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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百精:互联网、公共危机与社会认同

更新时间:2017-03-21 22:36:25
作者: 胡百精  

   摘要:互联网重构了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秩序和权力关系,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从而在微观上加剧了具体危机事件的复杂性,在宏观上加剧了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公共危机情境下,互联网通过话语权再分配促进了多元意见竞争,消解了传统的意见表达机制、社会信任机制、决策与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机制。同时,互联网亦开辟了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社会行动空间,公众在此空间内由围观者、表达者“升级”为积极的行动者,由信息共同体“升级”为复杂的关系共同体和潜在的行动共同体。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应当成为互联网时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再造话语秩序,重构信任与合法性机制,形塑多元主义时代的认同与共同体。

   关键词:公共危机/对话/话语权/信任/合法性

  

   公共危机是指那些影响到公共心理、利益和价值的威胁性、紧迫性事件或状态。较之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危机、组织危机,公共危机的核心特征在其公共性,亦即它的影响会波及至公共空间。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危机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焦点议题之一,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相继推出了专门针对公共危机的政策和立法,确立了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范畴和程式。公共危机频繁、持续、系统化、结构性地爆发,印证了贝克和吉登斯等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预言:人类社会正在步入风险社会。贝克、吉登斯等人(Beck & Giddens,2001)提出,现代性充斥着矛盾、悖论和自我否定,导致现代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常态化、公共化的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信任风险和各种暴力风险。这些风险不仅酝酿、爆发于一国之内的公共空间,而且日益向全球范围扩散,“生活在全球化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①。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传播或曰沟通管理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它直接关涉公共危机中的话语建构、信任修复、合法性再造、公共参与和社会认同。如果一定要在复杂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清理出相对明晰的主线的话,那么一条线索是权力、制度、资源、技术层面的应急管理,另一条就是沟通管理。前者是旨在直接控制危机损害的“硬管理”,后者与前者紧密关联,但更多地指向危机中的表达、共识和认同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互联网时代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传播观念、机制和路径及其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话语权再分配

   互联网几乎与风险社会同步到来。正如21世纪初所见证的那样,互联网介入了各种风险、危机和公共危机。在公共危机中,互联网暴露、传播、放大各种风险要素,重构利益关系与价值秩序,从而加剧了具体危机事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以现代性的宏观视野看,互联网在观念、知识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制造了愈来愈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在整体上加剧了社会风险。无论对于具体危机事件还是宏观的风险社会图景,互联网都不只是简单的呈现者,更是危机的深度建构者。正是通过无时无处不在的呈现和建构,互联网一方面助推了风险和危机日益常态化、公共化的客观趋势,一方面也使这种客观趋势转化为人们对风险社会日益敏感的主观想象。对于其影响和后果,学界的看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将互联网视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对象,认为互联网本身就是麻烦、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制造者,是危机预警、处置和恢复管理的重要内容。如贝利福德(S.Berrisford)从信息传播层面提出,互联网加剧了危机中信息混乱、真相匮乏、秩序混乱的困境;②喻国明从社会关系生产的角度提出,互联网带来了人际和社会关系的革命,在推动传媒格局、舆论生态变革的同时,也全面挑战了政府的角色和行动逻辑。③

   二是将互联网理解为公共危机管理的工具,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譬如提升沟通效率、优化权力行使和社会动员机制途径。如甘尼特和考兹敏(Ganett & Kouzmin)评估了卡特里飓风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沟通机制和效率问题,他们提出,由于沟通障碍、信息技术利用失败、权力运行上的顽固不化等因素,导致这场飓风既是一场自然灾难,也是一场传播和公共管理灾难。④

   三是将互联网普泛为时代背景或曰社会语境,即今日的公共危机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社会”。如张成福、谢一帆认为贝克、吉登斯等人预言的风险社会已然在世界范围内铺开,而互联网的普及正是这一宏观背景的一部分——放大了人们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感知,使风险社会治理成为一项全局性的社会战略;⑤胡百精提出,互联网与现代性、风险社会和全球化等问题缠结一体,构成了当代公共危机的宏观背景,罔顾互联网而讨论公共危机管理,已然是不可想象的了。⑥

   实际上,无论作为对象、工具还是语境,互联网对公共危机的影响都是藉由如下机制实现的:通过改变危机情境下的信息传播秩序和话语规则,从而改变了危机利益攸关方的权力关系和危机中的权力运行机制。互联网使普罗大众获得了空前的表达资源和机会,影响到人们如何认识、想象、讨论和建构公共危机;作为一个多元化的权力博弈空间,互联网冲击了既往由政治、商业和文化精英主导的权力规则和合法性基础,普罗大众可以实现自我组织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并将权力主张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动。在这一机制中,由话语重构引发的权力关系重构体现了话语权的变迁。也就是说,互联网之所以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问题,或者公共危机管理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遇到了新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互联网重新分配了危机中的话语权。

   最早提出话语权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他认为话语(discourse)即权力(power)。以福柯的视野看,无论是人与人的日常言语交往,还是“恋爱的、制度的或经济的关系中,一个人总是想方设计操控另一个人的行为,因而权力都始终在场”⑦。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历史、文明皆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是权力藉由话语对于存在之物的“保留”或“消除”。譬如,一场公共危机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最终取决于谁拥有为之定性的话语权。倘若定性为“天灾”,则制度废弛、管理涣散、领导渎职等罪责便被“消除”了。又如,公共管理学科对于“谁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政府主导抑或多元协同——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说到底也是一个话语权的分配问题。

