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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自由”的一致性

——论林肯重塑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基本逻辑

更新时间:2017-02-19 00:07:33
作者: 李筠  
北美因反对英国恣意征税而独立,恰恰就是因为“没有代表不纳税”,纳税这个关涉他们的事情没有得到他们同意。在共和国之中,同意是统治的基础,“没有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能够不获得另一个人的同意就统治那个人。”[36]但卡尔霍恩的州人民主权恰恰是一种抛开“大家”自行其是的绝对权力。对于奴隶制,林肯反问,你要奴役黑人,你问问黑人是否同意,如果否认黑人是人,自治也就被彻底破坏了,不经被统治者同意就单方面宣布对他们拥有统治权可以叫做统治,但绝对不能叫做自治![37]不经黑人同意便如此统治,这样的人民主权根本就没有合法的基础,不配称为人民主权。对于退出联邦,林肯有力地反驳到,这不是你一个州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联邦和其他州的大事,你为什么不经他们同意就能自己单方面宣布退出?这样的人民主权根本就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38]州人民主权论实质上是一种蛮不讲理的政治自我中心主义,它的任性和独断只会将政治问题引向实力的对决,因此,内战的法理责任理应由它承担。

   再次,州人民主权同样面对着“谁是人民”的问题。南方邦联确实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所主张的“我们人民”与《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他们在自己的邦联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中将其明确为“我们,有主权的、独立的邦联各州”,[39]充分贯彻了卡尔霍恩将州视为结成邦联的宪法主体的原则。而林肯恰恰反对这种对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重大篡改,他坚持结成合众国的主体是拥有普遍自由平等的个人,并非“一切州作为州是平等的”,也不是“一切公民作为公民是平等的”,“而是……那个更广泛、更美好的、内容比这两者更为丰富的说法:‘一切人生而平等’。” [40]尽管州议会是批准宪法的权力机关,但合众国主要不是州的结盟,而是人民的结盟。批准宪法的“前言后语”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前言”即林肯所强调的《独立宣言》,所谓“后语”正是宪法并非只是对各州有效而与公民无关,恰恰相反,国父们费城制宪的目的就是克服《邦联条款》只对各州有效而对公民无效的软弱状态,宪法就是为了直接作用于公民而生。[41]《独立宣言》和宪法所创造的合众国不是州际联盟,而是联邦与州共存的复合政治结构,联邦和州都是基于维护普遍的自由平等而直接得到公民授权的政治共同体,它们甚至不是中央地方的关系,而是分工不同的合作和竞争关系。因此,宪法必须划定二者职权使之各司其职。各州在批准宪法之时附带的《权利法案》恰恰严正地表明了它们捍卫个人权利的决心,由此产生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抛开这一初衷,放弃了“我们人民”是为追求普遍的自由平等而结成共同体,州本身已经没有资格成为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其目的因的灭失意味着它自行解体,也就谈不上退出联邦的自主决定权了。

   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的州人民主权论因其自身难以克制无限多数、自我中心和价值迷失,导致它无法避免地走向自我分裂和自我瓦解的窘境。因为无限多数,它会朝令夕改;因为自我中心,它会无视被统治者和利益攸关者的同意;因为价值迷失,它极易被利益吞噬。实际上,在宪法上克尽其道的南方邦联自成立之初就一直面临着州人民主权论造成的内在困扰,并在内战中泥足深陷,他们面对着至少三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黑人是否能够征召入伍,邦联各州在内战中的推诿扯皮,邦联各州自行宣布脱离。这些都是在州人民主权冠冕堂皇的理论下放弃了普遍自由平等这个“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林肯不仅在理论上指出了其缺点和危害,而且在战争中充分利用了它们。只在政治哲学上强调至高权力而不问其规范价值,必然会严重损害权力自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无法实现普遍的政治服从,实践中必然导致动员能力的锐减、投机行为的锐增和离心力的无法遏制。所以,州人民主权论恰恰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充分地反证了林肯坚持通过捍卫自由的联邦而求合众为一的正确性。如果说卡尔霍恩被淡忘了,并不是因为历史是胜利者林肯的拥趸们书写的,而是因为他不仅带来了原理上和实践中都错误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本身的缺点和内在矛盾才是瓦解它最重要的力量。

