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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凯 房静静:土地的社会空间隐喻

更新时间:2017-03-20 22:43:27
作者: 袁同凯   房静静  

   内容提要:古往今来,农民运动爆发大多源于土地。土地关乎农民的命脉,所以农民以土地为手段,来实现自己当家做主的目的。本文把土地置于社会历史的空间中,分别考察明清至新中国成立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制度,通过比较土地制度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及延续,发现在1949年前国家主要以土地为手段,对社会空间进行组织、控制和机制化;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空间生产和改造的上演,如何维护城乡各主体的空间利益,协调关系,促进和谐便成为重中之重。

   关 键 词:土地制度/土地/社会空间/空间隐喻

  

   齐美尔曾指出:“对农民来说,土地的意义完全不能等同于纯粹的财产价值,土地对他意味着从事有价值活动的可能性,土地是农民兴趣的一个中心点,土地是决定农民生命的一种价值,一旦农民拥有的仅仅是土地的金钱价值而不是土地本身,他就失去了生命所依。把农民的土地财产化约成单纯的货币价值则把农民推到了变成赤贫者的道路上。”[1](P320-321)由此可见,土地对于农民的价值所在,所以历代农民均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在此,笔者把土地置于社会历史的空间中,分别考察明清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土地制度,通过比较土地制度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变迁及延续,以此试图描述土地制度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折射出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一、作为社会空间的隐喻

   “空间隐喻”在福柯的著述中扮演的角色常常使得福柯的思想斑斓多姿,又令人难以把握。“从愚人船到精神病院,从断头台到监狱,从家庭卧室到公共场所,福柯在流光溢彩的历史之流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空间变换的画卷。”[2](P25)笔者正是受此启发,意欲把土地制度变量置入历史叙事和理论分析之中,旨在发现空间变换所隐喻的真理体制和权力体制的嬗变。

   把空间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阐述,源于涂尔干。他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他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3](P158)涂尔干将空间视为了解人类社会起源的开始。中国学者郑震指出:“所谓社会空间是指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空间关系;社会空间就其根本而言即是人与人、人与事物(包括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其分析上的结构形态即是一种关系结构,而在行动者的内在性的分析层面上则显示为对这些关系的理解。”[4]陈默指出:“人类的社会化过程正是透过社会空间而运作的。”[5](P5)而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财产,围绕土地的所有、分配和转让等土地权利的问题,形成了一整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土地制度。土地不但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早期采集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主要靠土地生活,人们尊敬土地,乃至形成了土地崇拜文化。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言,“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6](P2)。所以,我们要考察农村这个社会空间,势必首先考察土地。

   笔者由此提出本文的论点,即土地是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梅洛•庞蒂认为:“隐喻意味着事物之间的原初关联,看起来不同的事物,通过隐喻被唤进了同一个相互联系的场中,并且在相互转化中生成新的意义。”[7](P201)而特纳则认为,“隐喻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思想,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8](P21)。因此,从隐喻意义上来说,土地构成了空间,空间映现了土地;从隐喻功能上来说,通过考察土地与社会空间交织在一起所隐含的意义,可以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发现一个客观事件。笔者试图从两种意义上来分析土地作为社会空间的隐喻。

   首先,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即“空间是以自然地理形势或人为建构的环境为其基本要素或中介物,但这不是最终的,而是在其上依人的各种活动而又不断建构的结果”[9]。比如,明清时租佃制盛行,在此历史时期土地体现的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亦即他们之间基于土地而在社会空间中形成了一种租赁关系,农民拥有的是土地的使用权,而地主拥有的是土地的所有权。当地主单方面大幅度提高租佃价格时,佃农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于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此时土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空间,变成了利益角逐的对象。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人们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这样,空间就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甚至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和产物之中。”[10](P285-295)

   其次,在社会学领域,“空间经常是权力实践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内,规训和惩罚的双重力量维持社会生活有序进行”。福柯在谈到西方政府处理传染病时,曾讨论过空间是如何起作用的:“比如将麻风病人扔在城墙之外,把城市划分成严格区分的两个空间。从而指出了权力在一个空间中进行排斥性的运作,权力就是借助空间来区分、排斥和驱逐的。”[11](P219-228)

