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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

更新时间:2017-04-02 23:53:34
作者: 王辉斌  

   在先唐文学史上,生当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是使山水诗从附庸走向蔚为大观而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一位著名诗人。所谓“附庸”,是指山水诗在西晋末年和整个东晋一代的玄言诗中,所扮演的乃是一种无奈的角色。即是说,在兴盛于这一时期的玄言诗中,虽然也有不少描写山水的句子,但那纯粹是一种点缀,一种陪衬,一种属于“次”而非“主”的景物撷取。而谢灵运则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并着眼于山水审美意识的角度,使对山水自然的描摹独立于玄言诗之外,从而开创了一个以山水诗为主体特征的崭新文学时代。从崇尚玄学到把自然美景引入诗中,开拓与塑造出诸多生动丰富、饶有情趣的山水境界,并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这就是谢灵运表现在文学史上最为卓越的成就。然而,由于谢灵运对老、庄的尊崇与对道家思想的笃信,以致使他成为了当时玄学队伍中的一位最重要的文学家成员。而为历代诗论家所称道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因此之故,而受到了玄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并呈现出其鲜明的玄学特点。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谢灵运其人其作,与玄学乃是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但遗憾的是,学界对于谢灵运的崇玄思想与具体表现,以及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的特殊关系等问题之研究,以笔者之孤陋寡闻,似涉笔者无多。本节特拟就上述诸问题,作一综合性考察与探讨。

  

一、刘宋玄学的“官学”化

  

   玄学是魏晋时期盛行于世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其核心是援道入儒,宣扬老、庄思想,并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解经,故有“玄学”之称。所以,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连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耳。”[1]其中的“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指的就是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周:老子曾为柱下吏,并以《老子》一书为后世所称道;《庄子》系漆园令庄周之作,其“内篇”凡七篇,故有“博物止于七篇”之谓。同此者,另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之“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载述等。正因此,所以魏晋时期的学者们,大都以注释、疏解《老子》、《庄子》等书而成为一时风气。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云:“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以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著为《道德二论》。”[2] 何晏、王辅嗣、夏侯玄、阮籍等人的注疏之作,其实就是对老、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与宣扬。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一种哲学思想,玄学主要以辩证“有无”为讨论的中心,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基本的内容,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为哲学的目的。同时,玄学家们还因此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规范性”色彩的要求,如强调在论证问题时要把握义理,并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等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活于魏晋时期的许许多多的文化精英,便大都致力于对高深玄理的探讨与穷究,于是,说玄谈理,便在当时蔚然成风。更有甚者,则是因大批文学家的介入,而导致了这股强劲玄风对文学特别是诗歌领域的直接渗透,其最终的结果,则是使得玄言诗、玄理诗、游仙诗等诗歌新品种的大量问世。

   当炽烈的玄学之风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声行进到刘宋之际时,便被当时的执政者钦定为万人仰慕的“官学”,而使之身价大增。对此,《南史·雷次宗传》乃有记载:“宋元嘉十五年,征至都,开馆于鸡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3]“元嘉”是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凡整三十年,“元嘉十五年”即公元438年。是年,玄学即被宋文帝堂而皇之的与儒学(经学)、史学、文学并列,并使之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四学”之一。同《南史·雷次宗传》之载者,另有沈约《宋书》等。这些材料的记载表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云云,是有欠准确的。这是因为,刘宋立国凡59年(公元420年—公元479年),而宋文帝设立四馆(即“四学”)又始于元嘉十五年,且其以“元嘉”纪元又为整三十年,则“庄老告退”非在“宋初”乃甚明。即是说,玄学既在元嘉十五年被钦定为“官学”,其于宋文帝执政的后十五年(公元439年—公元454年)属于鼎盛期,乃殆无疑义。而斯时,已为刘宋中期而不是“宋初”。由此看来,可知刘勰之说不可靠,乃可肯定。而近年来所出版的诸多文学史之类的著作,在言及山水诗产生的原因时,大都据《文心雕龙·明诗》之载以立论的举措,以及其藉此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颇值重新思考的。

   由于朝廷的公然提倡,因而使得玄学在刘宋中期就更加畅行。而就在斯时前后,江南则又盛行佛教,且活跃着以竺道生、慧远为代表的两大僧团(即所谓的“金陵僧团”与“庐山僧团”),[4]因此,当时一些出身于士族阶层的知识精英们,便大都兼有双重身份,即其既是玄学家又是僧人或者佛学家,他们终日谈玄悟佛,相互切磋,以致成为时尚。于是,“援佛入玄”与“玄佛融汇”,便成为了这一时期玄学的新面目。而玄学清言与佛家名理的相互渗透,又“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对文化意识形态辐射影响”,[5]使之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生活在如此文化背景下的刘宋世族阶层,无论是就其“侨姓”还是“郡姓”而言,抑或是就其普通士人还是知识精英以论,他们的思想行为乃至文学创作等,几乎都与玄学和佛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便形成了表现在这一时期文化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进而自然是对当时的文学特别是诗歌产生着明显的影响。

  

二、谢灵运崇尚玄学之表现

  