   自新世纪以来,互联网赋予公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巩固、调节和善用这种权力,已然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在传统时代的公共危机中,通常存在三种话语权的交锋:一是由政治权力、物质财富和知识资源所赋予的自上而下的精英话语体系;二是普罗大众通过上书、上访、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等形式行使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话语体系;三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一直宣称或追求的“第三方话语”。实际上,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成为危机中某一方——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拥护者和传播管道。精英阶层总是通过塑造媒体的传播框架来再生产或合法化自己的利益与意识形态,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正是他们行使话语权的重要渠道。⑧普罗大众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几无可能获得与统治精英对等的媒体话语权,并且也缺少充分的公共表达训练。即使是在所谓民主传统悠久的国家,精英话语也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支配地位。

   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了话语权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主要表现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公开的意见竞争。在传统时代,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一般为时空边界所遮蔽,或被权力之幕所覆盖,局外人、边缘利益相关者往往知之甚少。公共危机的真相和“口径”、解释和解决方案主要掌握在官方、企业和专业精英手中,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信息、知识、权力和表达资源的不对称。尽管人们早就意识到,让不同的意见进入“观点的市场”展开平等竞争有利于发现真相和真理,⑨但是一直苦于缺少把意见竞争的观念落实到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之中的技术、平台和机制。而互联网则突破时空阻隔,揭开权力之幕,使多元意见的表达、竞争和交锋越来越公开地呈现在“前台”。精英与大众之间,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之间,大众的不同社群、个体之间,皆在公共舆论场域展开了喧哗的意见竞争。“互联网帮助边缘群体——曾经被排除在公共领域的主流话语之外的人们,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各种协商平台、联系方式,并与宰制性的意义和实践相竞争。”⑩

   话语权再分配和意见竞争并不局限于虚拟空间的公共讨论。互联网在技术上确立了开放、平等、分享的民主原则,并逐渐形成了对话、协商、“去中心”、“反权威”的民主氛围和观念。如今,社会化媒体使虚拟和现实空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虚拟空间不再只是现实空间的简单投射和延展,而是反过来按照它自身的哲学、价值和方法“格式化”现实社会。互联网潜隐着把“平等接近知识的权利”转化为获得各种平等的社会权利的惊人力量。(11)这是一个虚实交融的赋权过程:普罗大众逐渐获得了对抗精英话语权的能力和机遇。

   面对如是境况,危机管理者大抵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回到“定于一尊”的时代,试图阻扼话语权再分配,压制意见竞争,屏蔽众声喧哗;二是直面传统信息传播秩序和话语权格局的变革乃至瓦解,及时、主动、公开地参与意见竞争。第一种选择乃是“压服”的策略,好处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实现“和谐”与“舆论一律”,坏处是在技术上越来越难以操作,而且要付出透支信任资本的代价。第二种选择乃是“说服”的策略,优点在于顺应多元化时代之发展大势,推进民主和善治,缺点在于稍有不慎就陷入舆论的虚耗、混乱,甚至走向民主的对立面。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官方和大众皆尚未充分适应话语权再分配、意见竞争和社会关系重构之变革。官方经常在“压服”和“说服”之间摇摆,大众一时也谈不上善用技术民主和话语权,动辄陷入非理性表达的狂怒或狂欢。

  

二、信任与合法性危机

   “压服”必然招致更多的不满和不信任,“说服”如今也面临着信任困境。在传统社会秩序下,大众对精英至少抱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依附性的信任。而互联网所推动的话语权再分配造就了这样一种趋势: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信息、知识不对称持续消解,表达资源、机会和地位趋向均衡,传统的权力之幕变得日益脆弱和透明。如是消解、均衡和透明化,让精英的一切言行都显得可疑,而获得了话语权、参与意见竞争的大众则变得更加多疑。何舟、陈先红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互联网在公共危机中为大众提供了更大的公共议题讨论空间与媒体“近用权”,而在面对官方话语空间时,大众往往以怀疑、反驳、抵触、冷漠等心态和姿态行使自己的“近用权”。(12)很多研究者据此建议,官方应及时、主动、公开地发布信息、表达意见,以期在危机中获得或曰重掌话语权。(13)事实上,官方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已经越来越熟练地采纳诸如快速、主动告知真相等等说服原则和策略,但是往往遭遇“开口即错”、“越说越错”的尴尬,其所发布的信息不过为人们发起新一轮批评提供了新素材。即使是以第三方姿态出现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也往往被网民戏谑为“砖家”、“五毛党”,从而失去了引领公共讨论的资格和能力。从统治精英的视角看,话语权再分配不仅带来了多元意见的竞争,也解构了传统的信任机制,引发了信任危机;就大众一端而论,话语权再分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去中心、反权威,进而走向多样化乃至碎片化的过程,一切都有质疑的必要和可能。

如果说信任在常态社会情境下尚属一种显得抽象的交往前提,那么危机则使之“兑现”为实在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信任一旦透支,官方在公共危机中的“说服”策略便会沦为徒劳的表演。在互联网策动的实时、遍在的“围观”下,一个信任“裸奔”的组织或个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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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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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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