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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超越

——《法西斯的魅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导读

更新时间:2017-03-14 15:43:19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第一部分“重探德国意识形态”聚焦于德国知识界三位右翼思想家,即尼采、荣格、伽达默尔,同时广泛联系到斯宾格勒、海德格尔、施密特等其他当代德国右翼思想家,以及18、19世纪的德国反启蒙思想家,如维科、赫尔德、迈斯特、费希特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反启蒙,其中不少有非常明显的亲纳粹言行。第二部分“法国的教训”转向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巴塔耶、布朗肖和德里达,连带也涉及到福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同样是反启蒙,其中有些同样有明显的亲极权主义倾向。除了这两部分之外,本书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安排了两个“政治附录”:第一部分之后的“德国新右派”和第二部分之后的“法国新右派”。所谈均为法西斯主义在当代德国和法国政坛的最新案例,表明“反启蒙思想并非明日黄花”,它在当代欧洲还大有市场。

  

   该书反复出现的“右翼/派”“左翼/派”“新右翼/派”“新左翼/派”有时不免令人眼花缭乱,但有一个重要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即极权主义不分左右。作者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第三帝国时期“争先恐后地跳上法西斯战车”的知识分子精英,既有德国右翼(俗称“保守主义者”),也有法国后现代左翼(俗称“激进主义者”)。前者(如尼采、海德格尔)因其与纳粹的明显关系(尼采哲学被纳粹奉为御用哲学,海德格尔则一度成为纳粹哲学的代言人并加入纳粹组织)在德国曾经名声狼藉。但有意思的是:二战后这些右翼思想家却摇身一变而为法国知识界后现代左派(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的偶像。用沃林自己的话说:“当代的怪相之一,就是对启蒙运动的传统发动攻击的人士,除了向来质疑它的政坛右派之外,还有一批摩拳擦掌的学院左派”,“反启蒙思想的论述原本是政坛右派独享的专利,如今却在文化左派的代言人手中重获新生”。[16]这是一个吊诡,因为对于理性和民主的怀疑和讥讽,原本是“反动思想”(保守派或右翼)的注册商标,“如今却已然成为后现代左派的一贯立场。”[17]

  

   这样,清理反启蒙思潮——包括传统右派和后现代左派——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而不是纠缠于左、右之别,成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习惯了左右二元对立思维的读者会对此大感迷惑:在宏观社会理想与具体政治立场上差异巨大的左翼和右翼,怎么会都成为极权主义的拥护者?其实对于这个问题,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在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曾经有过分析。此书通过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表明: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的语境中,“左”“右”概念常常含混不清[18],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虽然是极权主义的两种类型,但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混同政党和国家,控制独立的组织,把有偏见的学说转·变成一种全民族的正统学说,诉诸暴力并赋予警察无限的权力”。[19]而这些难道不也是斯大林模式的极权主义的特征吗?有人会反驳说:法西斯主义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义[20],而斯大林主义则来自革命的理性主义。或者说,前者强调特殊性,而后者标举普遍性。对此,阿隆这样回应:“号称左翼的极权主义在革命发生三十五年之后,却颂扬大俄罗斯民族,谴责世界主义,维持治安和正统观念方面的严格规定。换言之,它继续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启蒙运动在反对权力的专断和教会蒙昧主义的过程中力图倡导的。”[21]正因为这样,阿隆说“法西斯伪右派”(希特勒政权)和“苏联伪左派”(斯大林政权)“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22]

  

   与阿隆相比,沃林通过很多新的实例和材料,进一步深化了“左”“右”两翼在极权主义这个交叉点上混合难分的主题,从而极大地强化了该主题的当下性。比如,德国“新右派”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情势下出现的,它的策略也随这一情势进行了调整:1、一方面,以“民主右派”自居,以区别于“纳粹右派”或传统右派,扮演温和角色,适度左转。另一方面,在吸收一些左派思想家(比如葛兰西)的观点时又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其作右倾化阐释,以撇清自己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可谓左右逢源。[23]2、把对抗“西方价值”和启蒙,与对抗“左”派极权主义,即斯大林主义等同起来,甚至把1968年革命等同于纳粹。3、选择性地解释历史,包括选择性解读纳粹主义,把德国在二战中的遭遇书写为受害者的历史和德国分裂的开始,淡化或回避德国给其他民族造成的灾难。[24]新右派领导人声称:“当务之急是将第三帝国的罪行相对化和尽可能淡化。”[25]

  

   在右派貌似向“左”转的同时,“左”派则貌似向“右”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竟然和右派一样,也是1989年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名声狼藉。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传统就是崇尚民族和国家,否定这个传统,左派在德国很难立足。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出现了如此现象:“从1989年开始,‘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极权本质原形毕露,左派知识分子从此失去了可资追求的乌托邦,对许多人而言,‘国家’的概念似乎成为达到相似目的的最佳选择。”[26]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就是所谓“民族布尔什维克”[27]

  

