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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民族平等与群体优惠政策

更新时间:2017-02-16 16:23:27
作者: 马戎  
在这一争论中,黑人强调历史上黑人群体所遭受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伤害与歧视,认为“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群体优惠政策有助于实现黑人的“集体权利”,而白人则强调美国宪法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认为这一政策损害了白人公民在现实竞争中应当享有的“个体平等权利”。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很难达成共识。那么,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吗?群体权利的平等与个体权利的平等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吗?在什么条件下,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的“平等”议题会完全重合?

   我们再回到社会学的“族群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真正实现族群平等的前提就是努力达到各族群在社会分层结构方面的同构性,即达到各族群内部的社会分层结构与全国劳动者的社会分层结构基本相同[11]。族群优惠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努力推进社会现实向这一目标前进,而不是“捍卫群体权利”。如果族群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没有朝这个方面有所进步,而是把这些政策转变为某些族群的“特权”,持续增强了这一族群对政府扶助政策的依赖性,甚至降低了该族群年轻一代的学习积极性和事业进取心,那么,这样的优惠政策就在客观上起到了负面的效果,并与当初设计这些优惠政策的初衷完全相背离。所以,衡量族群优惠政策效果的标准,就是考察在该政策实行后的一个时期内,该族群的社会分层结构是否得到明显的改善,该族群年轻一代的学习积极性、进取心和学习成绩是否明显得到提高。而这里作为衡量标准的学习成绩,只能与其他学生同样以考试绝对水准作为指标。群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争,只有在这样的发展目标和衡量体系中才能真正统一起来。

  

十、作为群体权利之一的文化权利

  

   上面提到的群体权利,主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族群在受教育、就业等经济竞争中的群体权利与个人权利。有些学者在提到“群体权利”时,所强调的是文化权利。因为不同族群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习俗,少数群体的这些“文化权利”应当如何得到保障?由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具有不可比性,每种文化都是人类社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因此每个族群特有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各国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责任,这方面的工作应当主要由各国文化部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负责和承担。从少数族群语言文字的传承来看,在该族群聚居区的公立学校应当开设相关语言课程,推行双语教育。在大学和国家下属人文研究部门,应当设立该语言文字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在这里自然不能用经济效益指标来对相关语言专业和研究机构进行评估,而应当视为特定的“文化事业”。通过这些语言学习课程和文化研究机构、项目的设置与运行,少数族群在文化方面的“群体权利”应当能够得到妥善保障。人文学者和议会代表们可以对这些语言专业课程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的建议。另外,各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实际发展情况也并不同步。有的群体发展出完善的语言文字系统,并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传世,而有的族群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写文字,并无文献流传。所以少数族群“文化权利”的保障与传承也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采取相互攀比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

   在保障少数族群语言权利的同时,为了少数族群大多数成员能够顺利进入现代化,在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为了掌握学习和交流所必需的工具性语言,少数族群学生需要在学校中系统学习国家通用语和国际通用语。这与学习传承本族母语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在课程安排中妥善解决。把继承母语与学习国家通用语对立起来,是一种僵化和短视的思维方式,对于改善本族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提升下一代竞争能力十分不利。

   在中国社会的场景中,汉族学生在学校里可以学习外语,而少数族群学生则需要系统学习汉语普通话,同时为了与国际社会交流还需要学习一门外语。这样少数族群学生在学习语言方面要比汉族学生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在中国语言格局中不可避免的语言学习模式。为了承认和尊重少数族群学生掌握母语的文化功能价值,可以在高考等竞争中把少数族群语文单列为一门考试科目,成绩加入总分,而汉族或其他族群学生也允许申请这门考试并同样加入总分。在一些少数族群聚居区(如藏区或南疆),当地汉族学校应当开设当地族群的语言课程,并列入考试科目。这些少数族群聚居区的公务员或公共事业单位招募人员时,应正式把当地族群语文列入考试内容。这样一是可以鼓励汉族学习当地语言,二是保证这些机构的职工可以更好地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这些都是在语言和文化领域进一步促进公平和保障少数族群权利的做法。

  

十一、“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和“团体的多元主义”


   近年来,多元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中是讨论较多的理论框架。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批判了种族歧视和“同化主义”这两种政策思路后,着重从“多元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公民社会在种族/族群关系的指导理论和相关政策方面的设计原则。

