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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明清易代与17世纪总危机

更新时间:2017-03-12 00:22:17
作者: 李伯重 (进入专栏)  
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整个欧洲分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彼此打得不可开交。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战争期间该地区饱受摧残,人口锐减。战前人口1600万—1700万,战后降至1000万—1100万,人口损失500万—600万,比例高达 25%—40% 。其中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平民,德国男性减少近半。之后德意志地区也发生一系列战争,如奥地利王室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普法战争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不曾遭遇这样惨痛的人口灾难。在东亚,明朝和后金/清也打了多年的仗,死亡比例是不是那么高很难说。

   由此可见,在17世纪,整个世界确实变得非常不安宁。帕克、史密斯(Lesley M. Smith)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荒、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世界人口死亡了1/3。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时的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乱,也没有出现战争,倒成了不可思议的事。讨论中国17世纪的危机,中外学者也在做工作。他们的许多成果,编成了《清史译丛——中国与17世纪危机》一书。由于中国的危机是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危机必须要了解世界的危机,否则说不清楚,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清易代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会发生。

  

三、全球气候变化:17世纪危机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用全球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全球性的。有人认为八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从非洲走出,三万年前从白令海峡走到美洲,都是在走来走去。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从来就不会是只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地迁徙移动。因此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了解人类历史变动的过程中要有全球的视野。当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各民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全球现象。但在支配各民族的生活的各种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却始终是全球性的——气候。气候从来不受国界、行政边界的限制。在今天的中国,河北是雾霾最严重的地方。但是河北产生的雾霾不仅影响到本地,也影响到北京,影响到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前段时间我到西安,坐高铁上一路回来都是雾霾,后来又到了武汉,也是一样的,而且雾霾已经漂到韩国、日本。当然,气候有小气候和大气候,小气候影响一个较小的地区,而大气候影响更大的范围。

   17世纪全球发生大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科学已经验证的。我们在北半球,北半球的气候从14世纪(元朝末年)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我们今天怕气候变暖,但变冷危害更大。15世纪(明朝中叶)以来,出现过几个温暖期和寒冷期。16世纪、18世纪是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是寒冷时期。17世纪寒冷,明朝走向崩溃;19世纪寒冷,清朝走向衰落。17世纪当时气温比现在平均低2度。平均气温高或者低2度,后果是非常重大的。高2度,喜马拉雅山的雪就要化掉很多,北极的冰原要缩小很多,北极熊就没地方住。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那段时间,气温达到最低,17世纪50年代也很低。这些是以考古的方式得到的信息,比如从树木的年轮和土壤里的花粉得到的信息。对当时的书面记录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中国在1600年左右,进入小冰川时期,变得非常冷。到崇祯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非常缓慢地变暖,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恢复到正常的时候。总的来说,明代时期气候寒冷干旱。特别是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1600-1643),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

   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气温和降雨有密切的关系。气温上升1度,中国的降雨线会向从东南向西北推进几百公里;降低1度,则反向后退几百公里。气温和降水是农业的根本。今天在用高科技、农药、化肥、良种的情况下,年均气温下降1度,我国的农业要减产10%。气温变化还会引起农业区域边界发生改变。历朝都在修万里长城,但各朝修的长城的位置差别很大,秦朝的时候天气比较暖,秦朝的万里长城比明朝的万里长城远很多。长城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这条线的移动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华北在气温高的时候,降水多,很北的地方也很适于植物生长。在很早的时候,北京是有大象的,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食物,它可以存活。但气候变冷,植物长得没有那么多,而且加上人的活动,中国的大象逐步南撤。

   明朝气温降低,使得降雨减少,所以旱灾特别多。这是我国的几个气候带,气温变化,气候带也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南方影响不太大,但对华北影响很大,对蒙古高原影响更大。气温降低了,蒙古高原上的人不能活了,就要向条件较好的南方跑。但当地人谋生本来就不易,又跑来这么多人抢饭碗,当然要抵制,但是如果新来的人有更强大的武力,当地人打不过,只能也向南跑。这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推一波,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南迁的浪潮。这条线持续南移,对于中国(特别是华北)的社会经济是灾难性的。在旱灾时候,还会形成蝗灾。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主要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公里-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

   气候变化还会引起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农民在村子里各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需要时到小市集买点东西。除了商人和书生考试会经常性移动外,绝大多数人世代住在一个地方,不到别的地方去。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是鼠疫的主要发源地,当地人经常接触这种病菌,产生了抗体,所以他们不怎么怕鼠疫。但是其他地方的人没有这个抗体,一旦老鼠把病菌带到这些地方,就不得了。在14世纪,欧洲就因为鼠疫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人把东半球的几种传染病——鼠疫、天花、麻疹都带到那边,印第安人从位接触过这些病菌,没有抵抗力,所以染病即死。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人口数和欧洲人口数差不多。但是瘟疫和屠杀,使得印第安人死掉90%。

   明朝后期因为大旱灾、大蝗灾,北方人民大批逃荒。庞大的人群在流动,当然会把各地的传染病传到各地。特别是李自成起义源自陕北,那一带是牧区和农区混合的地方,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东北和蒙古草原关系密切,也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因此李自成、张献忠和后金/清的军队进入华北后,也把鼠疫病带过来了。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明代名医吴有性说,1641年,疫气大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事实上,明末大瘟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把北城的汉人赶到南城,把北城腾出来给旗人住。汉人被赶到南城,大家都有地方住,为什么?是因为原来的居民都死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人有足够的地方住,所以。清朝的这个政策没遇到什么反抗。

   明末天灾和瘟疫最厉害的地方是陕西、甘肃、河南、河北。河南官员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述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五年,年年都是灾荒。河南是中原的中心,人口稠密。遇到大荒灾,赤地千里,死了很多人。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年年有灾荒和兵役,政府还要征税。人们没有东西可吃,只好骨肉相残,开始人吃人了。由于到处是饥民,土匪也横行,村子里连叫的狗都没有了,但官员还要收税。在陕北,情况更严重。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在写给皇帝的奏折《备陈大饥疏》中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人民困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崇祯皇帝再英明也救不了国家,何况他并不英明。

  

   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总结当时天下的情况说就是“民穷财尽”四个字。全国只有江苏、浙江、福建的情况稍好一点。在其他地方,走二三十里都没有一棵树,加上流寇盛行,老百姓怎么活?欧洲也是这样,一点儿不比中国好,各个国家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造反,所以起义、叛乱和战争不断爆发。而起义、叛乱和战争又加剧了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四、早期经济全球化:导致东亚政治军事局势聚变的主要推手

   古语有云,尽人事,听天命。在17世纪的危机中,人事方面的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东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晚清时,李鸿章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汉书·天文志》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按照这种说法,中国历史“大变”的开始,从今天前推五百年, “三千年之大变”应当发生在15世纪,而15世纪正是全球化开始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沃特斯(M. Waters)说:“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今天当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想使美国退出全球化,但他退不了。对中国来说,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当然,全球化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

全球化有几个方面的内容,这里我们说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一词,最早是莱维特(Theodore Levitt)1985年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提出的。全球化的最终归宿,是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全球化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雅克•阿达 (Jacques Adda)说:“全球化经济诞生于欧洲,开始于15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与结果。近几十年来以一体化体制出现的世界经济,来源于一个欧洲的经济世界,或者说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倘若没有日本的有影响力的发展,没有中国令人瞠目结舌的苏醒,人们还将今天的世界经济视为欧洲经济世界的延伸。”现在各国都有一些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欧美特别是美国主导并剥削其他国家的现象,这是不对的。全球化开始于欧洲地理大发现,但今天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已经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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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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