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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恩虎:客家商帮的形成演变及历史影响

更新时间:2017-03-21 20:48:14
作者: 闫恩虎  

  

   摘要: 客家商帮是明清时期广东四大商帮(潮商帮、广府商帮、客家商帮、海南商帮)之一。因为强有力的社团组织以及海外网络的延伸,在近现代社会剧烈变革中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演变壮大。目前客家商帮(简称“客商”)已经超越传统商帮的内涵,演变为全世界客籍实业家的组织,是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客家商帮及其成员在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对其形成演变以及历史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商业文化建设和儒商文明的弘扬,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也有积极作用。

  

   关键字:客家商帮  形成  演变  历史影响  研究意义

  

   一、客家人及其悠久的商业传统

  

   客家人是西晋永嘉年间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逐步南迁形成。根据罗香林先生研究,分五次大规模迁徙:公元317-879年间、880—1126年间、1127-1644年间、1645-1843年间、1866年以后。[1]P59 目前南中国省区及南太平洋主要国家都有客家人,尤以粤东(梅州、河源、惠州)闽西(汀州、龙岩)赣南(赣州)三省交界处最为集中。客家人在迁徙中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经济组织方式带到南中国边远山区及南太平洋各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客家人是广东三大民系之一。梅州号称“世界客都”,是客家人的核心聚居地,下辖梅江区、梅县、兴宁、平远、蕉岭、五华、丰顺、大埔等八个县(区、市)。本文的例证主要以梅州地区为主。

  

   客家人崇文,但不蔑商轻商。因为在迁徙定居中,一般只能选择偏僻的山区。山区土地资源有限而且贫瘠,随着族群的繁衍,人口越来越多,脆弱的农业经济不能支撑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经商成为客家人谋生发展的重要途径。粤闽赣客家聚落圈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南北朝后期到唐末,梅县水车窑闻名遐迩,其青瓷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旧唐文》记载,唐代德宗时期(公元780年),有“波斯”、“古暹本”(古时泰国的附属地方)的大型船舶从海上顺风到达潮州进行青瓷贸易。1980年,泰国北部清迈地区发现荷叶式四瓣口青瓷大碗,海南省陵水县的海滩上也发现成捆的同类青瓷大碗。经考证,都为唐代梅县水车窑的产品。福建连城客家人雕版印刷业在明清时期名闻天下,与北京、武汉、江西许湾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鼎盛时期“刷就发贩几半天下”、“垄断江南,行销全国”。据《范阳邹氏族谱》载:明末邹保初“贸易于广东兴宁县,颇获利,遂娶妻育子。因居其地,刊刻经书出售。至康熙二年辛酉,方搬回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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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闫恩虎(1968-),男,陕西蒲城人,经济学教授,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商业文化学

  

   规划项目:本文为广东省人文社科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2009年度招标课题《‘客商’与近现代中国》(课题批准号:09KYKT04)阶段成果

  

   置宅买田,并抚养诸侄,仍卖治生。闽汀四堡书坊,实公所创也”。[2]p65宋代,以盐业为中心的潮州海贩业及粮食贸易促成跨粤闽赣的潮汀赣梅贸易区繁荣。

  

   宋郑强《移创州学记》说:“汀在(闽)西南境,介于虔(赣)梅之间,铜盐之间道所在”。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志》载:“(大埔)高陂瓷仅追踪于江西省景德镇”。其产品远销东南亚,号称“南国瓷乡”。汕头开埠以后,大埔瓷器更是一直居于大宗商品出口的前列。明清时期,梅县松口是著名的商埠,舟楫往来、商贾云集,以至于客家山歌从这里传到四方。而客聚地之一的赣州,在宋时已是南北商贸汇聚的中心。粤东的兴宁,在民国时期,一直有“小香港”之称。

  

   二、客家商帮的形成演变

  

   客家商帮(简称“客商”)的形成在明末清初时期,以外拓为主,商迹遍布国内,纵横南洋。其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多是地域性组织;第二阶段是在客家意识觉醒后,冠以“客家”“客属”名;第三阶段是全球“客商”网络的形成。

  

   (一)早期客家商帮地域特征明显,多以省或州县冠名

  

   商帮的三大特征:会馆、章程和活动区域。客家人崇文,客家商帮所到之处一般都建有会馆。“凡都会之区,嘉属人士,足迹所到者,莫不有会馆”(《光绪二年建筑省城嘉属会馆碑记》)。早期客家商帮在国内建立的会馆多以“广东会馆”“江西会馆”或州县冠名,是一个地域商人组织。据刘正刚教授研究,在清代前期(1644-1840),不少客家帮商人随移民入四川经商,在重庆、泸州及各县城建立会馆者有17个。[3]p358-361四川成都的洛带古镇是清初客家商帮在华西的重要商务会聚中心,那儿的“客商”会馆都是地域性的命名: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湖广会馆等。

  

   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统计,嘉庆年间(1796-1820),苏州就有嘉应会馆修建的碑记17块之多,反映了清代前期客家帮商人在江苏经商十分活跃和会馆活动兴旺。[4]p251-253嘉庆十八年(1813)《嘉应会馆碑记》载:“我嘉一郡五属,来此千里而遥,坐贾行商,日新月盛。性向未立会馆,咸以为缺事,泰(董事)等托足此地二十余年,承各位乡台及先达来往者。盛不以为不才而嘱倡其事”。[5]p350道光年间,广东的广府商人、潮州商人和客家商人在苏州城外莲花兜共建“海珠山馆”。[6]p208

  

