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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更新时间:2017-03-10 00:27:14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以上四位先生都源出于解放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他们在美国经过多年的耕耘才获得了那些研究成果。他们的著作引用了大量资料,并且结合了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或概念,是今天的研究生必读的基础书。这些著作为第二代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来着,萧、何、张、瞿几位先生的著作也可以说是继承了五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太平洋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大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太平洋研究所曾出过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像陈翰笙、王毓铨这样一些优秀的中国研究人员曾参与该所的工作,写出了高水平的著作。到五十年代初期,太平洋研究所受到约瑟夫·麦卡锡等一些政客(包括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在内)的摧残、蹂躏。在弥漫美国的反共风潮下,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几乎完全中断。那时候许多研究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带一些反共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色采与字句,有些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常有这样的想法:当年的一些研究著作当然有立场、观点方面的问题,但它们的学术贡献是无可否认的。遗憾的是这些著作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国内史学财产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当年可以同时用中文在中国出版,就可以为中国的史学作出贡献。我个人希望今后大洋两边可以造成这样的条件。

  

第二代:结合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

   何炳棣对中国人口的分析和统计,为今日哈佛经济系主任珀金斯的著作打下了基础。珀金斯在几位得力的华裔助手(尤其是王业键)的协助下,对六百年来中国的人口、耕地、农业产量和亩产率都作出了估计。《中国的农业发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年》是一本相当有分量的书。它利用的资料很广泛,有大量方志,一部分抗战期间日本满铁调查资料,晚清的厘金和海关统计数字等等。珀金斯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由明至今六百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十倍,自六千万到达六亿,耕地面积扩大约四五倍,生产率提高约一倍。这些数字一半出于零星的证据,一半出于推想。他根据的是艾斯特尔·鲍斯罗普(Ester Boserup)的理论(《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九六五》)。鲍斯罗普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的农业史是一个从粗放走向集约的发展过程,从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经济,便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的例子。

   珀金斯的另一个结论是生产关系并没有妨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关系下的亩产率并不比自耕地的亩产率低,租佃关系高度发展的江南的生产率比以自耕为主的华北高,土地改革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农业达到了一个停滞的平衡,惟有技术上的突破(即农业机械化和使用化肥)才能改变生产力的停滞状态。这个结论是根据去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芝加哥大学农业经济理论学家狄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理论(《传统农业的改革》,一九六四)。

   舒尔茨认为一般的“传统农业”(即前资本主义农业)都达到一种合理的、在现有技术下的极高水平的“平衡”。舒尔茨心目中的农户是一个精明的资本家,他按照市场的情况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分配比例作出精密的计算。舒尔茨的“传统”农户是一个追求最高利润率的资本家,因而“传统农业经济”是一个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合理的、趋于高水平平衡的体系。舒尔茨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影响,他是芝加哥大学的保守的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

   珀金斯的书特别强调人口和生产力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这和中国原来的唯生产关系的分析当然有很大区别。在美国,珀金斯之后的第三代经济史学者比较注重生产关系,正在弥补珀金斯在这方面的不足。在中国,珀金斯的分析或许会矫正以往只谈生产关系的偏向,也会反衬出以往对农业史缺少研究这个事实(2)。

   (2)复旦大学经济系的伍丹戈教授已把珀金斯这本书全部译出,不久应会出版。

   在工业史研究中,没有出现像珀金斯这样的著作。但我想略为提一下第二代的学者对帝国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的关系的一些看法。

   一种看法可以用侯济明(Chi-ming Hou)的《外国投资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八四○——一九三七》(一九六五年版)作为代表。这本书对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作了一些统计。它的主要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外国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会更加薄弱;也就是说,帝国主义没有妨碍中国的现代化,相反地它起了促进作用。侯先生提出所谓近现代中国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经济系统,其一是现代的工业,其二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市场:一在通商口岸,二在内地和农村集市。第一个系统对第二个影响不大。传统手工业在近现代不但没有崩溃,甚至还得到局部的发展。

   珀金斯(《经济史学刊》第二十七卷第七期,一九六九年)和罗伯特·德恩贝格尔(Robert Dernberger:《从历史眼光透视中国的现代经济》,一九六五)特别强调国家这个因素。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国经济体系起了促进作用,但很微小,不超过整个体系的十分之一,而且只限于通商口岸。因此,中国经济的落后不能归罪于帝国主义,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他们特别强调,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没有能够起日本明治时期政府所起的积极领导作用,近现代中国经济的落后主要应归罪于政府。

   在瞿同祖的地方政府研究和萧公权的乡村研究的基础上,现哈佛大学近代史教授菲利浦·库恩(孔飞力)对近代地方政权的武力化作了系统的分析(《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他把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组织追溯到乡村级的团练。他对近代的地方武力结构作出如下的分析:“正统”的乡村级的团练、脱离乡村的乡勇和区域性的湘军、淮军为一方,这是正统的一方,即“叛乱的敌人”,另一方是叛乱的一方,自农村级的秘密会社的基层组织(如天地会的“堂”)以至脱离农村的“匪”,上达于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这是反面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相反相成,关系常常混淆。但是近现代地方政权的普遍武力化、军事化,从白莲教起义到民国的军阀,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库恩的贡献是把这一个总的历史趋势的来源和系统作了合理的分析。

