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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筠:“自由”的一致性

——论林肯重塑美国政治和宪法结构的基本逻辑

更新时间:2017-02-19 00:07:33
作者: 李筠  
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16]民主作为基于人民同意的统治,是自由、平等、独立的必然要求与合逻辑的延伸。反民主的,必然也是反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林肯最为熟悉也最擅长运用“逻辑一致”的力量,他洞悉自由与平等的内在一致性使他获得了《独立宣言》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的力量,而他对民意的深刻理解和高度尊重则体现了他对自由和民主内在一致性的理解,因此,他也获得了人民的力量。

   然而,正像柏拉图开启的民主批判所警惕的那样,民意只是“意见”,它极有可能堕落成卑贱的激情所驱使的政治力量,“多数人的暴政”一直是两千年来思想家们高度警惕的问题。在林肯的而立之年,托克维尔已然明智却不无忧虑地论断:民主业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17]这意味着可错的民意会被奉上神坛。实际上,从后人的眼光来看,林肯面对的就是“错误的民意”,而且,他的很多观念离这些“错误的民意”并不远。在当时,反对废除奴隶制是主流民意,有的人是出于自利,因为他是奴隶主;有的人是出于信念,因为他坚信黑人天生劣于白人;有的人是出于恐惧,因为他预期废奴将导致混乱和战争。在当时,废奴主义意味着激进主义,意味着扰乱整个社会政治秩序。在共和党内,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和蔡司(Salmon P. Chase)都是资历比林肯更老的政治家,他们之所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过程中被“黑马”林肯击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不合时宜”的激进废奴立场带来的政治包袱。[18]林肯曾经劝告苏厄德和蔡司在废奴问题上的激进主张,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热情弱于两位战友,而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新组建的共和党面对着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当时已经存在、但基础非常不稳固的反奴隶制政党迈向胜利更重要呢,还是宣布种族完全平等的政策——这会拖垮该党并使赞成奴隶制的政党控制全国政府——更重要呢?”[19]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林肯的演说中存在大量将自己和废奴主义撇清干系的话,道格拉斯在辩论中就是要将林肯涂抹成废奴主义者,而林肯在洗脱“欲加之罪”的同时树立起自己温和与中庸的形象,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为他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奠定了基础。

   不过,光有上述政治策略的辩护是远远不够的,林肯力量的根源绝不是狡黠而是“一致性原则”。如果林肯只是尾随民意和捞取选票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就无法摆脱历史学家的道德指控。更严重的是,如此一来,作为政治投机分子的林肯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一致性的持守,他所力争的必须兼容平等的自由也就成为虚伪的说辞,他自己的核心理念也遂告瓦解,也就谈不上教育人民了。雅法正确而明智地通过丘吉尔教导的“政治一致性”来反驳新废奴主义历史学家们对林肯“言辞一致性”的苛求。林肯确实公开说过,“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关于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人种和那个人种、那个人种是劣等因而必须处于劣等地位的诡辩统统丢掉吧。让我们丢掉所有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得像一个民族,直到我们再一次站起来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20]他确实也公开说过,“我要说,我过去从来不赞成,现在也不赞成以任何方式使白种人和黑种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平等——我过去从来不赞成,现在也不赞成人黑人当选民或者陪审员,或者是黑人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者和白人通婚;我还要补充说,白种人和黑种人的体质有差别,这种差别我认为将永远阻止两个人种的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平等地生活在一起。”[21]林肯对于黑人的社会和政治素质颇为悲观,他甚至设想如果美国废除奴隶制,还是花钱把黑人送回利比里亚比较好。林肯不仅仅是从政治策略上讨好民众,从林肯对黑人“未来设想”的意义上看,他确实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那个时代无法想象出妥善的黑白共处的方案。但是,林肯没有停留在他时代的普遍民意之上,更没有像坦尼和道格拉斯那样把民意引向反自由平等的方向上去。

