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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

更新时间:2006-07-19 20:47:24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提要: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对它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第二,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第三,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忽略个体的能动性。总之,“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的、体现着一种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但笔者认为,文化资本不只是一个能把握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的静态的、具有社会决定论色彩的实体性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能充分理解行动者“形塑结构的作用”、并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尝试对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个人能动作用的“文化资本”概念作一个较为详尽的社会学考察。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场域、惯习。

  

  通常情况下,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以“社会结构”或“结构”为基础的科学。但斯韦尔(William H Sewell)指出,“结构”概念隐含着三大问题:第一,具有忽视主体性的倾向。也就是说,结构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并“巧妙地将行动者解读成被程序化了的木偶”。第二,无法把握结构自身的“变动”。由于结构概念通常以“安定性”,即“不变”为前提,所以它比较适合于解释社会生活中那些一层不变的形式,而无法说明结构本身可能发生的变化。它经常不得不把此类变化归咎于诸如“历史原因”、“崩溃”或“外在影响”等外部因素。第三,无法确定“结构”究竟应该作为一个“物质性”概念还是作为一个“精神”或“文化”概念来加以理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结构由什么所组成”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人类学家们通常习惯于将“结构”理解成“柔软的”和“精神性(mental)”的构成物,而社会学家们则经常将“结构”视为一种“坚硬的(hard)”和“物质性(material)”的组成。也就是说,与前者喜欢将结构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并从“符号论和视觉”的角度来加以把握所不同的是,后者具有把“结构”和“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

  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的变动可能性”,社会学家们作了不懈努力。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和强调“规则(rule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关系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不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主要以“图式(schemas)与资源(resources)”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制约关系为特征。在此,“图式”意指“精神性结构(mental structure)”,而“资源”则被解读为“物质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布迪厄在他的“卡比尔族”研究中,曾提及文化层面的二元对立,如高-低、男-女、火-水、明-暗,并认为“家庭内部的所有行为都要受到这些对立的支配”。显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以“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基本特征的。

  “构成物质(objects)世界的精神结构,在以相同的“精神”结构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物质世界中通过实践而形成。产生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并不是作为与客体进行决战的主体性而诞生的。也就是说,客观世界是由通过把精神纳入那些“产物”的结构这一方式而被结构化的对象化操作的产物所形成的。精神是物质世界的隐喻,与物质世界本身形成一个无休止地相互反映的循环。”

  在此,布迪厄超越了主体-客体对立图式并确立了以“物质(资源)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概念。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响并克服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内的社会决定论倾向,布迪厄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仅在许多经验研究中具体探讨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而且还力图通过“惯习”、“场域”等概念装置来实现“主体性回归”和“结构变动的可能性”。

  但尽管如此,布迪厄仍然不时被看作一个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结构主义者。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之所以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显然与其核心概念“文化资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资本”由于被视为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具有强烈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概念而受到广泛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内田隆三甚至认为“文化资本”概念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败笔。但笔者认为,尽管“文化资本”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被形塑结构作用”一面,但也决非如其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是一个静止和僵硬的、仅仅体现社会决定作用的实体性概念。相反,它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同时理解行动者具有“形塑结构的作用”并能反映各种变化的动态的运动体。本文从(1)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2)“文化资本”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以及(3)作为行动者扩大再生产手段的“隐蔽”功能三个不同方面,着重探讨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把握行动者“形塑结构作用”,即主体性作用的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1.针对“文化资本”概念的几种主要批评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文化资本”是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一个分析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批评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化资本”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概念。第二,“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一词的用法十分暧昧和模糊。第三,“文化资本”是一个静态和僵硬的、反映着社会决定论倾向的概念。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第一种指责主要来自部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批评布迪厄过于关心社会支配问题,即使在文化资本的场合“他也完全被支配及等级的再生产问题吸引住了”,“对资本自身运作的分析毫无兴趣”。而布迪厄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和他“把社会支配的机制问题视为头等重要问题”的立场有关。一些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怀疑布迪厄患上了“阶级神经质”。但笔者认为,对布迪厄的这一责难很难站得住脚。正如詹姆逊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一书中曾尖锐指出的那样,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阶级问题已再度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因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既不是一种已经过时和僵硬的阶级批判理论,更不是由“阶级神经质”所幻想出来的想象物。相反,它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或曰知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论。

  第二种指责较具普遍性。不少学者认为布迪厄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在用法上过于暧昧和模糊。迪马格(Dimaggio,P.)很早就曾经对此问题提出过批评。他指责布迪厄因为滥用隐喻从而致使其价值遭到了严重损害。但他的非难显然有失偏颇。我们知道,布迪厄很少对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社会学概念下定义而将它们视为一种开放性概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二元论倾向。而且对于他而言,严峻的社会现实才是社会学家需要迫切关心的问题。他真正关注的是如何揭示隐藏在竞争中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背后的、非经济领域内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价值的等级秩序等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资本”不可能也无须成为一个结构严谨的元概念。因为作为一种实际的功能性隐喻,“文化资本”的暧昧性和模糊性有时候反而可以提高它自身的灵活性并使它更能理解和适应各种变化。

