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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政治代表概念的源流

——兼论我国宪法的代表结构

更新时间:2017-03-30 16:00:59
作者: 刘刚  

   摘要:  本文主体内容分作两部分,首先揭示代表概念的结构,然后以此结构为分析框架,尝试对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给予理论界定。完整且简单的代表结构由三个要素构成,即“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代表概念的内核可以表述为:代表者使不可见的被代表物在观察者面前变得可见,其关键要素是“使……在场”。在政治语境中,代表可以区分为制宪代表与常规代表。制宪代表关涉主权归属,常规代表负责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使制宪代表创设的秩序正常运转,代表的内核在政治语境中展现为“人民一制宪代表一宪法一常规代表一国民”的结构。中国共产党通常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可被视作常规代表;在个别情况下又能够突破宪法的框架,在启动正式的修宪程序之前制定与宪法内容不符的改革政策,就此而言又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制宪权的行使。本文通过“委托专政”的理论概念来界定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其含义是,宪法秩序授予某机构在特定事项上享有突破宪法的权力。表面看来,委托专政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条文规定,但是,这种违宪行为是得到宪法本身授权的,其实质是一种更加符合宪法精神的行为。

   关键词:  制宪权 制宪代表 常规代表 委托专政

  

一、从代表概念的混乱说起


   困扰中国宪法学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在政法论说中,二者均宣称人民代表者的地位;在政治现实中,执政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生活的不同层面均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但是,它们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两个代表者又该如何被安置在一个妥当的代表结构当中,学理上至今未能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宪法学面对此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多持一种退缩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突出表现是,在宪法学研究中刻意回避执政党的地位问题。或者仅仅用学术语言重述官方的言说。[1]当涉及人民的代表者时,则严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2款出发,推演出人民的代表者只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结论。

   造成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是出于一种学术策略或政治策略的考虑,认为涉及执政党的问题乃是敏感问题,如果正面论证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而丧失学者的独立性,并有政治投机之嫌。细究此种心态之成因,实际是因为论者潜在地坚持了一种政治立场,且这种政治立场反映了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区别的政治愿望,这种政治愿望或许还体现着世界潮流的趋势。如此看来,这种所谓的学术独立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独立,它不过是在学术独立的名义下隐晦地表达另一种政治立场而已。

   不过,宪法学研究的退缩态度的真正原因还不在于学术或政治策略,或者说,不应该从学术或政治策略层面去找寻原因。因为学术或政治策略涉及一个人的内心动机,外人妄加揣测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引发无谓的相互指责,最终把学术研究变成政治立场的争论。

   成退缩态度的真正原因是概念的含糊与用法的混乱。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者时,之所以有宪法学人持模糊的态度,是因为二者所用的代表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宪法学人使用“代表”一词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选举、议员对选民的责任、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议会对政府的控制等。[2]退一步讲,即使按照多数宪法学人的逻辑来推演,谁能说代表的含义就是选举、就是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就是代议制政府?毫无疑问,在当前的主流观念中,这些要素都附着在代表概念上面;但是,这仅仅是特定历史情势的产物,它们绝非代表概念的内核。

   有鉴于此,本文打算开展一项细致的分析工作,首先把代表概念从一系列附着要素中剥离出来,界定它的内核;然后探讨代表概念与附着要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尝试揭示中国宪法所采纳的独特代表结构。

  

二、代表概念的内核

  

   人们在多种语境[3]下使用“代表”一词,各种语境下的内涵互有差别。因此,很多研究者均抱怨根本无法对其含义作出界定。[4]事实上,并非代表概念不可界定,而是因为研究者试图找寻一个足够抽象但同时内涵又足够丰富的概念。可是,抽象性与内涵丰富性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可兼得。本文采取的路径是,先把代表概念从各种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在最抽象的层面提炼出其内核结构,然后逐次拓展内核所牵涉的附着要素,最终展示这个概念的完整内涵。[5]

   对于这条路径来说,最常规的做法是从“代表”一词的语义入手。[6]在中文语境中,代表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作为名词使用时,又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代表者,另一种含义是整体的代表现象、过程或机制。为区别起见,下文的讨论先从动词意义的代表入手,而且动词属性的代表也是理解其内核的恰当起点。中文的“代表”一词移译自西语(represent ;reprasentieren)。“represent”由两部分构成:前缀“re”加词根“present”。“re”的字面含义是“再一次”,“present”的字面含义是“在场、出现”。所以,“代表”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一次在场”,或曰“重现”。这是“代表”一词之含义的内核,其余所有的含义分歧皆从这个内核分化而成。这个内核看似高度抽象,但若细加分析,仍能给人丰富的启发。