   林肯的政治一致性恰恰体现在即便面对茫茫的未来,他勇于坚持普遍自由平等的一致性。他确实在不同场合说过听起来似乎有矛盾的话,但正如雅法所说,“忠于事业,而非忠于陈腐的言辞陋规,才是我们有权要求政治家去做的。不同的言辞在不同的环境中可以推进相同的事业,有时,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必须同时使用具有相反意思的言辞来推进那一事业。”[22]林肯面对的是意见不同的人们,他们因为利益、信念、恐惧等各种原因反对废奴主义,但他们同时也热爱自由、热爱美国、热爱《独立宣言》,而林肯要做的是说服他们跟随他一起坚定地持守和进一步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显然,如果使用同样的言辞,岂不是刻舟求剑或者守株待兔?!进一步,对政治家做出评判,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而且,要把他多变的言辞放到他长期的行动中去理解,而不能从文本到文本地抽离出政治环境来分析。从林肯的长期作为来看,他就任总统之后也逐步转变为废奴主义者,颁布了《解放宣言》,尽管他不确知黑人的社会和政治前途将要如何安排方为妥当,但他极力推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最能够说明他对自由平等的一贯坚持也将黑人包括在内。[23]在政治和宪法结构根本性改造的大问题上,林肯不仅没有游移闪烁,反而最为笃定地坚持到底。[24]林肯非常清楚,如果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没有通过,他毕生的事业都将因为失去这个最终的宪法结构上的归结点而付之东流——他可是在顶着坦尼大法官禁止废除奴隶制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就任总统的,为了规避坦尼判决,《解放宣言》是以战时军事手段的法律地位出现的。如若不修订宪法,通过战争和战时权力夺来的成果将被坦尼设定的宪法天花板压回原型,林肯的一切目标——兼容平等的自由、可以改变的民意、不可脱离(摧毁)的联邦——都会在战争结束时(总统的特殊权力消失之时)化为乌有。因此,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没有像宪法原文那样模糊不明,而是非常坚决而清楚地禁绝了奴隶制。林肯的继承者们很快在1868年便制定和通过了宪法第十四、十五修正案,使得奴隶制在宪法上被彻底否定,为黑人公平待遇的日后解决奠定了宪法基础。

   林肯曾经多次郑重地申明他对民意的尊重。“我们的政府基于民意。谁能够改变民意,谁就能改变政府。”不过他马上接着就说,“无论关于什么问题的民意,总是有一个‘核心观念’,所有较次要的想法都从它派生出来。我们的政治民意的‘核心观念’(central idea),从起初到最近一直都是‘人的平等’。”[25]雅法在评论这段演说的时候非常俏皮地说林肯眼中的民意并非盖洛普测验的数据。[26]显然,林肯所说的民意正是美国精神,或者美国宪法的精神,即根基性的政治信念。他所要引导的正是被焦灼的废奴问题变得对“人人生而平等”产生怀疑和游移的人民,正是无法接受黑白共处而出现瓦解自由平等的危险的人民。如果人民自己放弃了“人人生而平等”,合众国的核心政治信念就坍塌了,失去宪法精神的宪法也就成了具文。因此,林肯的任务重新合众为一,这个“一”的政治品质只能是《独立宣言》和宪法所遵循的自由平等。但显然,现实的民意和立国的精神存在着分歧,林肯必须循循善诱地使人民坚信自己选择的正道。这种“循循善诱”绝非燃烧道德理想,而是有力有礼有节地说服。如果只是利用道德热情而失去了理性的节制,政治家带来的将不再是民主而是民粹,后者极易为僭主登台铺平道路,民主将被暴民和僭主的“合作”颠覆。因此,即便林肯是伟大的先知,但作为民主政治家,他也必须遵循严防民主蜕变的政治节制的原则。换言之,面对持错误意见的人民,负责任的民主政治家不会通过激扬道德理想来煽动民众,那是自利的政客试图挟民自重之所为,他会以理性且节制的有限方案引导人民坚持自己选择的正确方向,哪怕前途并非明朗,但因为是正道,所以有信心去面对。这就是民主政治当中作为先知的政治家和不断走向政治成熟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技艺娴熟的民主政治家,林肯堪称典范,他“从未试图提出太过超前的建议,他的建议总是只比政治民意主流超前一步而已。然而,他总是居若北斗,领袖群伦迈向大道。”[27]

