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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特首选战与香港民主发展

更新时间:2017-03-06 11:40:03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香港本地承担23条立法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国家信任推定下具体承担的宪制义务。在经过长期讨论和反复修订后,如果香港社会及香港立法会仍然无法完成23条立法,则可视为对这种宪制义务的不作为,不仅有关责任官员需要被严格问责,而且相应的立法委托也可能被收回。当然,基本法第23条并未就如何收回立法委托规定具体程序,但不能否认中央具有相应的合法权力,具体法律机制上可以通过第23条释法或修改的方式明确收回委托的程序,比如明确给出5年宽限期。收回委托的正当理由在于:其一,受托人主观怠惰,无法合理完成委托任务;其二,受托人客观无能,无法在本地程序中推行立法。这实际上给了香港社会及香港特区政府以必要的宪制性压力,敦促其积极承担起本地立法责任来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完成23条立法也可视为修复央港政治信任危机关系的积极步骤,有助于对“重启政改”之实质条件的放宽,换取香港民主发展更为优越的制度基础。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特首选战过程必然围绕23条立法议题展开博弈,谁能陈明利害,给出合理方案,周全中央与地方关切,也是重要的得分点。

   需要补充一点,反港独只是国家安全的极端环节,第五次人大释法有效规管了香港的选举秩序与宣誓秩序,防范了港独力量对建制框架的“合法”渗透,但未能解决涉及国家安全的治安秩序问题,而香港本地已有法律资源和司法立场又不可能有效填补这一空白,因此23条立法仍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不过,基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法前提以及香港社会的自由本质,23条立法应注意与内地国安法适度区隔并做好与香港本地法律秩序的有效衔接,这也是立法成功的重要基础。

  

  

   作为先行者的香港民主

  

  

   香港民主运动是中国现代立宪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场运动因其意识形态、历史观和本土化局限而日益脱离于中国整体的民主进程而孤独边缘化及存在被“港独”吸收的危险。在旺角暴乱和立法会辱国宣誓风波中,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尽管香港政改遭遇到暂时性失败,但其对香港民主发展与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是重大的,一再严格地检验内地体制的治理现代化主要指标和价值观,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试验田和试金石。在香港回归与基本法实施二十周年之际,我们遭遇到了特首选战空前激烈的选情,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在香港的狭小地理空间与宏大制度空间中并轨扭结。而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双向节制功能:一方面阻却国家安全的威权化倾向而以基本法和本地法治为保护性机制,另一方面则对步步进逼的港独激进主义及破坏法治的暴力行为采取拒斥立场。这就为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争取到了合理而正当的实践空间。国家威权与激进港独互为行动理由,依法治港和有序民主化则成为香港民主发展的新共识。

   在此意义上,香港民主仍有扩展和深化的空间,在大体满足国家安全的义务条件下,重启政改并非禁区性议题,其法律条件亦不是完全不可商谈与改进。香港,因其历史地位与制度角色,已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某种“先行者”。我们要有能力反制这种“先行者”角色的傲慢习性和反国家倾向,凸显其自治理性和制度实验特征。在限制性政治条件下,中国内地选择了“法治优先”的政改进路,聚焦于合法性资源的古典回归及民主政治的协商协同,而“后置”了普选民主的政策议程,这与发展中国家的惯常套路及西方发展援助模式迥然有别,但有着中国政治传统及其发展路径的自身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尾随西方而现代化与国际化,如今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恰可充分实验和具体测试“普选民主”的稳靠制度条件,成为中国政治发展非意图的“政治特区”或“治理特区”,这一面向在一国两制中的意义已经超越经济层面,可为未来中国的政改提供必要而直接的经验。我们对一国两制应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运用,不可单纯局限于经济现代化,香港在这一新的转型发展意义上可继续发挥内地任何特区单位无法取代的实验功能。战略性地看待香港民主发展以及为之提供必要的宪制条件,是中国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顶层视野。

   此次特首选战不再是贬义化的“小圈子选举”,而是基本法下选委会制度范围内的间接民主制度现象,这一点也因为反对派在选委会选举和特首选举中的积极参与而得到印证。中央对特首具体人选的影响力当然不可忽视,但反对派的造王能力以及香港民意尤其是“公民约章”与“民间公投”的实际在地影响力日益增强。这种在法定秩序框架内的竞争博弈本身验证和促进了制度的民主正当性。中央在特首人选上实际控制能力的适度下降可以理解为香港反对派及公民社会民主参政意识与行动能力增长的自然结果,也是香港民主化的必然效应。八三一决定保留了功能代表制作为提名委员会的政治基础,与全体选民的“一人一票”相结合,是一种折中设计。这表明,功能代表制与普选民主制在香港民主发展中,无论是观念竞争还是制度博弈,都将是长期性的,也可能是相互混合的,而混合宪制常常具有更大优势。

   当然,超越特首选战,我们还应具有谨慎乐观的心态看待香港民主发展议题,它不是中国政治的“他者”,而是我们自身的命运和命题。新特首负有历史性使命,沟通国家与本地民意,推进23条立法和重启政改。香港如何走出“过度政治化陷阱”以及“国际干预依赖症”,关键就在于香港人自身的自治民主能力以及国家对香港之“政治特区”战略角色的认知与运用,而新特首正是超级联系人和独特桥梁。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位“历史转折中的特首”以及香港与国家之命运共同体的缔造。而香港之命运与前途,只有将民主发展与国家建构统合思考,只有“走出香港,融入国家”,才可合理而有效地展开。  

  

  

   (原载《多维CN》2017年3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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