中华文明,把政治主导型文明提升到现代的水平。

  

   现代化包括器物、制度、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要能够实现,必须完成经济转型、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四大变革任务。只有完成经济转型,才能实现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体制创新,才能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只有完成理论创建,才能实现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只要完成国民性改造,才能实现人的现代化。在传统思维偏向的作用下,我们只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而没有把体制创新、理论创建和国民性改造这三大任务放在应有的位置,甚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改革”被列到了“两个基本点”之中,但没有明确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完成“体制创新”,结果,改革只是围绕着经济建设,服务于对外开放,旧的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也提出了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也进行了理论创新,但不加区别的讲解放思想造成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理论创新只达到了应用理论的层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完成(甚至没有意识到)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的创新,与理论创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由此形成了思想理论的混乱、矛盾和分化。至于国民性改造,尽管在现实中已经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

  

   提升中华文明的关键,是纠正传统重视“务实”而忽视“求真”、重视“行动”而忽视“思考”的短视偏向。它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西方人既重视务实,跑遍全球,积累财富和资本;又重视求真,创立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由此,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捷足先登,而中国则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根据李约瑟等国外科学技术史专家的研究,中国在16世纪以前,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败在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之所以落伍,与短视偏向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是依靠“务实”摸索完成的,而不是依靠科学指导发展起来的。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由于“务实”而不“求真”,中国古代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怎样在宗法制度(西周建立)和专制制度(秦汉建立)的条件下使政治和社会更和谐的政治伦理思想,却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没有新制度的思想理论,就不会有大变革的社会运动。每一次农民起义最多只是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新建立的则是另一个专制王朝。这样就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及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浅入深地进行了探索,从机器设备(器物)不如人,到制度不民主,再到思想理论不科学,直到国民存在劣根性,逐步深入。与此相适应,实践上也经历了洋务运动(解决机器设备不如人的问题),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解决政治不民主的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解决思想理论不科学的问题),再到改造国民性。如果正常发展下去,短视偏向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这种探索。“救亡”使得短视偏向又得到加强,建立起了更加“高度集权”(邓小平语)的体制。集权制度面临着现代化的“二难推理”: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但在集权制度下经济发展会滋生腐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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