   分离主义的理论代言人是卡尔霍恩,但分离主义自美国立国之初便已露端倪。这个由来已久的危险被林肯所创设的总统权力系统性地克服了。林肯在危急时刻创设了一系列超越宪法的权力,否认州拥有退出联邦的权力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正是这样一些特殊权力的创设将林肯对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深刻改变完全坐实。在林肯之前,宪法基本的性质和道德内涵并不是十分明确,与《独立宣言》的关系也众说纷纭。杰斐逊及其民主党主导的宪法观是一种“弱宪法观”:宪法主要是程序性的规定,权利的保护和政治的道德内涵交由人民和各州保留。简言之,联邦权力的最小化是通过其内容的虚化来实现的。一旦宪法拥有实质性的道德内容,联邦(尤其是总统)扩张权力的基础就出现了,为了防止暴政,就必须将政治的道德内涵保留在人民和各州手中。[42]这种思路不仅能够在杰斐逊同时代的反联邦党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卡尔霍恩更是其发扬光大者。在这个思路之中,联邦是各州的联盟,宪法只是合意,政治当中最具道义和力量的内容在人民(各州)手中,联邦无权将其占为己有。在政治的道德内涵属于人民而非政府的意义上,自杰斐逊至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的传统为美国画出了一道鲜亮的政治红线。这种思路主导了美国早期政治舞台,因此,美国早期政治是以国会而非总统为中心的。然而,人民主权的潜在危险是走向无政府主义,否认联邦、否认宪法,导致共和国从内部解体。林肯时代的许多南方分离主义者不仅将宪法完全视为程序性的规定、完全否认其道德内涵,甚至完全否认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内在连续性,甚至抨击《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个错误。林肯面对的不只是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而是根基深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能够和《独立宣言》的执笔者扯得上重大关系的共和与民主传统。

   林肯在捍卫《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问题上忠实地继承了杰斐逊传统,但在捍卫联邦统一性和强盛的问题上则忠实地继承了汉密尔顿传统。林肯与汉密尔顿之间的桥梁是亨利•克莱(Henry Clay),他正是因为追求联邦的强盛而组建了辉格党。克莱像汉密尔顿一样坚持,美国只有强大,才能保证自身生存的自由。而辉格党眼中的“强盛”来自汉密尔顿联邦党的“工商立国”的国家定位,与杰斐逊代表的农业立国的思路刚好相反。林肯自其政治生涯开始就是克莱的忠实拥趸,他早年为国家银行系统所作的辩护最为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辉格党立场。[43]

   在分离主义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宪法观的厘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像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主张的那样,宪法只是纯粹的程序性规定,道德内涵和权力由人民和各州保留,宪法就只是合意的契约,联邦就无权对抗各州撤回合意的人民意志,它的解体就完全是合法的。林肯若想保持联邦的统一和强盛,就必须使宪法摆脱纯粹程序性规定的空壳地位,为其填充必要的道德内涵和权力设定。因此,为了挽救联邦,林肯必须在内战来临之际唤回和强化与杰斐逊传统相对抗的汉密尔顿和克莱所代表的“强宪法观”。塑造强宪法观的基础是重新设定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关系:对于林肯而言,“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独立宣言》理想的工具。”[44]宪法的道德内涵的填充和实质性的权力补给必须依赖《独立宣言》,强大的宪法只能够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目的服务,而且,只有为“人人生而平等”的目的服务,它才会真正变得强大。林肯在政治生涯的早期发表的题为“我国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说中就明确宣告:“治理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实质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更有助于达到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两个目标。”[45]从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来看,林肯颁布的《解放宣言》是借助战争特权启动宪法修正进程的敲门砖,它之所以被视为宪法性文件正是因为它连接起了《独立宣言》和宪法,将前者追求的“人人生而平等”通过修宪决定性地灌注到后者当中。[46]由此,“强大的宪法保障强大共和国来捍卫自由”的观念开始取代杰斐逊主导的弱宪法观,成为美国政治的观念底色。

