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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辉: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更新时间:2017-03-28 21:52:14
作者: 陈明辉  

   〔作者简介〕陈明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7年第1期。

   摘要:中国宪法面临着多元化的文化土壤,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传统文化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土壤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宪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主义宪法。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首先体现在国家目标方面,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目标是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梦”;其次体现在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在权利来源、权利范围和权利位阶上均持集体优位的价值立场;最后是在权力结构上,中国宪法对权力的配置也基本遵循“局部服从整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宪法  集体主义  西方宪法  价值取向  权利观念  权力结构

  

引言

   中国宪法正处于一个学科形成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张力、“显形宪法”与“隐形宪法”的矛盾、以及一般宪法原理与本土特殊国情之间的冲突,使得宪法学研究者在研究立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均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研究立场上,有解释立场与批判立场的分歧;在研究对象上,有以宪法文本为中心与以宪法现实运行状态为中心的分歧;在研究目标上,有建立中国特色宪法学理论体系和宪法秩序还是建立英美宪法理论和宪法秩序的分歧。而这些分歧的解决,首先必须回到事实层面来,只有先将事实层面的认识分歧解决了,各方才有沟通对话的基本和平台,各种价值判断的理论与观念才有可比较性和可沟通性。

   因此,在当下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形成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对“中国宪法是什么”的实然层面问题的研究。实然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中国宪法学应以何者为中心——文本宪法还是现实宪法。可喜的是,经过这些年来宪法学方法论的论战,这一问题已有共识。无论是规范宪法学还是宪法解释学,又或者是政治宪法学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宪法文本的中心地位。实然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应当以何种态度和方法解读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对中国宪法文本,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以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宪法理论来对中国宪法进行抽象的解读,并以西方宪法理论作为评判中国宪法文本与实践的价值尺度;另一种是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和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的解读,以期建立中国化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尽管这一分歧尚未形成共识,但正如韩大元教授在回顾中国宪法学发展时曾指出的那样:中国宪法学研究在“宪法学中国化”方面留有遗憾,“在自我历史方位、起点问题上,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精髓,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的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西方宪法学理论的确是中国宪法研究的极为重要的资源,但完全按照西方价值指导和评判中国宪法,在理论上不科学,在实践上不可行。因而,如何立足于中国宪法文化解读中国宪法文本,从而形成关于中国宪法的科学认知,是当前中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宪法学必须以宪法文本为核心展开研究,而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研究又必须从中国文化背景、政治实践的历史以及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对中国宪法进行历史文化解读,提高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自觉性,培育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自主性。正是基于这种思考逻辑,本文试图从中国宪法的文化土壤中挖掘现行宪法的独特品格。而所谓宪法的品格是指特定国别宪法在其生发、运作与发展过程中,基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政治实践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个性与品质。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并无多大差别,但是从实质内容上,中国宪法与西方宪法的差别是巨大的。中国宪法是以西方形式表达中国内容的一部民族宪法,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制度安排。因此,只有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宪法文本所表达的宪法理念和宪法精神与西方宪法的根本不同之处。唯有依照此种学术立场来审视中国宪法,才能发现中国宪法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解决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制度安排。

   本文聚焦于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的独特性。在这一问题上,已有学者觉察到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宪法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但目前为止,人们并未普遍而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理论上也缺乏对中国宪法集体主义品格的系统论证。基于上述思考,笔者提出并试图证成“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这一论断,以期纠正学界长期以来简单套用西方个人主义的宪法学理论解释和评价中国宪法现象的误区。在论证思路上,本文认为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既是一种文化品格,也是一种规范品格。文化品格意味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根源中国的宪法文化,而规范品格意为着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集中体现在现行宪法文本的规范结构之中。因而,本文采用了历史文化分析方法与现行文本分析方法,论述中国宪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集体主义特征。在论文的结构上,本文的第一部分将从现行宪法的文化土壤中提炼出当下中国宪法文化的集体主义特性,第二、三、四部分则从现行宪法的文本内部——特别是宪法目标、权利观念和权力结构这三个维度,把握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

  