   清代潮州城已经成为潮汀赣梅经济中心,商人纷纷云集,客家商人建有“汀龙(福建汀州、龙岩)会馆”、“镇平(蕉岭)会馆”等。意溪镇是客家商人集中的地方,有众多的客家会馆,其中和平馆为建筑规模最大的一个客家会馆,由福建连城人创办,广东、福建二省共管,专做杉木贸易;金丰馆由福建永定客家人创建,除作为贸易中介之外,有时还直接收购转卖货主的杉木板;银溪馆由大埔银江人创建,专做银溪河的大杉生意;丰埔总馆由丰顺、大埔两县联合创办的竹馆,免费为丰顺、大埔两县的货主和放排工人提供食宿,同时按2%的比例向贸易双方收取中介费,用于支付馆内的日常开支。在意溪,还有橡埔、鄞江等会馆。这些会馆都是地域性组织,大多是潮籍商人、客籍商人和福建籍商人共同组织的。

  

   在康雍乾时期(1662-1795),客家人到东南亚国家经商贸易定居者有300多万。[7]p178到了清代后期,客家帮商人到外国经商而建立会馆为数不少,计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有21个,美国旧金山2个,加拿大维多利亚1个。[4]p251-253越南堤岸的“义安会馆”是客家商帮和潮州商帮共同建立的,始建与明末,义安在东晋辖今天粤东潮梅地区、闽南的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同治五年(1866)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规模改建,留下几块碑记。其中《重修义安会馆碑记》开头第一句:“我堤岸义安会馆,依隋代古郡以立名,合潮循道(今潮梅地区)属而共建”。并在《重建义安会馆序》中对“义安”二字做了特别的解释:“为乡情而适义,会梓谊以问安”。在碑记中写到:“会馆之建设久矣。其初为潮客两帮诸商董协力同心,创成基址。凡吾两帮人等来南者,皆得赖以联络乡情,会议商务。即今左右门楣,悬挂公所,潮客两帮,相对辉映,所以壮会馆之观瞻也”。[8]p20-21

  

   可以看出,早期客籍商人基本上是沿袭中国传统的地域帮属,并未强调民系或族群的理念。

  

   客家族群自觉的加强与客家商帮的独立

  

   客家人是不断迁徙的,地域观念本来淡泊。但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一直受到其它族群的歧视。“粤人”的记述中对于客家的记载大部分是负面的,如崇祯《东莞县志》(1639年)称客家人“獠”,在许多地方志中客家人还经常被称为“匪”。而无法避免的“土客之争”更使客家人生存面临巨大威胁,族群必须团结。仅清一代,两广地区 “土客之争”的武装械斗就有几百次,死亡一百多万人,曾一度使人口剧减。清咸丰年间,广东平兴县内“土客”械斗曾将城坪民居“夷为平地”。 清咸丰(1854年)至同治年间(1867年),在广东的开平、恩平一带发生大规模“土客大械斗”事件,惊动一时,破坏程度极大,死者达数十万人,田屋财产毁坏更是无计。清政府为了平定械斗,曾一度“逐客”。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时,曾设“土客永安局”以防“土客械斗”。[9]p234在南洋各地,客家人与当地土著及其他族群和商派的冲突也愈演愈烈。当时吉隆坡的开拓者客家人叶德来“遣子弟回嘉应,幕义勇,叶氏举族万余人,皆度海助战,而邻近村落应之者亦夺,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从”。[10]p1321907年,顺德籍著名学者黄节在编著《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时,将客家人划在“汉种”之外,更是将对客家人的排挤上升到意识形态。当时客籍学者立即予以批驳。20年代末,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科学地证明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有力地批驳了将客家诬为“语言啁啾不甚开化”、“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等种种论调。其后他推出了《客家源流考》,系统阐述了客家的源流和系统、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客家语言特征等,全面有力地证实客家人是华夏正脉。“独忆30年前,我客属人士,侨居香港,以无统属团体,常遭意外歧视”。[11]p5 由此,客家认同由族群团结上升到文化凝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文化的直接征象。客家话是他们认知的重要纽带。“在民系认同标准中,文化方言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血缘关系(裔承与体格),地缘关系是第三位的”。[12]p478

  

   客家商帮的独立组织最先是在南洋形成。1795年,广东客家商人和福建客籍商人共同在槟榔屿组织广汀会馆。这是第一个打破区域观念的纯客属商帮组织,但当时并没有冠名“客”字。其后在1840年前后,槟榔屿的永定籍客家人和大埔籍客家人结盟,成立永大会馆。随着客家人联系的日益广泛,在19世纪,客家人的这种联合会馆在东南亚分布极广,遍布新马各地。[13]p95这些客属会馆的会员除广东、福建的客家人外,还有广西、湖南、湖北天门籍客家人。但大多没有以“客籍”或“客家”冠名。

  

   最早以“客”冠名的客籍会馆是1865年在印尼成立的客属总义祠。“客家人在东印度之团体组织,其历史较长者,当以巴达维亚之客属总义祠为最著”。[14]p4梅州籍印尼的客家商人1882年在吧城成立客属总义祠,以后泰国的客家商人成立“合艾客属会馆”等;旅居马来西亚的梅州籍客家商人也组织了各地的客籍会馆。上个世纪初,梅县籍旅泰国“客商”侨领伍佐南以团结客属同胞为己任,将泰国两个客籍会馆于1910年合并,正式组成“暹罗客属会所”,并向暹罗政府立案,成为合法社团。以后,美国的旧金山、非洲的南非、毛里求斯以及南美洲等地先后出现各种客家会馆或客属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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