   林肯实现“强宪法观”光有观念的较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力量的较量,而且,必须将力量较量的结果落实为宪法认定的规范结构。林肯为此采取的步骤在逻辑上可大致划分为三步:首先强化总统权力是来自人民的宪法地位,其次通过总统权力的战时扩张将强宪法变成事实状态,最后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等一系列法律行动将其合法化。[47]林肯为此所遭受的批评足以反映出他的行动所蕴含的革命性。古尔佐总结了历史学家们对林肯强化权力的批评: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独裁权力,他把自己置于华盛顿一般的国父地位,客气的说他是民主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不客气的则直接斥其为完全就是暴君、宪法的颠覆者。[48]林肯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国父的地位已然成为事实,他在政治进程中也确实拥有并运用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但这些都不足以坐实他是“暴君”和“宪法颠覆者”的指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拥有多大的权力和多高的地位,而在于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合法与审慎,以及行使权力最终目的的公共性和合理性。实际上林肯自己已经对暴君指控作出了响亮的反驳:“如果你们既不赞成使用武力,又不赞成解散联邦,那么,可想而知的就只有妥协了。我认为目前要达成保全联邦的妥协是不可能的。”[49]林肯所面临的是美国及其宪法自诞生以来最为严峻的生死考验,他动用的是符合共和精神和制度的“独裁权力”:鉴于局势的危急,共和国由元老院推荐、库里亚大会批准授予某人独裁之权,暂停某些法律的效力,克减一些公民的权利,采取某些必要的措施,授权的期限一旦结束,独裁的权力也随之撤销,国家又重新回到平时的状态。“尽管他施行绝对的权力,他却不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位救世主。”[50]从法理(而非法条)上讲,林肯的做法是合乎宪政而非反宪政的,其行动的实质是宪法精神允许和必需的共和国在必要时候启动自我保卫的机制。

   然而,林肯对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升级并不止于第一次实践了通过宣告共和国紧急状态启动独裁权力克服分裂。如果只是如此,战争结束,宪法和法律应该恢复到与战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显然,林肯之后的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与之前的已经不复相同,因此,紧急状态中的某些成分被永久化地融入了宪法,独裁权力中的某些成分被宪法和人民承认为永久性的权力。林肯是护国者而非篡国者,这充分体现在他不仅非常审慎地行使各种非常规的权力,尽力使所有人理解和安心,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宪法的目的是修订它而非摧毁它:他不遗余力地将《独立宣言》的原则通过战时的《解放宣言》最终变成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最能够说明独裁权力如何将平等变成了宪法明文。如果说《独立宣言》是林肯权力的宪法依据,那么,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便是林肯权力最重要的宪法结果。通过以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为核心的一系列行动,林肯成功地将其强宪法观教给了人民:共和国必须强大才足以保护人民的自由平等和自身的存续,而这种强大必须建立在相应强大的宪法基础之上,宪法不仅必须和《独立宣言》相通以获取充足的道德内涵,而且必须向总统权力倾斜以保持整体上共和国权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因此,林肯所书写的自由与联邦的一致性实质上是自由与权力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来自权力自身内在的高度规范性。如果权力的强化脱离宪政的框架,林肯就变成了凯撒,共和国经过独裁之后将不复存在;经过独裁,又以宪法修订为依归,方能使膨胀的权力得到合理的宪法安排,归于规范状态,宪法自身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能够应对更加复杂的局势。今日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强国家、强宪法、强总统的政治和宪法结构正是由林肯所塑造。

  

结语

林肯最终将自己的事业定位成“自由民主的政府能够实现自我保卫”这样一个命题,在《首次国情咨文》中他明确地将其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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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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