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也很大。

　　 1983年，世界银行考察团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中说，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7-0.18，1980年为0.2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33%。当时中国最富裕的2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39%，最贫困的40%人群占个人收入总额的23%。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中，最富裕的10%的人口则占总收入的50%。最贫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3%。该报告认为，中国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公平的社会。20多年后，世界银行的《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说，中国在制度转型中形成的贫富鸿沟十分惊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我们为什么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提高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因为在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强烈。中央全面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认为这个问题如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

　　 2008年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实际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0.491，此后连续7年下降，2015年是0.462，这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09年是3.33：1，2015年达到2.73：1。但是据网络调查，超过半数的调查者认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反映了很多人的“感觉”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而在于是否公平。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数据实际在缩小，但社会公平感是另外一件事。人们说“不相信”，实际上是“感觉”社会没有变得更公平，两者是有差别的。

　　 关于什么是公平或平等、公正，经济学家们有很多种分析。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集中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平等公平问题的著名学者的论述，求取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所提出的“公平”概念。在此基础上说的公平，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则。

　　 机会平等原则

　　 所谓机会平等原则，就是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应该主要取决于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这种才能的努力是可控的，不是被种族、性别、社会、家庭背景或出生地等自己不能决定的因素所限制。怎么判断机会平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看财富分配是不是符合应得的原则。

　　 这里要提到两个经济学家：富兰克•奈特和布坎南，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机会平等的理解与中国经济学家不一样。

　　 富兰克•奈特认为，贫困或富有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竞争性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是根据世袭权和运气来分配，而努力只占很小的比重。在竞争条件下，收入不平等会日益累积。布坎南说，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让人们带着出身进行市场比赛”，否则公正的概念就会被破坏。这两位学者都认为，真正的机会平等不是简单地让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要照顾弱者，掌握了大量资源的人群应该有所收敛，这样才真正有机会，否则所谓“起点平等”还是赢者通吃。这种理解的本质，是“损有余，补不足”。

　　 布坎南举了一个美国复活节玩“找彩蛋游戏”的例子：大人在草地上撒了很多彩蛋让孩子们出发去找，让年龄大、身体强的孩子后出发，让年纪小、身体弱的孩子先出发。布坎南认为，这样的规则才是真正的机会平等。

　　 机会平等引出另一个社会公平的标准——是否存在“社会排斥”。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说，当时的英国社会进步已达到这样一个状况，如果你没有一双好的皮鞋，就不好意思进入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不让你进去）。当代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进一步指出：看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不仅要观察贫困问题，更应该看贫困者和弱者是否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只要不存在社会排斥，那么这个国家不仅公平程度高，而且人民可能不感觉自己贫困。相反，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如果存在较普遍的社会排斥，这个国家不仅不公平，而且肯定有大规模的贫困现象。

　　 共享发展成果原则

　　 这一原则的含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经济的发展，是共同体内不同人群相互合作的结果。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共同体之外，都有权利分享发展成果。

　　 世界银行报告引用了两段话表达了上述原则。一个是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所说的“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仰裂痕”。还有一个是柏拉图的话，“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

　　 因此，“共享”是对机会均等原则的一个补充。即使这个社会实现了机会相对均等，而且富人的财富获得也有正当性，但是社会中不能允许绝对贫困的存在。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免于饥饿权、身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社会不能出现过度的财富分化。

　　 2016年英国出版了著名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他是皮凯蒂的合作者。阿特金森认为，公平的第一个原则是机会均等，但还要有结果均等，这是共享原则的体现。

　　 他说，机会平等相当诱人，但这不意味着结果不平等无关紧要。即使关注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也应该关注结果的均等。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道的原因，与世界宗教对话组织的意见类似。阿特金森说：“对那些排队领救济粥的人进行评估，看他们到底是因为环境不利还是努力不足才沦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以此为先决条件发放一点点粥，这个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

　　 第二，结果不平等将影响到机会不平等。因为今天的事后结果，决定明天的事前赛场。当代人的结果不平等，是下一代占据不公平优势的来源。如果我们对明天的机会平等有所担忧，就必须关注今天的结果不平等。

　　 总之，阿特金森认为公平有两个标准：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当然，这个均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平均。

如何评价社会公平

　　 评价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衡量标准就是上面讲的两个尺度。

　　 首先应关注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应该是“损有余，补不足”。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目前的财政支出在教育和健康公共资源分配方面，倾斜于本来就拥有更多经济与行政资源的地区或人群。比如说，发达地区的医保可以报销医疗费的70%，不发达地区如贵州只能报销30%。公共资源在“补不足”方面还差得很远。

　　 第二，衡量机会平等要看是否符合“应得”原则。曾经有一个时期，政府官员利用权力索租现象呈现弥散化态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官员化、官员利益法定化的现象愈演愈烈，群众意见很大。另外还有广泛存在的非法暴富现象，中国成就的富翁大量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第三，公共资源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常说，教育可以在阻断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我国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但长辈的社会地位在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体面工作方面，作用越来越大。最近有个美国人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认为，教育在阻断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所谓“教育平等将提高人的技能、促进收入平等”的SBTC理论（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Change，偏向高技能的技术变革）成为一个神话。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高中生、初中生不愿意继续读书的现象，他们的上一辈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第四，社会排斥现象日益加重。“消极排斥”是指，因贫富悬殊导致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而“积极排斥”是指一些规章制度阻碍贫困人口进入某些社会空间。比如曾有乡下农民到北京某商业大厦，被保安呵斥出去的事情发生。而进入公共场所是不能以贫富为标准的。

　　 第五，关于共享原则。尽管我国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基尼系数已接近0.47，收入差距比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要高。按照世界银行 2013年的数据，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中国最高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数据是8.4，俄罗斯4.5，印度是4.9，日本是3.4。

　　 第六，绝对贫困的存在。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还有5575万，人日均收入不足8元。

　　 还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还不够。近十几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但还有一些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的人群，看不起病、交不起学费等等。尽管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但只要存在，还是给社会带来不公平感。

　　 为什么社会不公平的容忍度越来越低

　　 为什么今天社会收入差距在收敛，但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感觉和不满却越来越强烈？

　　 第一，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大众的心理预期。一方面，社会大众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力意识在高涨，但另一方面，政策效果有一定的时滞，很好的政策目标又受到财政或其它条件约束，这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了反差。

　　 第二，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群众对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自媒体时代，一些富二代炫富、官员腐败等事件被选择性地“拱”出水面；这和另一面的社会现象，诸如少数生活困难的人群或求助无门者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少数政府人员的工作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又被媒体进一步强化。有些官员能力较差或不作为，甚至自己就在制造问题，却把问题都推给“体制”，这就更强化了社会的负面情绪。

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中经常提到公平与效率的二律背反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和社会公平的关系，可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有新工业增长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和改革动力论。

　　 新工业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是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它正在向以现代产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资本的积累和深化，二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

就经济增长而言，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国家传统上是农业社会，家庭传统重视生男，因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工商业时代，人均拥有资本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资本的途径，一是国家作为投资的主体，二是社会资本的投资。为了鼓励投资意愿，需在社会分配中更加倾向于资本要素的拥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