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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深刻性与完备性之相互兼顾

——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五十

更新时间:2017-03-16 02:00:17
作者: 孙凤武 (进入专栏)  
即在空间上把对象划分为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在时间上追溯到对象的原初状态,使之成为研究的基点或出发点。这种观念所体现出的线性因果观和单纯分析法,在几百年间,取得了众所周知的重大科学成就。但在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中,科学家们注意到,世界图景变得异常复杂了,种种自然现象乃至社会现象、思维现象,是很难用线性因果观和单纯分析法所能充分认识的。于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观念,开始在一些科学家的头脑中树立了起来。我国当代物理学家郝柏林院士把几十年来数理科学基础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总括起来,认为存在一种“非线性科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非线性科学相近的“灰学理论”,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的普遍性。这种非线性科学,是研究和描述两个变量之间不成正比的那些复杂事物的变化规律的科学。这种非线性的现象,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以致有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线性倒成了非线性的一个特例,正象牛顿经典力学成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一样。人们还普遍把混沌现象、分形现象、孤子现象等视为复杂性之突出代表,而称混沌现象是复杂性之冠。混沌看似无序,但并非简单的无序,只是难以看到其中的周期性和对称性而已。在理想的情况下,混沌状态具有无穷的内部结构,只要有足够的观测手段和足够的观测时间,就会发现其中的周期性或准周期性,以及在更小的尺度上的重复性或对称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诞生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所谓老三论),进一步促使人们摆脱了线性因果观的束缚,得以从整体上观察复杂的因果关系。在系统科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出现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托姆的突变论(所谓新三论),以及艾根的超循环理论、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这些理论都在事实上推进了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的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系统,通过与外界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其外参数变化到一定阈值时,便能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偶然性与随机性,对称破缺与不可逆性,分叉与涨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一方面大大冲击了牛顿——拉普拉斯线性因果观即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又大大丰富了黑格尔——恩格斯的辩证决定论。值得指出的是,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位坚定的决定论者,对事物的简单性有终生的偏好,并反对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他曾说过:“要放弃完全的因果性,我会是很难过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14页)但他不赞成线性因果果观即机械决定论,特别是不赞成神秘的“拉普拉斯妖”,而坚定地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关系的非线性。(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一、五、七、四十七)

  

   (三)

  

   1、国内外的政界和学界,现已基本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在毛泽东病逝和“四人帮”垮台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明显标志就是在社会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同时,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也在紧锣密鼓声中开展起来。人们几乎公认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诸多曲折,但总的说来还是较为顺利的,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却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一党主政上,这是一个不必、也不应回避的问题。主流话语的持有者反复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并通过《宪法》,将此列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此,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正是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它一诞生,就表明自己是优于当时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的新生力量。当时的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看到了,如果没有共产党人的加入,那个正在走向衰败的国民党是不可能担负起民族民主革命的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民生幸福的历史任务面前,坚定地站出来,带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英勇奋斗乃至流血牺牲,终于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国。他们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一度把满目疮痍的旧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不但在短短的三年中,恢复了国民经济,抵御了外部侵略,而且在接着进行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期间,初步改变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落后局面,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当然,他们也承认,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党犯了众所周知的左倾错误,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道德风尚带来了损害。发生在其间的“文革”十年,甚至造成了一定的灾难。这种左倾错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的拨乱反正,得到了基本纠正。他们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逐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较为健康的发展。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已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就以国内生产总值而论,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居于前列,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有自己的独创之处。他们认为,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坚持和健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协商制度,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制度,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的。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又加强了从严治党的工作,向党内和政权内严重的腐败现象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样,他们要求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甚至是在每一次出台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重大改革措施时,都反复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主流话语中,也衍生出了在总体上与其相同或相似但也有某些不同的流派,如一些新老左派或被认为是新老左派的流派,以及一些新老权威主义或被认为是新老权威主义的流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评价高于主流话语,认为党所犯的错误不大,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很小,即使是“文革”,也不能说成是犯了重大的左倾错误。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要重点解决好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问题。他们习惯于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对待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问题,强调要防止和解决右倾的问题,甚至主张用列宁主义“这把刀子”和专政手段来打压主张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学者。在非主流话语中,新老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或被认为是新老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的流派,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主张,应当敢于面对党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犯的错误,继续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及时而又认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走“先经后政”之路。他们并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知道这是历史形成的必然性,但他们认为中国在建国后的一党主政就是一党掌权,是限制或否定人民民主的,并因为“自己监督自己”而必导致腐败。一党持续掌权乃至永久掌权的国家在全世界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它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中共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普遍的、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出现的既得利益权贵阶层,就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的。他们怀念当年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对“党天下”的批评,不赞成“党要领导一切”的主张和权力过分集中的举措,反对他们称谓的“党国体制”,反对思想、宣传、教育等部门、单位应当“姓党”的说法和在学校推行他们称谓的“党化教育”的做法。他们主张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大胆借鉴一些发达国家中的那些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成果的制度和举措,如资本主义的美国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的某些制度和举措,以及“三权分立”制度中的互相制约的合理思想。他们强烈要求培育公民意识,切实尊重公民权利,特别是真正的、知情的、自觉自愿的选举权与监督权。当然,在这一流派中,也衍生出一些极端的政治异见者。他们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尤其是建国后的功绩,甚至认为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也没有做出值得特别称道的成就,有的倒是一些在光华外表掩盖下的危机和灾难而已。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专制制度,主张应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按照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全盘西化,重新洗牌,轮流坐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

