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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网络社会的感性化趋势

更新时间:2017-03-21 22:33:52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电话、传真开展信息交流,而且还可以通过录像和电视观看到无限丰富的影像,人们进入了信息丰富、色彩斑斓、空间广阔的符号世界;另一方面,在频繁的信息交流和不断翻新的影视观看中,人们不仅感受到空间的广阔和联系的紧密,而且还会生成一种肯定个别和凸显自我的特殊意识,并以某种行为表现自己的存在与价值。于是,在消费行为中出现了对彰显差异的符号价值的追求。

   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功用的价值,而符号价值则是消费者可以凭借其区别于他人而表现自身特殊性的价值。鲍德里亚认为,人们对物品的符号价值的追求,植根于人的社会本性——寻求与众不同甚至高于他人的社会地位,或者说,是地位意识支配着人们去追求或消费符号价值。“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一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的”⑧。

   地位显示了差别和等级,追求地位标志的符号价值消费并不是对物品使用价值高低优劣的偏好,而是通过物品的形象来彰显差异、实现区别。因此,鲍德里亚把追求符号价值的消费行为称为“形象消费”,并且,符号价值消费不遵循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它遵守的是差异化的社会逻辑。支持传统经济学庞大体系的理性选择,是匮乏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物品使用价值的逻辑,是通过计算实现效益最大化目标的理性逻辑。而在丰盛条件下追求符号价值的逻辑,是通过形象显示而实现地位区别的差异化逻辑,是一种无法计算的感性化社会逻辑。

   时至今日,鲍德里亚在20世纪70年代以影视文化初步发展为背景论述的符号价值消费,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推动下已经变得更加普遍了。当年被鲍德里亚看作一些拥有特殊地位群体的符号价值追求,今天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普遍性追求。虽然在食品、家具、文具和交通工具等物品的消费上,人们还不得不考虑物品的使用价值,但在与展示自身形象直接相关的消费上,如鞋帽服装、肩包手袋、领巾首饰等物品的消费,人们更注重物品的符号价值。特别是在服装穿戴上,人们已经从过去担心不够标准转变为力求与众不同,一旦发现在穿着上与别人相同,则被认为遭遇到了没面子的“撞衫”。

   即便在必须考虑使用价值的消费中,人们也把符号价值作为一个重要参照,形成了一种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并重的新式消费行为。诸如选购汽车、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就是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并重的消费行为。使用价值消费是可计算的物品功能的消费,符号价值消费是不可计算的地位区别的形象追求,而当二者在某种消费行为中同时发生作用时,消费者遭遇了理性计算和感性表象的矛盾。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感性表象服从于理性计算,经济行为才是合理的,而在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并重的消费行为中,这种合理性常常被颠覆。

   还应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符号价值的追求,已经不仅局限于消费行为,在生产行为和商业行为中也普遍存在。制造商努力培育和开发品牌系列,精心设计商品包装,为客户提供满足特殊要求的量身定制服务;营销商更是绞尽脑汁地装修门面,美化场地,在商品的陈放和排列上,不仅注重引人注目的形象设计,而且刻意显现特点、层次和差别。这些都是丰盛时代消费成为首要经济行为,而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服从消费行为方式变化的表现。对符号价值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生产商和营销商制造符号价值和用符号价值包装使用价值的动力。

   因为消费行为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行为之一,当消费行为发生了追求目标的变化,即从单纯追求使用价值转向主要追求符号价值或追求符号价值包装中的使用价值,其他领域的社会行为也必然会发生相似的变化。例如,一再受到批评的政府形象工程,也可以看作行政或政治领域里的符号价值追求。很多媒体在批评政府的形象工程时,通常指责其作风漂浮、不求实效,奢华浪费、虚做表面文章。虽然对政府形象工程的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对形象工程广泛流行、屡禁不止的现实基础揭示得不够深入。

   地方政府包括一些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甚至挪用专项财政拨款,大兴土木盖“高大上”的政府办公大楼。虽然会提出改善办公条件、方便服务百姓等合理性论证,但其中的符号价值追求是不可掩盖的。常言道:“官不修衙门,客不修店。”如今地方政府为什么会违背这个传统社会的常理呢?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现在官员的流动性差,而在于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的符号价值追求。高大而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不仅象征着牢固的权力和掌权者的显赫地位,而且还表明了政府同企业的区别和同百姓的距离,标志着不可抹平的差别。

   不可否认,很多具有形象性的工程并非仅是对符号价值的追求,诸如近年各地纷纷建设的仿古一条街、民族文化村落、历史文化名城等,是集弘扬传统文化,彰显当地风土人情,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功能和旅游餐饮等市场效应于一身的工程,但无论这些工程意义多么丰富,其展现特殊形象、表现不同风格、显示特有含义等方面,都具有符号价值追求的意义。并且,这种区别于同类工程的符号价值,是这些工程能否得到广泛认同的根本标志。而某些地区建设的没有个性、缺乏差别性的仿古或传统文化工程,建后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号价值不明显。

