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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

更新时间:2017-03-30 16:07:02
作者: 李忠夏  
近代立宪以来有关国体、政体结构的不断调整,就是为了适应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并同时维系个体自由、政治权力(治权)与人民权力(政权)之间的平衡。[29]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系统内在扩张与近代立宪本身所蕴含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趋势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带来了选择的多样性,既可以通过政治系统全面扩张的方式得以解决、也可以通过迈向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方式得以解决,新中国初期的选择偏向于前者。

  

二、理想化的人民民主国家: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同质化

  

   中国在近代转型中遭遇到了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与立宪的功能分化趋势之间的紧张。传统的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内圣外王”的传统,在向民主政治转型时,会遇到个人生活方式、社会价值伦理、民主政治运作模式以及经济交往方式的层层变革。与传统政治相配套的社会经济、伦理和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新的国家组织模式虽然在形式上通过宪法确立起来,但却缺乏整个相互配合的组织结构,这一转型期自然会遭遇各种内在紧张,而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又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内在的紧张。可以说,中国近代遭遇到两方面的整合困难——从个体向人民的整合,从人民向国家的整合——由此构成了个体、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内在紧张。

   “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紧张关系。中国自古就有建构一种“大同世”的理想,而社会主义理论则与之具有相通性,[30]但又不止是“一个美丽的梦”,[31]而是兼具了现实操作性,因而在近代中国极具吸引力。[32]从民国之初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经历了逐渐演进的过程,最终融合马克思主义、前苏联经验与中国现实,形成了新中国的建国方案。

   新中国在建国时期的主要目标是摆脱贫困和国家富强。摆脱贫困关涉从个体向人民的整合,涉及五四运动以来对社会“平民”的关注,也与大同社会的理想一脉相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开始也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其经济领域的民生主义虽然一直摇摆不定,但起初却具有社会主义的元素。[33]关注社会底层的民生是近代中国人民整合的前提,也是近代中国对民主的一种理解。社会主义从进入中国开始就追求“庶民的胜利”,或者用阿伦特的话来说,“从贫困中解放优先于自由立国”,[34]这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基。国家富强则是近代中国一直念兹在兹的目标。这包括经济上的富裕和政治上的强大,是维系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根本所在,也是从人民的统一体向国家统一体整合的过程。新中国的成立,就是希望将这二者能够结合到一起,既实现社会正义、又实现国家强大。

   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和现实的改造。首先,在人民的整合上,需要真正关注民生,动员平民的力量,以底层民众为核心展开,使之构成人民的主体,由此与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概念连接到一起,并将“无产阶级”提升为一个具有道德内涵的概念,使之具有统一的意志性,以此与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等对立起来,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在无产阶级的范围上,中国创造性地将之从工人阶级扩大到工农联盟。其次,在国家富强问题上,经济上需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而在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的改造就开始配合实现工业化;在政治整合层面需要实现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政治决断力,这就需要民主整合偏于国家统一体的建构,在个体、社会、国家之间实现利益的同质化(人民的同质性),解决个体、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紧张。

   正是基于这两个目标,建国之后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从《共同纲领》向“五四宪法”的过渡。虽然这一过渡在建国理论和宪法基础上具有本质的跳跃,但其中却具有一脉相承性,在现实层面更是具有自然的衔接性,仍属于“革命建国”的范畴,或者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建国内在逻辑的体现。新民主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在分裂的国家中实现统一,所以其立场是团结和联合,而不是改造,[35]这也是当时国家整合的需要。新民主主义既立足现实,又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为之做准备,具有动态的过渡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体)和“民主集中制”(政体),[36]经济是“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37]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是各阶级的联合,敌人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地主和富农都是联合对象。相应地,在经济政策上,新民主主义“不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也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土地为农民私有,但同时存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可以说多种所有制并存。[38]

   建国之后,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都开始加快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其原因主要是《共同纲领》中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内存紧张关系以及国家快速工业化的急切需要。

