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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1959年庐山风云中的历史幽灵

更新时间:2017-02-26 14:50:30
作者: 陈益南  

  

   有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爆发的起始动因,往往并非是宏大理由展示的表面故事,而仅是当事人之间,强势者极度误判了对方行为所导致。例如,1959年的庐山风云,可能,即是如此。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是由畅所欲言、心情轻松与白天开会、晚上跳舞看戏的“神仙会”开场,不料,结果却风云突变,竟以搞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大冤案而沉重落幕。

  

   是些什么因素,导致了这场会议大逆转的悲剧呢?

  

   1959年7月3日正式开始的庐山会议,其原定议题,是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调整生产指标,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会议也的确欲创造出一个宽松氛围,希望尽量让与会的中央各大区与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区委负责人,有着的意见都能提出来,有怨气的也都能放出来,然后,再由党中央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搞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让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全党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利于继续前进。

  

   会议前期,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也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指标过高,要改过来。他还提出读书、形势、工作任务等19个具体问题,要大家座谈讨论,以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按毛泽东起初的安排,庐山会议大约开半个月,定在7月15日结束。

  

   如果真能按这个时间表进行,那么庐山会议就不会在历史上这样出名了,也只会是如那些什么郑州会议、成都会议、南宁会议一样,淹没在共和国的会海之中,而不会有几个人关注。

  

   是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让庐山会议变得极不寻常。

  

   彭德怀对会议的纠左目的,当然是支持的。他参加会议的西北小组会后,感到意犹未尽,而会议的既定时间又可能是在7月15日结束。他觉得自己还有些话没有说透,特别是在小组会中,有些意见是不便说出的。于是,就有了抢在会议可能结束之前的7月14日,他写给毛泽东的那一封意见信。

  

   众所周知,就是这封信,让彭德怀元帅从此虎落平阳,苦难相随,直至蒙冤数载而不幸辞世。

  

   但是,当初对这封信,不仅彭德怀本人信心十足,认为是自己为党中央分忧、为党中央献策。就是当时与会的很多人,也都对这封信所说的意见,深以为然,多有共鸣,赞同者众。虽然,也有不少与会者对彭德怀的观点,示以某些不满与反对,但是,因为会议预定的方针是有纠左含意,故而,就此信产生出的意见分岐与争论 ,也还没形成什么波浪。

  

   现在有些人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毛泽东叫板,是对极左方针宣战,是为民请命,等等。其实,只要仔细读读彭德怀的这封信,稍稍了解一下当时庐山会议的状况,就会知道,诸如“叫板”之类说法,实在是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足与理解岐误。

  

   至少,起初,毛泽东就并不是这样认为的。

  

   在7月14日彭德怀将信送到毛泽东住处,至7月23日毛泽东怒发冲冠召开大会严厉指责彭德怀之前,这8天时间里,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信是什么想法与态度呢?

  

   对此,至今尚未见到正式公布的系统权威资料。

  

   但是,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篡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该书中,对于7月21日前毛泽东看待彭德怀的信之大致态度,再现了较为明白的一些历史画面:

  

   “7月14日下午,收到彭德怀的信。”

  

   “7月15日,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

  

   (双引号内的楷体字,均摘自《毛泽东年谱》,下同——本文作者注)

  

   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多是白天睡觉,夜晚工作。因此,彭德怀14日送来的信,最早应是当日夜晚或15日清晨以后,才能看到。而15日毛泽东批阅陕西省委的报告时,显示的还是一种缜密思考、心情乐观情况。无疑,不论是否已读到彭德怀的信,毛泽东的心绪,此时都还没有什么不快之感。

  

   到7月16日,毛泽东一天之间处理的四件事,似更表明,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对毛泽东产生什么特别剌激,还没有引发情绪对抗。

  

   这四件事是:

  

   (1)

  

   “7月16日,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 印发各同志参考 ’。这封信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于十七日发给与会者。”

  

   对此,毛泽东似乎只是处理一件例行公事。

  

   彭德怀的信,是14日送到毛泽东住处的,但为何到16日,才批示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各同志参考”呢?

  

   很大可能是,毛泽东已决定延长会议时间,改变会议分组办法,并增加参会人员。因而,彭信便作为了将继续举行的大会之文件。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将下面送来的报告,阅读后,有很多,都批示印发成为了大会文件,彭德怀的信,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批示印发彭信,并非意味着是一种特别关注。

  

   (2)

  

   在批示印发彭德怀的信之日,即16日,早晨,毛泽东就二次致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等人,提议改变庐山会议的分组方法,即让中央机关的与会人员改换原来参加的省市小组,重新分到新的省市小组参加会议,使参会人员“改入他区,以广见闻”。

  

   同时,毛泽东又提议:“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经委、计委、建委)若干副主任,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庐山会议原定是在7月15日结束,但随着会议的进行,特别是因事前决定要通过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文件,到7月13日还没有完成起草工作,因此,会议不得不延期。

  

   7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尚昆时,就安排:“(会议议定记录起草)十一人小组,先议二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发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

  

   会议既不得不延长,但大致也只能延一周,故嘱十一人文件起草小组要抓紧。

  

   可见,彭德怀的信,当时在毛泽东的脑中,并未成议事项目,仍还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庐山会议预定议程的思考与安排。

  

   (3)

  

   7月16日当天的晚上,在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了最高层会议。在会议中,毛泽东说了他的几点意见,其中,他说:

  

   “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就是他召开庐山会议的预定目标。而他在看了彭德怀的信之后,依然在最高层会议中,强调反冒进、要“右倾”的意见。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信,当时完全没有在毛泽东的心里,引发什么不满与反感。相反,他居然认为“右倾的朋友太少了”!因此,以当时此种理念,毛泽东为何在16日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作为了大会文件,其意义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是在公众场合下的演说,而是在只有几个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说的,显然,是不存在什么“钓鱼”之类阳谋阴谋的。

  

   (4)

  

   7月16日当天,毛泽东还批阅了兰州军区政治部转发的骑兵第一师的一个总结报告,毛泽东批示:“彭德怀同志:此件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

  

   看来,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在个人感情上,还没有因彭德怀的信,而生发出什么对抗性的心结,相反,却是显示了毛对彭的某种尊重。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人谈话时,便公开对这几位“秀才”说:“昨天晚上我讲了现在实际上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头子就是我。”当田家英汇报四川省搞过分密植的问题时,毛泽东则说:“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

  

   显然,此时毛泽东既有这种“偏右”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对彭德怀的意见信,滋生多大的反感。

  

   一直到7月20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后,他对会议的态度,仍然是“反冒进”。毛向杨讲了四点意见: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 左派 ’,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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