一、集体主义的宪法文化

   “一定的文化,塑造出一定的人格,并表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倾向。”这对于宪法来说也是如此。现代宪法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以后必然要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以后,才能真正扎根下来。西方宪法传入中国当然会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经过中国文化浸染的宪法也必然携带着中国人价值观念和行为特点。这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占据主体性地位的人才是互构过程中的支配力量,西方宪法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必定是以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准。因此,经过中国文化洗礼和时代需要择选的宪法必然带着显著的中国特征,区别于其发源地的欧美宪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不是制定的,而是长期形成的。”生长于不同文化土壤的宪法沾染着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形塑着该国的宪法观念、宪法文本和宪法实践。

   中国现行宪法的颁布与实施,自始面临着多元文化的背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传统文化具有的重义轻利、重群体轻个体,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对中国宪法的品格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能否称之为集体主义还存在一些争议,但自五四运动传入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根本价值取向是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所以,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宪法必定继承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从而区别于以自由主义为文化土壤的西方宪法。

  

   (一)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可谓源远流长。《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为传统文化中“为公”的理念。因公忘私、大公无私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尊崇的价值导向。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这不仅是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价值取向,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及其人民共有的价值观念。这种“为公”的价值倾向的产生与表现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集体劳作和集体消费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最根本的受制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在传统小农经济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人从属于家庭,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管理者,也不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古代生产效率低下,一户家庭需要耕种十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同时,播种和收获时候农务极为繁重,每个人都是劳动力,要承担一定的劳动任务。加上农作物种植需要一定的种植经验,家庭内部必须要团结协作并服从家长的统一安排,收成才能够有所保证。因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劳动工具和劳动知识都需要从家庭中获取,个人无法独立于家庭进行生产。在生活上,供个人消费使用的生活资料也都来源于家庭的分配,并且量非常少仅够生存,个人难以脱离家庭而进行其他活动。此外,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家庭、村落(大家族)、国家作为三种最为重要的集体,家庭组织生产、村落防范自然灾害、国家抵御外敌,任何个人都难以脱离它们而生存下去。它们的存亡决定了个人的存亡,它们的繁荣也决定了个人的繁荣。正因为家、村落和国家这类集体对于个人生存如此重要,古人根据生活经验就能够产生家国重于个人等集体主义取向的价值观念。

   第二,集体至上的政治组织结构。在传统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村落为生活共同体和以国家为文化共同体这样一种生产生活样态决定了公共权力的配置也是以家庭、村落和国家为中心的。家族(包括家庭和大家庭组成的村落)和国家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代表家庭和国家行使权力的家长和君王则拥有对其成员的崇高权威。在各种道德语言和法律语言中,充斥着作为个体的家庭成员和国家臣民对家庭和国家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传统中国里的家族不仅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基本的政治组织。家长、族长拥有法律承认的对家族成员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及处理家族内部的纠纷的司法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比官府的裁判权还享有一定的优先性,往往只有当家族内部不能够作出适当处理时,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正是按照家族制度的逻辑组建。产生于家族中的孝悌、仁爱、名分、尊卑等观念同样用于政治领域,调整政治领域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怪乎林语堂说:“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与家庭具有同质性,“天下为公”的国家观、中央集权的权力体制、以忠君为核心的君臣伦理分别对应了家族制度中的财产共有制、家长集权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制度。这种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强调家国至上,要求个体的绝对服从。

   第三,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既无经济上的独立,也无政治上的自由。由于个体对家庭和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政治服从关系,个体的价值目标也往往与家庭目标、国家目标相挂靠。家庭和国家与个人荣辱与共、休戚相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很容易产生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古代人在认识人的性质、人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始终是从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进行阐释的。例如,生产上对自然的依赖,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生活上对家庭、宗族的依赖,产生了家族本位的观念。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在个人对群体有高度依赖的传统社会,很容易产生整体主义、群体本位等价值观念。在人的本性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必须过群体生活,必须以道德作为个体的人生目标。道德是以个体对集体的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意在要求每个人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求,从而达到集体的和谐。中国文化把人看作是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其他人的互助与集体的教化。而现代西方文化则把人看作是具有理智、情感和道德的独立个体,每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是最高最宝贵的价值。因而,中国人没有得出西方近代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观,而是产生了人作为伦理关系中的一员的个人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价值追求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普遍抱有家国情怀,以光宗耀祖、保家卫国为最高的人生价值。

  

(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文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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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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