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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 杨孟著:创新驱动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图景

更新时间:2017-03-17 16:22:16
作者: 陈潭 (进入专栏)   杨孟著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在激励社会创新方面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维护自主创新者权益。

  

   (三)组织效率

  

   在现代经济学视野里,有关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和分析,历来都是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的。或者说,创新作为增长的源泉,是以一个“经济组织”(社会或国家)能够有效率地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其隐含假设的。也就是说,创新作为增长的源泉,就一个具体的社会或国家而言,这只能是一种可能。因为创新是有条件的,除非“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且有一系列合宜性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否则创新就不会简单发生,更不会“不请自来”。正如诺思教授所言:“知识和技术制约并规定了人类活动的上限,但是知识和技术本身并不一定决定人类在该限度内能否成功。而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速率。”[6]道格拉斯·诺思通过对促进增长的因素进行逐一分析后认为,“即使一个社会具备了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投资和创新,这个社会也并不一定能得到如意的结局,原因就是现行的经济组织运行效率出了问题,也就是说组织的运行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高效发展的关键,也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8]作为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的中心论点。汤姆.斯托尼尔在分析和研究新加坡经济增长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经济组织”的重要性,他讲到“新加坡是一个物质资源较为匮乏的小岛国,但却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究其缘由,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是由于它的治理有方”[9]。

  

   可以这样说,创新是增长的源泉,而经济组织则是促进创新资源生产、分配和使用效率提升的基本保障,两者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最关键的任务就是破除阻碍社会创新的“经济组织”,营造能够激发人类创新的社会环境。

  

   三、增长理论演进的时代省思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出现了被保罗.格鲁斯曼称之为“新经济”的现象,也即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悖逆的现象。如经济周期规律、收益递减规律、经济增长与通胀和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用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如经济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函数理论)已无法解释。(知识)创新由推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一跃成为决定性要素的“时代”正在寻求新的理论突破。

  

   为了摆脱传统经济学理论窘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于1986年正式提出了试图用于解释“新经济”现象的“新增长理论”。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新增长理论”其实就是他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一文中提出并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由于该模型是对创新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具体“刻画”,故才有了将“(知识)创新”由“外生变量”纳入“内生变量”分析轨道一说。遗憾的是,由于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新增长理论”很难担当起“新经济”现象理论解释之重任。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新增长理论给人一种希望,但是很大程度上它仍然只是一种希望。”[10]

  

   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瓶颈,给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以“实证方法”检验其科学性——由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科学性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回顾历史,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历次出现西方经济学“理论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金融大危机,均会相应出现紧随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兴盛,这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其规范理论的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要求以及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生产方式等特点,不断丰富和发展现代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以此作为适应知识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增长理论”的理论基石,这将是摆脱目前经济理论困境的唯一出路。[11]

  

   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里,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历来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象在价值转变为资本的时候那样,在资本继续的发展上也显示出:资本一方面是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历史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12]“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发展的。”[13]作为一个完整的、规范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已赢得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包括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支持和赞许。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在马克思的模型中,技术的更新会带动生产工艺的进步,……从‘长期变迁’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模型是所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最具说服力的。”[14]被誉为“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弗.霍奇森就曾在他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找到替代新古典主义理论基础的起点。”“认真研究《资本论》,尤其是它的第1卷是找到填补造成现代经济理论危机的重要路径。”“马克思的思想包含着一套深刻且有力的概念体系,它是分析西方发达的经济发展的最有效方法。”[15]弗·霍奇森还在该书中引用了劳伦斯·克莱因和E·多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的观点。如劳伦斯·克莱因认为“可能是宏观经济学的起点”;E·多马也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它认为,“在所有这些经济学派当中,马克思主义者最接近发展出一个经济增长的真实理论。”[16]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分明已经感触到了以创新作为增长的源泉、以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作为理论基石——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的增长——带有中国乡土气息的中国增长经济学的“脉动”。

  

   四、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图景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基于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寻求科技创新突破口,探索创新发展新模式,以抢占未来科技竞争制高点和全球资源配置主动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创新战略竞争日益重要。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突破更替,以及新技术创新生态演变等,构成了各国未来创新发展的主要图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统筹推动科技、产业、企业、市场、产品、业态和和管理创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五位一体”建设的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

  

   2015年8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题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创新规模具有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甚至成为全球创新典范的潜力,中国可以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推动创新,发展成为更加成熟、卓有成效的创新型经济体。该报告也提出,中国正在向“领导式创新”转型,中国政府制定的诸如“互联网+”等政策及规划旨在利用互联网鼓励万众创新和大众创业,以实现更多突破性创新,从而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17]

  

   (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经验统计分析后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发达国家又提出了“高收入陷阱”概念,认为发达国家已进入长期停滞状态,难以突破。事实上,按照生产函数理论的解释,由于生产要素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导致经济增长会逐步收敛于一个均衡的路径中,也即经济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遇到该阶段的“陷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长期停滞”现象和“新卡尔多典型事实”。学者们发现,通过创新要素可以突破“卡尔多典型事实”提出的生产要素收敛到均衡路径问题,因为大量的新增长要素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如信息、知识、制度等新的供给要素,它们不仅能带来新的技术创新,自身也会成为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突破瓶颈的重要方面。[18]

  

   其实,早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里,就已经蕴含了所谓的“新卡尔多典型事实”的“意蕴”。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视野里,跨越“陷阱”唯有创新,别无他法。或者说,只要创新不停歇,“陷阱”也就不会光顾。如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打破原均衡建立新均衡;德鲁克的基于企业层面的产品周期和基于国家层面的有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论述,等等。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约0.5个百分点。若按“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分析,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创新资源安排,不断提高创新要素的贡献率,就完全可以实现规模收益递增效应,而成功跨越当前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所有这些全部仰仗的就是创新。正如德鲁克在他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创新是唯一能造就一个持续和健康发展的经济(使经济不在发展过程中‘休克’)的工具。”[19]

  

   (三)“互联网+”状态下的创新驱动发展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就行动要求、重点行动和保障支撑作出总体部署,为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奠定基础。“互联网+”以其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发现“长尾”、促进专业化分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交易效率等功能作用,能够大大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然而,要发挥“互联网+”的增量效应就必须做到:

  

   ——搭建创新平台。“互联网+”突破了地域、组织和技术的界限,能够高效整合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信息和资源的跨区域、多领域、网络化共享。“互联网+”能够打破信息垄断,优化创新环境,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阿里以“互联网+传统集市”打造淘宝、天猫,以“互联网+传统银行”创新支付宝、余额宝,就是运用“互联网+”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典型案例。

  

   ——重塑创新链条。“互联网+”能够融入到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促进企业产品模式、服务模式、商业模式创新演变——网络众包、创客、个性化定制、透明供应链等不断涌现。供应商、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可以深度参与到企业的价值创造之中去,由“互联网+”孕育的协同制造——只有总部没有生产车间的网络企业或虚拟企业——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正在蓬勃兴起。

  

——改善市场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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