   首先,新民主主义这种公私兼顾的国家—社会结构难免引起公私之间的冲突,比如私人资本与公有经济之间的竞争。对这一问题,刘少奇曾指出,“这些资本主义成分,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也必然要与国家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发生竞争。这种竞争,愈到后来就愈加激烈,并将继续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上所发生的竞争,首先就在经济上表现出来。那样,这种竞争,首先是和平的经济竞争,到底谁胜谁负呢?这就要看将来的发展情况才能决定的”。[39]实践中,对与“国家经济和合作经济”展开竞争的私有经济要与之“斗争”,则逐步加以限制。“为了繁荣经济,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容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的,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本身却带着一种反动的倒退的性质。它不断地在侵蚀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它不断地在侵蚀合作经济,而使后者从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之下脱离出来,转回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去。因此,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与合作经济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尖锐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是阻止私人资本之发展,更不是否定私人资本之存在。”[40]虽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41]这种既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又要与之斗争的内在矛盾形势,最终促使新民主主义快速转向了社会主义。

   其次,虽然新民主主义具有很强的立足现实并渐进过渡的特性,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快速工业化”以及围绕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赶超战略。“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国策,在它的初期阶段,是以土地改革与国有化政策为中心的。土地改革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力,改善农业生产关系。国有化政策则是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加速完成工业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42]而一旦“发展生产”与“公私兼顾”之间存在内在紧张,公私兼顾就要让位于发展生产了。新民主主义虽然允许国家与私人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但实践中已经开始向国有化方向发展,并有条不紊的进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按薄一波的说法,“党中央当时设想,再用三年到五年时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43]但是,1953年之后,这个设想就被打破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44]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新民主主义的“公私兼顾”就无法继续了,要解决发展生产过程中公私之间的内在紧张,就需要进一步的社会革命。首先,随着从公私兼顾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需要进行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改造,逐渐消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应地,在经济模式上,为配合赶超战略和公有经济,需采取全面的计划经济,并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形成了若干与之相互配套的制度理性。[45]为实现国家对计划的全面掌控,就需实现政治对所有领域的全面渗透,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高度同质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超强社会动员能力。农业集体化运动就是国家权力渗透至农村的表现,是为了汲取农村的剩余以用于工业化建设。[46]在土地政策上,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实现农民私有之后,自1951年开始就展开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低级社和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跃进,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47]通过这种方式,农村的剩余得以集中以供工业化发展,农民的利益通过集体与国家绑定在一起,再加上城市中私人资本的改造,最终实现了对“人民”的无产阶级化改造。[48]

   这一内在紧张也反映到“五四宪法”的文本中。“五四宪法”一方面保障资本家、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8条第1款、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1款),另一方面又明确要对之进行逐渐改造。“五四宪法”第8、9、10条都体现这一思路,鼓励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展开“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第8条第2款、第9条第2款),对“富农经济采取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第8条第3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第10条第2款),“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第10条第3款),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14条)。宪法文本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49]及其中的内在紧张,而现实则全面走向了公有化、计划经济(第15条)和赶超战略以巩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的道路。[50]

   在政治领域,《共同纲领》第1条对国家性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四宪法”第1条中被简化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如果说,《共同纲领》在制定时尚以政治协商为基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共同纲领”,那么到“五四宪法”时,则从政治协商转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经济领域中从公私并存向公有制改造的趋势相符。

可以说,新中国建国时期延续并极端化了近代中国立宪以来的基本思路:欲实现国家之整合必先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又必须改造个体,从而将国家整合推向极致,实现了新的以无产阶级和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下分层的结构。如果说,近代中国对社会整合和国家建构的追求,是在道德层面上为个体树立私德与公德以利于群,则新中国之初就是在思想、生存条件、经济方式、政治立场等各个方面实现个体和社会的改造,进行阶级改造,实现人民的同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统一体,以配合国家的整合和赶超战略。个体、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最终以偏于国家整合的方式实现了同质化。以基本权利为例,《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中都有基本权利的相关规定,但当时的基本权利并非是“防止国家侵犯”的防御权和主观公权利,而是延续人民民主的建国思路,具有国家建构和政治整合的作用。[51]这一思路直到“八二宪法”制定之时仍在延续。彭真曾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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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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