  关于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体现着一种社会决定论色彩的指责是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日本社会学家内山哲士长期从事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他曾对这一理论缺陷提出过批评:“布迪厄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只重视对被形塑结构的把握,而对资本概念本身所包含的个体的‘形塑结构的作用’却视而不见。也就是说,资本概念事实上将商品化问题仅仅放在社会化状态这一单一的范畴内来加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指责不无道理。由于深受实证社会科学奠基人涂尔干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布迪厄的部分理论和概念尤其是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及现象的考察,确实偏重于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即“被形塑结构”的作用。在《继承人》、《区隔》以及《国家精英》等著作中,“文化资本”在很多场合仅仅被用作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被形塑结构”这一个方面的考察。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把“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片面强调社会决定作用的静态和僵硬的概念。实际上,布迪厄本人对此问题早有察觉。为了克服社会决定论的影响,他主张必须动态地把握“文化资本”概念。他指出,由于资本的意义只体现在具体的场域中,所以资本只存在于特定的场域内。而且文化资本也只有通过行动者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因此,为了避免文化资本的实体化倾向,有必要把“文化资本”放在它与“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动态地加以理解。因为只有这样“文化资本”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同时把握“被形塑的结构”和“形塑的结构”、并能理解和阐释变化的一个动态的概念。

  

  2.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行动者扩大再生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隐蔽”指行动者在进行文化资本的投资、积累和持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désintéressement)。换言之,文化资本具有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凭借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掩盖自身是一种源自于‘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以及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的能力,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

  通常情况下,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都是放在“象征支配”的框架内来加以认识与理解的。从这一视点出发,布迪厄“资本”概念便具有将通常不被视为“资本”的文化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等象征资本看作是一种隐藏着资本性质的“资本”;将隐蔽着资本性质的象征资本和赤裸裸地体现着资本性质的经济资本之间的对立视为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两大基本特征。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迄今为止,象征资本所具有的、从“象征支配”视角出发的“隐蔽性”特征通常被视为一种“误认”,并且往往都是被放在与“象征暴力”与“象征权力”等概念的关联中来加以把握的。也就是说,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更多的时候被解读成上层阶级进行支配与剥削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对布迪厄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实际上并非总是从阶级支配的角度来理解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的。布迪厄在《实践理论纲要》中指出,“实践信仰是所有场域暗中规定的入场券。借助这一规定,不但可以惩罚和开除游戏破坏者,而且还可以通过对新来者的选择和培养使他们认可场域的基本预设。由于这种同意既是无可争辩和前反思的,也是朴素和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信仰称为原始信仰。表示同意的无数认可行为和行动者是否亲自参与游戏有着很大的关联。此类认可行为不仅不断生成着集团性误认,而且也是场域运作的条件和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们都可以被视为是对生产象征资本这项集体事业的一种投资。但要想实现这一集体事业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场域发挥功能的条件必须是被误解(误认)的。” 显然,布迪厄把象征资本的“隐蔽”功能放入与“集团”及“场域”的关系中思考,并将其理解为集团全体成员的一种合谋。

  在另一部重要作品《区隔》中,布迪厄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正如文化是一切社会斗争目标的“赌注”那样,人们参与游戏(赌博)并以热衷于此为前提。同时也将这一前提转变成不得不进行争夺的目标之一。而且如果人们对文化缺乏兴趣的话,那么就不可能有对抗和竞争等行为。反之,文化兴趣本身也产生于对抗和竞争行为之中。在以游戏参与行为为前提的最初的投资中,也就是在创造游戏的同时通过围绕着斗争目标的竞争而进行再生产时,被认为偶像中的偶像的文化价值产生于关于游戏价值的集体信仰中。” 信仰指宗教信仰或团体成员共同信奉的某些价值观念。而“场域”所指涉的范畴十分宽泛,既可以指具体的、正规的集团组织,也可以指有着某些共同价值观念(信仰)的松散的社会网络体系。布迪厄认为正是存在于这些形式各异的场域内的价值观念的误认=承认,构成了社会集团共有的象征资本的生产行为。例如,在大学这一学术场域内,尽管“职务晋升”是一种共同的价值信仰,却很少有人对其客观的社会意义进行过深入思考。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认同此观念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职务晋升”这一价值信仰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固有作用,并帮助受此观念影响的全体成员进行象征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过,象征资本的生产和投资遵循一种相对的价值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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