   左派和右派于是乎同仇敌忾,共同质疑现代性,共同反对普遍理性、科技和市场主导的现代社会,共同向往计划体制、独裁政体、民族主义三结合的社会模式。它们也都憎恨中产阶级社会及其文化(视其为庸俗市侩),推崇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和文学,仇恨美国大众文化(因此这种憎恨是阶级仇与民族恨的混合,美英等国被视作中产阶级的代表)。亲纳粹的结构主义大师斯特劳斯的《澎湃的山羊之歌》把“电视公众文化体制”视作“暴力但不流血的最高主宰形式,也是历史上最无所不包的极权主义”(本书第169页)。呼唤神秘经验,倡导“美学的存在体证”,高度赞美尼采的“生命是一件自我创造的艺术品”,倡导“审美国度”(aesthetic state),通过暴力的美学仪式达到“共同体的凝聚”。他们认为自德国浪漫主义以来的传统精神优势“正在淹没在群众社会的肤浅现象之中:消费主义、广告、好莱坞,以及广泛的文化产业。一言以蔽之,‘美国主义’。”[28]

  

   不过,尽管后现代激进左派存在沃林所说的“右倾化”现象,但把它与极权主义联系起来,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奇怪:不同于具有明显亲苏倾向的传统左派,后现代左派普遍放弃了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幻想。同时,在主张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差异性乃至碎片化,崇尚反本质主义,反对绝对真理方面,后现代左翼与极权主义的一元论真理观似乎难以调和,而极权主义的国家强力崇拜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似乎也相去甚远。那么,它是怎么和极权主义纠缠在一起的?这个转换是如何完成的?

  

   显然,沃林并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可以简单划等号,也不认为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会成为极权主义者。他明确说:“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各有主张,然而很难一概说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29] “尽管本书的主旨是要探讨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纠葛,其中有几位是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但是我无意于将他们连坐入罪。”[30]但是,两者之间的亲缘性也是明显的,因为它们分享诸多共同的观念与信仰:无论是希特勒还是迈斯特、哈曼等极端保守派,抑或20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者(其中很多同时也是法西斯分子),直至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不满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厌恶现代性的平淡无奇、单调贫乏,认为理性不是解放了人而是变成了对人的另一种压制形式。这些人都崇尚非理性的奇迹、强烈的情感刺激,必要时对暴力青睐有加。

  

   但后现代主义与极权主义直接联系的证据可能不多。其实它的主要危害在其极端反本质主义(主张不确定性、自发性、极端差异性,反对确定性、一元论、绝对真理)最终走向了对真理的敌视、对理性的攻击,走向了真理和价值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尼采的视角主义、权力意志,到福柯的知识即权力),导致其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甚至转化为政治犬儒主义并堕落为极权主义的帮凶。[31]这种政治犬儒主义即使不会赤裸裸地鼓吹极权主义,也很难指望其能有效抵制极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的暴政”,张扬差异与歧义,他们排斥“共识”,将之等同于“恐怖暴力”,认为所谓非强制性的理性协商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此等等。但问题在于:如果确实一切知识、真理不过是权力的运作,根本没有普遍的有效性基础,那就必然导致知识论虚无主义,并进而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导致行动的瘫痪:我们有何凭据在不同的观点之间选择并以之作为行动依据?“如果福柯所言为真,‘权力’无所不在,那么质疑它也变得毫无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并没有实际挑战宰制的力量,他们宁可恋栈相对而言较安全的‘元政治’领域——那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天地,主要的风险仅止于‘观念’,而实际政治则化为虚无缥缈之物。”[32]这的确击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

  

   更有进者,后现代主义崇尚差异性、特殊性以及建基其上的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但离开了人权、平等、正义等启蒙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的框范和制约,上述知识论的诉求很容易转化为政治上的“本真的”种族特性崇拜,拒绝民族、人种和文化的混合,最后与右翼极权主义殊途同归,走向种族隔离主义和文化分离主义。[33]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大量发生在阿拉伯、南美和非洲国家的事实所证明。比如在卢旺达这样的宪政民主尚未建立的地方,认同政治就引发了种族屠杀之类“难以形容的悲剧”。这进一步证明了“认同政治”作为一个反普世价值的后现代概念,其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危险性是不同的:认同政治着眼于人的非自主选择的特殊身份归属(如种族或性别),而不是普遍公民身份,因此类似于一种出身论。但只有在一个由宪法法制保证的政治空间和以普遍人权观念有效调节族姓身份观念的思想空间中,认同政治才能得以和平、合理展开,因为前者为后者“创造出了一个政治空间,一道免于政府干涉的‘魔墙’,可以说,人们在此可以各种方式安全无虞地探讨文化认同各项要素,而不至于鄙夷践踏其他与之竞逐的认同要素。”[34]因此,“要确保相互包容与共存共荣的价值,程序民主的正式保障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35]

  

   最后,后现代左派也因其对启蒙的反叛以及文化主义取向的身份政治而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或传统左派。沃林指出:揆诸历史,真正的左派“一直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与普世主义者,致力于捍卫民主、平等与人权”(《法西斯的魅惑》第12页)。因此,否定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后现代左派,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左派。同时,后学左派所持的文化主义立场也迥异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于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坚持‘文化主义’导向,因此根本无从觉察左派向来关切的社会正义问题。既然后现代主义者都自命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经济在他们著作中就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然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市场俨然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种关涉政治的理论而言,这样的疏忽都将形成致命伤。”[36]

  

由于非理性和反启蒙不但是极右派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根源,也是后现代主义左翼或学院左翼的坚定信条,这就难怪被纳粹尊为“国家哲学家”的尼采及无耻投靠纳粹的海德格尔,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教父。“在学术领域,后现代主义向来受到尼采、海德格尔、莫里斯·布朗肖、保罗·德曼等人学说的滋养,这些人都预示或实际沦为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狂热’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的反民主风潮正在“死灰复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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