   作为诗人,谢灵运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宋书·谢灵运传》云:“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这里的“博览群书”,研究者大都认为所指应主要为一些儒学(含两汉经学)书籍,则其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乃甚明。所以,有论者认为:“(谢灵运)善于运用经语以入之诗而略无经师迂陈之迹,为古今诗人所莫及……灵运于经学非独精通,且实博练,而其根本思想直承儒家。”[6]所言甚是。而谢灵运自27岁始,又与佛教打得火热,如至庐山东林寺专门拜谒慧远法师,在京师与慧严等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般若经》作注,[7]撰《辩宗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顿悟成佛论”,等等。[8]除了崇信佛教之外,谢灵运与在当时畅行不衰的玄学之关系,亦颇为密切,以致玄学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谢灵运崇尚玄学,要而言之,主要是源自于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影响。其外部的影响,如上所述,乃是与他所生活时代玄风炽烈的文化大背景密切相关的。即是说,当时知识阶层较为普遍的清议玄谈,以及道家崇尚自然山水的雅好等,无不深深地吸引着“幼便颍悟”的谢灵运。 而内部的影响,则乃是就谢氏家族源远流长的玄学传统以言。对于谢氏家族中这一极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刘义庆《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如《言语第二》有载云:“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又《文学第四》“林道人诣谢公”条注引《中兴书》云:“(谢)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同书同篇“谢车骑在安西难中”条注引《玄别传》亦云:“(谢)玄能清言,善名理。”此外,《梁书·谢举传》亦有所载:“举少博涉多通,尤长玄理及释氏义。”[9]这几起材料中的谢安、谢玄、谢朗、谢举等人,均为谢氏家族中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的“能清言,善名理”,以及“尤长玄理及释氏义”等特征及其举措,充分反映了擅长清言之道、重视玄学修养,在这一家族中乃是由来已久的。而其中,谢安与谢玄,又是两位在当时盛名颇负的玄学家。因此,生活于这一家族中的谢运灵,便理所当然地会深受其玄学与玄理方面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得谢灵运成为了当时玄学队伍中的一位重要文学家成员,而玄学也自然因此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大而言之,谢灵运对于玄学的崇尚,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其一是雅好“三玄”。所谓“三玄”,如上所言,主要是指被玄学家们尊崇为“玄学精典”的三部先秦著作,即《周易》、《老子》与《庄子》。而自幼就十分“好学,博览群书”的谢灵运,对于这三部著作,自然是读过多遍并且是了然于胸的。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周易》为例,仅在《山居赋》的自注中,谢灵运就曾多次以之为注,如于“若夫巢居以风露贻患,则大壮以栋宇祛法”下即有注云:“《易》云‘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盖取诸《大状》。’”又于“仰前哲之遗训”一段文字下注云:“《易》云:‘向晦入宴息。’庄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处。”又于“缗纶不投” 一段文字下引《易经》注云:“不远游,无祗悔。”凡此等等,都可见出谢灵运对《周易》的娴熟与崇信程度之大概,正因此,故其才会有如此得心应手之“自注”。

   《老子》与《庄子》,更是谢灵运潜心研读的两部著作,所以综谢灵运一生,其追求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逍遥”,乃是不遗余力的,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自然山水的崇尚。对此,我们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准确获知。其一是谢集中“山水作品”的数量。谢灵运现存诗、文、赋共计200余篇(首),有研究者对其进行过具体的统计,认为其中“约有三分之二是主要描写山水的”,[10]其数量之多,不仅在先唐时期位居第一,即使是在山水田园诗繁荣兴盛的盛唐时代,也是无人可与之相比的。其二是“言必老庄”的文学特点。从题材类别的角度言,谢灵运的诗歌(也含部分文、赋作品),固然是以“山水”为创作主体的,但其于每一具体的作品中,又几乎是“言必老庄”的。对此,我们只要将《谢灵运集》进行一番认真审读,即可大体把握之。如《赠安成七章并序》其二有云:“用舍谁阶,宾名相传。”其中“宾名”一词下,有谢灵运的一条自注:“宾名,义皆出于庄周。”检核《庄子·逍遥游》有“名者实之宾也”句,知乃其所出。又其六有云:“清静有默,平正无偏。”“清静有默”,所指为道家的处世态度:清静无为,沉默少语。其语出《老子》第四十五章:“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静。”而《庄子·在宥》不仅有类似记载,而且较《老子》还有所发展,其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乃可长生。”[11]可见,谢灵运对于《老子》与《庄子》的“清静”之论,乃是极为崇拜的。再如《入道至人赋》一文中的“至人”,乃取自《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对人无名。”谢灵运在此赋中,不仅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至人”,而且于赋中还对“至人”逍遥物外、抱朴守真的生活,进行了高度赞扬。从以上所举诸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诗人的谢灵运,对于老子与庄子这两位先哲的崇敬,乃是达到了顶礼膜拜之程度的,正因此,故二人之所言所行,乃会在谢灵运的心灵深处得以潜移默化。而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从“描写山水”到“言必老庄”的这一整个创个过程,则又充分反映了老庄思想对谢灵运所产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是尚道好隐。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是最先提出“道”这一哲学概念的,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并有所发挥,而魏晋玄学,则是“在形式上复活了老、庄思想,并用以取代两汉以来的谶讳神学”。[12]所以,当玄学发展到晋宋时之际的谢灵运时代时,具有丰富内涵的“道”,便与之互为渗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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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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