   “present”是分析代表概念的入手点。如果始终保持在场的状态,就没有代表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始终可以亲自在场的人或物是无须代表的。这里所要求的只是一种亲自在场的能力,并非时时刻刻的真切在场。而且,是否在场的论断并非从在场者自身的角度,而是从观察者(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从第三方)的立场来讲。举例来说,在开会的时候,如果参会者张三没有到会,那么,尽管张三肯定在其他某个物理场所在场;但是,对其他参会者来说,张三不在场。虽然张三不在场,但是,他如果决定来参会,是可以切实地在场的。在这种意义上说,虽然他的再次出现表面看来是“再一次在场”,但实际上却是亲自“在场”能力的体现,没有人会把张三的再次参会描述为代表行为。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在张三没有参会的时候,可能会有另一位参会者李四声称代表张三发言;此时,虽然李四使用“代表”这个词语,但李四的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代表行为,因为张三是可以亲自在场的。由此,可以提炼出代表内核的第一个维度:只有不能亲自在场的人或物(下文称作被代表物)才有被代表的必要性。如果忽视这层内涵,就会导致对代表概念的误用。如上例所示,人们有时会把代替那些本可亲自在场但因故缺席的人或物采取的行为视作代表行为。

   因此,把“represent”直译为“再一次在场”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它可能被理解为“X再一次在场”,然而,这种情形仍然是“X”的亲自在场,更准确的直译应该是“使X在场”。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不能亲自在场的X在未被代表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不在场的状态。可是,不在场能不能等同于不存在?显然不能。如果X是压根就不存在的,那么,代表也就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用“代表”一词,实际是把代表者的作品或创造物与被代表物混为一谈。因此,若要正确地使用“代表”一词,必须假定不能亲自在场的X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可见的状态存在。代表的功能只在于使这种不可见的存在变得可见,而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种可见的存在。这里涉及关于事物存在状态的哲学争议。如果坚持事物的存在形态只能是可见的,那么,人们将或者斥代表概念为奇谈怪论,[7]或者误用代表概念,尤其是混淆代表与代理的区别。由此,可以提炼出代表内核的第二个维度:不能亲自在场的被代表物并非不存在,而是一种不可见的存在。

   以不可见的形态存在的被代表物是否能够或应该永远保持不可见的存在状态呢?孤立地看,被代表物当然能够永远保持不可见的存在状态,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与人类的生活毫无关联,再称其为被代表物也将毫无意义。被代表物之所以成为被代表物,就在于它内在地要求获得可见的存在形式。然而,它又无法亲自在场,必须通过代表者才能获得可见的存在形式。代表者与被代表物之间是一种相互的构成性关系。这种相互的构成性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代表者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其全部意义就在于使被代表物获得可见的存在。就此而言,被代表物是套在代表者头上的紧箍咒。在可见的世界中,人们看到的是代表者,但是真正意义的代表必须实现这样的效果:当人们看到代表者时,想到或感知到的却是被代表物。这样一来,本来不可见的被代表物却获得了可见的存在,本来真切在场的代表者却被视同不存在。另一方面,被代表物在可见的世界中没有独立出场的能力,只有通过代表者才能获得可见的存在。就此而言,被代表物这个紧箍咒对代表者又失去制约力。这种看似矛盾的相互构成性关系展现出一种深刻的辩证内涵。这种辩证内涵在政治和公法语境中将产生深远的制度后果,它同时反对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政治观;对此,下文将详细阐述。由此,可以提炼出代表内涵的第三个维度:以不可见形式存在的被代表物内在地要求而且也只能通过代表者获得可见的存在。

   到此为止,代表概念的内核已经基本得到揭示。从研究代表理论的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8]如果抽离具体语境,对代表内核的抽象界定也基本限于这个维度,其他问题都是从中引发的附着性问题,而非代表的内核。这个内核呈现出一种清晰的简单结构,即“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但是,在这个简单结构中,实际还隐含着一个维度,很少有学者直接提出来,这个维度就是观察者。当谈论被代表物不可见,代表者可见时,其中的“可见”与“不可见”既不是针对被代表物,也不是针对代表者,而是潜在地预设了观察者,“可见”与“不可见”都是针对观察者而言的。这样一来,完整且简单的代表结构应该由三个要素构成,即“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代表者之所以要代表被代表物,实际是做给观察者看的,观察者想看的并不是代表者,而是由其展现的被代表物。这种情势非常类似于舞台演出的场景。被代表物是剧中的角色,代表者是演员,观察者是观众,三者缺一不可。若只有角色,则仅仅是死的剧本;演员若脱离剧本,则成为荒唐的胡闹;若没有观众观看,则一切都将失去意义。由此,代表概念的内核可以表述为:代表者使不可见的被代表物在观察者面前变得可见,其关键要素是“使……在场”。

   除此之外,围绕代表概念衍生出的其他问题都属于附着要素,并非代表的内核。针对这些附着要素,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只有厘定代表的内核之后,才能避免因附着要素而否定代表的内核。从“被代表物一代表者一观察者”这个内核结构拓展,至少涉及几个附着性问题:第一,被代表物是什么?第二,代表者是如何产生的?第三,代表者与观察者是什么关系?第四,被代表物与观察者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则很难继续在抽象层面给予回答,而必须限定在某种具体语境当中。对于本文旨趣来说,笔者将首先在政治代表的语境中讨论代表结构的内核,然后回答上述附着性问题。

  

三、政治代表的内核结构与附随问题

  

   (一)政治代表的内核结构

本文预设的前提是,“命令一服从”的经验政治现象背后的精神结构是一种代表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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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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