   地位在联系中凸显,差别在比较中发现。网络社会空前增强了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无论通过何种形式,一旦接触了互联网或者开展网络交往行为,就会被带入不断扩展又无限丰富的网络联系之中。正是在广泛的普遍联系之中,人们才能逐渐明确自己的环境、位置、层次和地位,并且在联系中发生比较、认识差别,进而利用符号表现自身,以便使自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社会中“不被淹没”。网络社会对普遍联系的扩展同人们对地位差别的认识与追求,具有内在本质性的联系,这决定了网络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推进人们对符号价值的感性追求。因此,尽管对符号价值的感性追求建立在物质丰盛的基础之上,但其大规模扩展或普遍化发展,则应归功于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推波助澜。


三、延续传统的网络化群体

   与数字化联系在一起的网络社会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交往空间,为难以直面相逢的人们提供了便利的交往条件,不同阶层或相距遥远的陌生人之间可以开展快捷的缺场交往,新闻媒体和学术界都已注意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有文章指出:“新技术不但让原有的社会关系延续到网络环境下,还提供了陌生人之间交往的机会。Web 2.0,也即以用户制造和分享内容为特征的互联网交互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合流。对社会学家来说,陌生人的联结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由此生成的社交网络,不但改变了舆论的形态,也影响行动的逻辑。”⑨这也反映了很多社会成员包括一些网络社会研究者的看法——网络化发展扩展了陌生人社会。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使中国的熟人社会加快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中国社会人口、资源与信息的流动,使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陌生人社会’,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逐渐地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身份关系”⑩。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网络化扩展了陌生人交往空间的同时,原来具有熟悉关系的人们也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大量的网络群体,一个积极参与网络活动的网民可以同时参与几个甚至十几个网络群体,同学群、老乡群、职业群、物业群……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这些首先有了熟悉关系,然后才大量建立的网络群体,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不仅没有在网络化中萎缩,而是相反,在陌生空间中得到了延续与扩大。

   笔者认为网络化发展不仅没有促成中国传统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而且“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在笔者看来,“熟人社会”概念同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的“熟悉社会”相比,论者仅仅注意到社会生活表面的变化,而费孝通的“熟悉社会”概念才真正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着力论述的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深入分析的是以感性象征认可的礼治秩序,重点揭示的是轻视普遍原则(法)而畏惧或崇尚中心权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些恰恰都是反映社会本质特点的制度现象(11)。简言之,费孝通论述的“熟悉社会”,是一个在几千年的感性教化下,注重感性思维和感性行动,形成了稳定的感性秩序的传统社会。

   哈耶克曾论述了感性秩序的稳定性。他认为理性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理性思维的设计能力和选择能力,理性主义者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自以为是地设计出来的很多规划或体制,通常都不切合实际而被历史遗弃。只有那些通过人们的不断试错行为而形成的感性秩序才是稳定可靠的。“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不断‘试验’的结果。”(12)哈耶克的上述观点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化与现实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金观涛曾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超常稳定性。在金观涛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不是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变化、一切都停滞的社会,而只是说,虽然它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的瓦解和重建之中,但从整体上看没有发展到一个新的结构中去”(13)。但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超常稳定,还不能仅从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去解释,而应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深层原因是自殷商周的巫史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春秋文化到秦汉以降直至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文化教化,都是以突显象征、典型、符号、仪式等感性形象为特征的感性教化。正是轻于计算和推论的感性教化,使中华民族形成了注重模仿、从众、延续和重复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并由此保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性至今仍在延续,尽管市场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追求,组织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等从不同方面影响或冲击了中国社会结构,但中国社会的感性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型,而笔者认为这个结论难以成立(14)。如果直面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农村社会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而且城市社会也没有真正实现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变。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各种层面的社会生活中仍普遍存在,正是这些感性的本质特征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会在二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彻底改变(15)。

不仅是感性秩序,对于感性意识、感性行为的稳定性很多学者也都有过论述。马尔库塞关于感觉解放和塑造新感受力的深层作用的论述(16),布迪厄关于惯习稳定性(17)和场域构型作用的论述(18),都触及了感性稳定性的深层根据问题。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就是感性。哈耶克在这方面的论述尤为深刻,他从逻辑关系、心理结构和历史演化的多重角度,阐明了植根于经验事实的感性意识、感性行为和感性结构的稳定性。他指出:“习俗和传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无论从逻辑上、心理学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它们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的因素,不是出自直觉,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它们是从这种经验中,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的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形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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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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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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