   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但仍然保留了土地私有制度,并未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即政府没有运用权力抓住村落空间中的关键问题,这应该是后来国民党政府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所在。笔者在此无意探讨历史的脉络,只意欲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由于抓住了村落空间中的土地命脉,故为取得革命的关键性胜利奠定了基础。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为了调动敌后方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借助土地在农村社会空间中的运作,将农民区分为贫农、雇农、中农、富农,继而提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团结富农共同抗日的政策。在这里,“空间是统治和管理手段最重要的一环,是一种有效用的治理技术,空间被应用到政治中来,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实际性的政治效果”[12](P13-14)。而中共所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其实质特点就是将作为一个空间的土地按照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模式进行改造。这种空间改造,同权力密切相关,权力既是这种改造的基础,也是这种改造的目标,即通过对土地的改造,实现了中共的执政权,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

  

二、历史记忆的回荡

   一般而言,“记忆”意味着一种过去的经验,是一种时间经验。海德格尔认为:“记忆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它是被锁定在空间之中的。空间本身具有唤醒记忆的某种力量。”[13](P40)

   在此,我们把中国土地制度置于特定的空间中,对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加以考察,借以呈现政府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复杂形势下,如何通过政治手段协调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建构土地的社会空间;以及如何通过对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再造,形塑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进而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存在土地国有制和地主私有制,二者在不同时期消长变化,学术界对此也有争论,此不赘述。笔者于此主要探讨的是明清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生产方式的发展态势。据相关资料显示,由于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以至于明末江南吴地出现了“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14](卷10);而到了清乾隆年间,则同样出现了“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佃者十分之三四”的态势①。民国以来,封建土地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租佃制发展的基础上,“永佃制”的形成和出现,一方面刺激佃农投资于土地,发展生产,并对促进富裕佃农向佃富农经济转化具有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佃农对土地拥有永佃权,使得佃农因眷恋这种权利而被地主更加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从而不得不忍受种种苛重的剥削[15]。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在社会空间内愈演愈烈。

   土地制度的变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演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土地革命的实质。

   1931年,中共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抗战时期调整为减租减息政策,它具有三条基本原则:扶助农民,减轻剥削,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减租减息的同时联合地主抗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且联合资产阶级。此从实际出发所制定的土地政策,对团结各界人士、各阶层民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又限制了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抗日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路线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对解放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了重新安排,规定“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土地进行了统一平均分配。土改给农民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土地产权,使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总之,中共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因此,其土地政策基本上是土地农有农用,以满足农民唯一的热望——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就社会空间的意义而言,土地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中共以土地为手段,首先在广大村落空间传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准则和价值观。

   以上通过对中共土地政策的纵向考察可以看出,以土地为基点的土地政策可以从不同的时空维度显示出来,并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反过来,从不同的政策内容出发,但最后抵达的仍是土地。土地政策所反映出来的内容上的差异性源于时空维度上的差异,即不同的社会空间中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权力的协调,由基于土地形成的对抗关系,转变为合作、共建乃至信任和友谊关系。

   大卫•哈维认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16]由此,他指出:“支配空间的优势始终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17](P291)总之,不同时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其实质性特点就是当权者将作为社会空间的土地制度,按照不同时空下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空间模式来进行改造。大卫•哈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断言:“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和时间概念,以符合社会再生产的需求与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实践活动。”[16]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村落空间中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富农、中农、贫农的界定,以及土地所有制归属问题,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需求。空间就是这样,随着历史的动荡而不断被意义的机缘所填充。

  

三、土地制度的现实性表述

   以上通过聚焦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可以看出处于地主和富农位置上的人总要占有大量的土地,而处于佃农位置者则只占有很少的土地,这表明由土地形成的社会关系投射在了社会空间之中。正如梅洛•庞蒂所言:“空间不是物体得以排列的环境,而是物体的位置得以成为可能的方式。”[18](P310-311)尽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实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来改善这种社会关系,但由于土地所有制未变,故基于土地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已然延续。以下笔者把土地制度放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时空背景下加以考察。

1978年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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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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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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