   “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社会对于每个个体的族群身份“不进行甚至禁止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认定,以防止将不同种族、宗教、语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体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统一实体,同时它也禁止应用进行任何形式的族群标准,不管应用这种标准是为了任何类型的族群歧视的目的还是为了对少数族群特殊照顾的目的。当然,按照这种结构,这些少数族群中的许多成员,也都会受惠于以解决有关问题为目标的立法,如反贫困法案、住房、教育和福利计划等。这里,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成员,是因为他们个人在社会法案中合适的资格而受益,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背景的作用作为群体而受益。……这样一个社会里平等主义的规范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对个人的评价也是基于评价其表现的普遍标准”[12]。

   另外两位美国学者格莱泽和莫尼汉也指出:(美国)“1964年的《民权法案》是对‘自由主义期望’的具体化。‘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族群血统’等所有这些先赋的范畴都被宣布为非法(outlawed)。这些早期的侵犯性词语不再用于对人进行分类,政府尤其要戒除肤色分别”[13]。

   以上所述的社会结构的“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设计思路完全刻意地忽视族群区别,在资源分配与机会竞争中完全不考虑个体的族群背景,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同时承认个体能力的差别,认为这才真正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平等”理念和“公平”原则。

   另一个政策设计思路是“团体的多元主义”(corporate pluralism)。戈登认为其具有以下特征:“种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实体,在社会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相对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所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12]。

   这一思路与苏联和1949年后我国实行的对待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有相似之处,即都以族群整体为政策对象。戈登所说的“结果的平等”意即对各族群来说,社会分配结果(如各种资源与利益)应当体现出“事实上的平等”。如采取资源或机会按人头平均分配的方法,不考虑个体能力的差异。这类政策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群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比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设计一个考试录取政策(如使用不同试卷,或采用不同的录取标准),努力使各族群上大学者在学龄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同。我国民族地区制定的高考录取政策,即符合这一思路。考虑到一些因历史原因教育较落后族群考生的实际情况,这样的政策可以为这些族群提供更多机会,加快这些族群的教育发展,有利于族群团结和社会整体性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团体的多元主义”政策会使部分利益受损的多数族群成员对竞争规则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十二、群体优惠政策将导致“被歧视群体”反弹:人口代际更替将扭转对优惠政策的民众支持

  

   实行群体优惠政策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通过相关政策帮助弱势群体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公平的竞争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优惠政策只能是在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的暂时性政策,假如长期实行,必然会带来另一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即不享受优惠政策群体的反弹。

   “人口代际更替”是社会学分析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会使新生的第二代对运行的社会政策持有与父辈不同的看法,父辈理解和支持的政策未必会得到第二代的理解和支持。美国社会学家最早使用这一视角分析在外来移民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对迁入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⑤。我们可以将这一视角应用于不同代际民众对族群优惠政策的理解与态度变化。

   如果我们从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观察到几个现象。

   (1)在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白人民众和知识阶层赞成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当年20~50岁的这一代白人民众亲身感受到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歧视与伤害,他们同情黑人群体的遭遇并赞成对黑人实行优惠政策。这是《民权法案》在美国议会获得通过的民意基础。尽管有些学者在群体优惠政策实行初期即指出这是一种“反向歧视”,但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对“民权法案”的运动。

   (2)真正开始对美国“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提出挑战的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例如著名的“巴基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案”(1978年)和“韦伯诉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案”(1979年)等[14]。这些白人个体(学生、工人)实际上是年轻的第二代。此时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十余年,黑人的社会境遇已有相当改善,白人学生与民众对黑人历史遭遇的印象开始淡漠,在入学和就业中因优惠政策导致的“不平等竞争”开始引发白人的反感。他们认为优惠政策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权利,因而通过法律诉讼来追求平等与公正。这样的“反向歧视”诉讼案开始逐年增加并引发白人民众的广泛同情。白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生活成长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制度的年代,开始不接受对黑人的优惠政策,甚至出于对种族优惠政策的反感,反而激发出中下层白人对黑人整体的反感和“新一轮”的种族主义心理⑥。而黑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出生和成长在种族优惠政策和福利政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认为这些优惠是自然而然的天然权利,对主流社会并无感激之情。双方第二代对优惠政策出现了与双方第一代性质完全不同的认知,也必然出现情感上的空前差距和对立情绪。这恐怕是60年代努力争取与支持种族优惠政策的那一代白人和黑人所没有预想到的。

(3)到了90年代,各州白人提出的“反向歧视”诉讼案不断增加并引发社会舆论普遍支持。同时,一些事业成功的黑人也认为这些优惠政策使黑人青年产生某种依赖性,反而不利于黑人青年发奋上进,认为“优惠照顾”政策本身即表示承认黑人属于“低能”,“照顾”的背后仍是歧视,认为只有取消优惠政策,才能真正激发年轻一代黑人青年的奋斗精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美国各州根据本州民众的反弹力度开始逐步削弱优惠政策的力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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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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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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