  

   2、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的对立,特别是主流话语持有者与新老自由自由主义者的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呢?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这种很难消除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的经历、地位的不同及其所带来的利益的不同。有人指出,在当下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层,一些居于上层的掌权者、富有者、既得利益者,多持主流话语,全面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法令政令,有些正在处于脱贫和摆脱官吏欺压的平民也大体持此种观点。也有人指出,在历史上,一些人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革命胜利了,家长掌了权并享受起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兼及子女,这些子女常被称为红二代或红三代,他们自然无条件地拥护党的领导,甚至本身就成了“党的领导”。反之,一些居于下层的职员、贫困者、某些知识分子和经常遭到官吏“白眼”的平民,则不易发自内心地接受党的领导,或对党的领导取冷漠的态度。很明显,这种利益观的分析,是有其合理性的,现实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利益观的分析,是不够完整、准确的。事实表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党的领导问题,真正关心的不是一般民众,而是广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已经进入各级党政领导集团的知识分子和仍在“知识”岗位上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可以这样说,这两部分知识分子的多数,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有些还在党内和社会风行的“潜规则”的熏陶下,陷入了不正之风,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真诚期望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并为此做着自己的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视角,主要着眼于社会的积极的方面,现实中的光明面,这样,他们大体上持主流话语的观点,是不值得奇怪的。而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他们愈来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的有利于自己已形成的结论,加以深化和固化,而愈加排斥与之相异的结论。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的视角,主要着眼于社会的消极的方面,现实中的黑暗面,这样,他们就容易持新老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同样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他们也愈来愈容易把现实生活中有利于自己已形成的结论,加以深化和固化,而愈加排斥与之相异的结论。如果两者都能学习和运用现代思维方式,将认识运动中的深刻性与完全性或完备性结合起来,做“换位思考”,向对方学习或借鉴,便有可能既看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真诚拥护和爱护党的领导,又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党主政所必然带来的问题和已经出现的问题,从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切实改进领导体制来加以解决。如果对立的双方,各在自己的“深刻性”的道路上走下去,并从历史上寻找到自己的“理论先躯”,在现实中寻找到自己的“思想盟友”,致力于同争论对象“划清界限”,而全然不顾“共同性”与“全面性”或“完备性”,甚至不承认对方中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期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依据那个早已名声不佳的“斗争哲学”,用所谓“权贵阶级”、“敌对势力”来互相攻击,那就不但不能缩小分歧,逐步接近共识,而且会撕裂社会思想,引起无穷的争斗,这样来建设“和谐社会”,怎么可能呢?中国人自己都不能同舟共济,怎么能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里涉及一个“政治妥协”的问题,而如何实现政治妥协,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当然,应当要求主流话语的持有者起带头作用,因为主流话语是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是掌控政治话语的使用权和传播权的。

  

3、对此,有必要解决一个对政党的认识问题。政党是干什么的?从历史上看,政党是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出于不同群体的政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政党当然具有阶级性,但政党并非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某个政党并非注定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某个特定阶级也并非只能组建一个政党。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过:任何政党都是一种工具。他这里指的就是,党是某个政治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这里的“自己”,可以扩展至某个阶级,甚至扩展至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例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自认为是,并理当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还很有理由地说,到了没有政治纷争的共产主义时代,政党就会“逐步的消亡下去”。可见,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永存的,都有消亡的那一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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