   第二代中第三个作了突破性研究的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怪杰施坚雅先生。他本来是人类学家,研究东南亚的华侨,后来脱离人类学的正统(对小团体、小村落用所谓“参与者的观察”的方法作调查研究),致力于明清和近现代史的研究。施坚雅采用了地理学中的中心地处论——分别中心地区(core)和边区(periphery),把两者的关系视为附属性的关系——来分析中国的商业系统。他把集市分为三级,用数学中的空间理论来说明在理想的、抽象的情况之下,十八个自然村以六角形围绕着一个集市是比较最合理的空间分布形势。这是基层集市,约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公社的空间范围。中层集市是基层集市成为六角形所围绕的中心地区。而高层集市则是六角形的中层集市所围绕的系统的中心。士绅阶级和中大型商人的活动范围一般是在中层和上层集市以上。而基层集市(施坚雅估计一个成年人一生之中会赶集约千次)则是中国社会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它是婚姻媒介人活动的范围,小买卖甚至于方言的活动空间范围。

   施坚雅把这个模型套在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的一些实地调查上,当然不无牵强之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如此整齐、漂亮。

   施坚雅的贡献是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极清楚的模型,使下一代的学者清楚地分别自然村、集市、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其后,施坚雅更进一步把中心地处论上推到县城和大都市,他把全中国分作九个独特的区域,提倡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批评过去把中国当作单一体系的研究,他把每个区域作为一个围绕着几个中心大都市的经济和行政体系。这些研究初步发表于《中华帝国后期的都市》(一九七七年版)。

   最近,施坚雅先生更企图把中心地处的空间分析应用于民众运动和政治经济结构分析。中心地区也是国家政权比较强有力的地方,民众运动一般源于边缘地区。中心地区一般是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而边缘地区的商品化程度比较低。阶级分化一般在落后的边缘和高度商品化的中心地区比较显著,而在半商品化的近边和近中心地区则自耕农比例较大。诸如此类的分析将来大概还会有许多。施坚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提高了我们所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同行的空间感,使我们注意到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施坚雅先生三十年来都没有放松他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他是比较突出的,很多的美国学者在成名之后便不再进行第一手的研究),说不定会例外地作出第二次突破。此人对第三代的研究影响深远。

   除了上列的三位学者之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也对下一代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他比较早提倡用先进的西欧史中流行的社会史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史,又是今日跨明清和近现代史的新倾向的先驱者。他对第三代的影响尤其可见于伯克利培养出来的几位优秀的第三代青年学者。他在中美学术交流的初期亦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使学术界得以控制交流,不受外来政权的操纵。

   毋庸多言,第二代的学者多数走的不是上述几位走的新路,而是第一代所走的旧路。传记式的研究堆积如山,比较出名的是莫利斯·梅斯纳尔(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盛宣怀,杰罗姆·格里德尔(Jerome Grieder)的胡适等。梁启超的传记共有三本(我自己写了其中一本)。传记之中用资料份量最大的,首推萧公权先生最近完成的康有为。

   此外,在政治史的研究上,一般都没有超越旧官方史的范围。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一般都限于叙述路线或政策或高层领导权力的斗争,没有能把党和基层社会连系起来作二元的、多面性的探讨,没有能够对党和乡村人民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作出分析。


第三代:酝酿中的反帝史、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研究

   第三代的青年学者(即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当然不乏走前人道路的人:传记、官方史、外交研究、专钻统计数字的研究,甚或在全世界各处寻找六角形的集市系统等等都有人在进行。许多方面的研究都有了一些发展。但我想多谈的是一些新的学术倾向,一些在酝酿之中而可能会有突破的研究。

   首先我谈谈第三代对第一代学术所作的一些批评。第一是对哈佛学派的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学术的批评。带头的是第二代的部分学者,主要是哈佛学派本身培养出来的部分研究生。在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大潮流之中成立了所谓“关心亚洲问题委员会”。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反战运动高潮上,许多第二代学者和第三代的几乎全体研究生都参加了这个会。大家的共同出发点是对以往的学术的反省: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学术都在有意无意之中为旧帝国主义作了辩护并为新兴的帝国主义文过饰非。

有部分人趋于极端,否定学术本身,认为学术既然不能超越政治立场和观点,它的本质就是一种宣传。有的甚至抛弃学术而从事纯政治性的活动和宣传。有的提倡搞反帝学术,在学术上证明帝国主义只给受害国家带来了破坏和附属性,没有促进它们的现代化。这个潮流当时从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得到许多启发和资料。它本身尚未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关心亚洲问题委员会”的会刊长期停留在一个既非政治性又非学术性的研究生刊物的阶段上。但七十年代的研究生已逐渐成熟,于八十年代可能会提出有分量的反帝研究成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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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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