  

三、自由与联邦

   防止民主蜕变为民粹,保证人民政治品质的端正,是政治家维护共和国灵魂健康的责任,而维护国家的统一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同时看护好共和国的肉体。肉体一旦损毁,健康的灵魂也无处安放,只能成为旷野呼告的游魂。雅法将亚里士多德分析城邦的politeia学说用来比照林肯对民意的引导和对联邦的捍卫,既突出了兼顾民意和联邦的重要性,也在古典意义上揭示出联邦的政治和宪法结构的意义。[28]林肯对联邦统一的捍卫在政治哲学上体现出自由与共和的高度内在一致性,前者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后者对共同体自由的强调在共和国内战到来之际合为一体。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国家必然是权力属于人民的共和国,而共和国则是为公民提供集体安全的最佳(甚至是唯一)政治形式。共和国一旦被摧毁,人们就不再是“人民”,就会变成君主的臣民,或者退回到自己维护自我保存的自然状态中去——在战争的极端情势下,臣民身份意味着奴役,自然状态则意味着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29]无论哪种情况,个人自由都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林肯是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忠实继承者。

   林肯一直在强调联邦统一的重要性。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我坚信,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继续实行我国宪法的全部明文条款,联邦就能永远存在下去,除非采取宪法本身所未规定的某种行动,联邦是不可摧毁的。”他谈论联邦的永久性针对的正是南部分离主义,他马上就接着说道,“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而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州反对联邦当局的暴力行为都可以根据情况看作暴乱或叛国。……联邦是不容分裂的。”[30]而且,需要特别明确的是,对于林肯而言,联邦的存亡优先于奴隶制的存废,在战争中后者完全是围绕前者展开的政治策略。在给霍勒斯•格里利的信中林肯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31]如果联邦崩溃了,废奴也就谈不上了,因为能够推进废奴这一正义事业的最强大的制度性力量已告瓦解。

   在政治和宪法理论中,与林肯的联邦论构成对峙的是州人民主权论,比林肯长一代的政治家以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为代表,和林肯同代的政治家以道格拉斯为代表。卡尔霍恩讲“人民是全部权力的源泉;各州政府以及合众国政府乃由人民创造,并且是为了人民而创造的”没有错,他区分“数量多数”与“复合多数”并认为后者才是真正代表人民也没有错,[32]和林肯的“核心观念”民意论也有相通之处。但他认定“宪法的全部权力和权威都源自各州人民,而各州是单立、独立且主权式的实体”,[33]则既不符合美国的宪政史和宪法精神,也存在着分离主义的现实危害,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重大矛盾和自我瓦解的逻辑。[34]

   首先,人民主权意味着人民享有最高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有权决定一切事情,突破自然法、违背自由平等、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决定,即便是人民也无权做出。而卡尔霍恩的州人民主权恰恰就是要赋予州做出维系和扩张奴隶制以及退出联邦决定的合法权力。林肯断然否认了任何权力做出此类决定的合法性。民主必须是“有限的”,权力无限、可以决定任何事情的民主“一诞生便会死亡”,因为它随时可以推翻自己曾经的任何决定,并随时做出“自杀性”的决定。[35]林肯明确地意识到,绝对的人民主权不仅会从坚持奴役黑人迈向无尽的奴役,而且会取消共和国,因此,它既是自由也是共和的敌人。只有回归“有限多数原则”的人民主权才是可取的。

其次,“关涉大家的事情须得大家同意”,这是民主的传统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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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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