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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

更新时间:2017-02-16 15:56:02
作者: 郝时远  
以及军阀林立的国家分裂。他一度倡导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以失败告终。

   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所谓“五族共和”是政治妥协的产物。他对国民党这一“根本错误”的反省,虽然包含了“我们国家何止五族呢”的质疑[19],但是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果“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20]。所以应“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为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21]遭逢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几经磨砺的《三民主义》也在“参考之西籍数百种”之后[22],展开了重新出发的民族主义革命动员。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如同美国一样的、将欧洲各种族的人“合一炉而冶之”为“一种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坚民族”[23]。美国即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为核心建立的国家,其独立建国的革命并不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非白人移民。“合一炉而冶之”的“熔炉”,是针对那些来自东欧、南欧的白人移民而言,美国革命的先贤没有试图把黑人等非白人“熔冶”为白人的意图。即便废奴之后,黑人也只能生活在渗透于社会各领域的“平等但隔离”之中,印第安人则置身于隔离同化的“保留地”(Reservation System),白人的“熔炉”之门从未对黑人等有色人种开启,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终结了“熔炉”政策。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持了西方“一族一国”的立场,遵循了美国“合众为一”的“熔炉”理念,“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博聚以成一大民族”[24]。其中“糅合博聚”的思想,大都源自梁启超等人的“大民族主义”,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才能救国图存[25]。“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国家变革“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三者缺一不可[26]。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虽然难以对中国“何止五族”作出类似美国多种族的体貌肤色区分,但却大可作出美国白人包含了多种欧洲移民同化“熔冶”于一炉的比附,即将中国各少数民族视为“汉族的宗族”。事实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有“参考之西籍数百种”的国际视野,也吸收了当时在中国纷然杂呈的民族观、种族观和国家观,所以其内在的逻辑矛盾也比比皆是。不过,“无论其作品何等的含糊不清”,但是“它在中国政治中发挥了持久影响并被采纳为国民党的官方政策”则是事实[27]。

   孙中山以“兴汉”民族主义为“法宝”,以建构类同“美利坚民族”为目标,目的是打造一枚“中华民族”的“硬币”,一个面向是“排满”,一个面向是“兴汉”。推翻了清朝的“异族”统治,象征解决了“驱逐鞑虏”的历史性问题,而主张“汉族自决”和少数民族“同化于我”,却遮蔽了理应属于他“民权”理念中的国内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他认为“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属于“消极的民族主义”,而“同化于我”则是“积极的民族主义”。所以,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虽然浸透着中国“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尔”的观念,但是他对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公而已尔”的理解,却陷入了西洋或东洋种族同一性的狭隘“一族一国”局限,缺失了“公则胡越一家,私则肝胆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的政治胸怀[28]。孙中山没有能够正确阐释“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观,这也是国民党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脱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

  

三、中共阐释的中华民族

  

   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和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辛亥革命所昭示的中国前途并未随之明朗。虽然袁世凯重返“五族共和”,申明中华民国领土和国民包括“蒙、藏、回疆各地方”和“蒙、藏、回疆各民族”,并针对外蒙古地区的变局发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的声明。[29]但是,袁世凯政府不能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共和”,无论构建或模仿何种制度形式,都不可能建立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整合的现代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言:“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30]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及其必然包含的构建“中华民族”这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民族,只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对此,列宁预见性地指出:“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31]

   民族—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32],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殖民扩张构建的世界体系,也“视民族国家为唯一合法的政体”[33]。因此,无论是遭受侵略和殖民奴役的古老国家,还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都必须顺应“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的历史趋势[34]。对中国这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包括了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内源的封建主义双重民族压迫。这两种压迫的实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压迫。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基本原理[35],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被孙中山视为“消极的民族主义”目标——“除去民族间的不平等”[36],恰恰成为中国共产党超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消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革命实践,其核心是实现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熔铸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国家的“一族一国”理念,怎样在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体现?这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还是亦步亦趋于西洋或东洋必须解决的问题。西方的现代民族(nation)观,经历了从城邦、帝国、民族君主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的历史过程。英文的nation一词源于古代具有“异类”含义的拉丁文“natio”(出生、出身),中世纪演化为基督教世界共享的几所大学中的学生团体,13世纪晚期指称“教会共和国”中“意见共同体”的派别,16世纪在英国被用来表达英格兰的全体居民,具有了人民(people)的含义。这一概念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使“第三等级”所代表的“民族取代了国王成为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的焦点”,结果“民族成了国王”[37]195,西方的“一族一国”观念由此形成。而且,西方在殖民侵袭全球的过程中,面对种族纷呈、民族多样的古老社会,进一步强化了其民族“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并在种族优劣的比较效应中遮蔽了其“民族”内部的差异性,诸如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都笼罩在了“日不落帝国”的认同光环之下一样。这就是西方典型的“民族—国家”,不过列宁认为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38],而非必然的规律。

   对步入近代的中国来说,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协议—割地—赔款”侵略模式下,面对着主权沦丧、领土肢解、国家分裂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包括汉族在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实现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族自决”。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只有团结、整合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意志,才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危难。代表和凝聚这一意志的共同体即是中华民族,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阐释解决了中国走民族—国家道路的国民统一问题,即“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9],“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运共同体。[40]中国境内各民族作为“共同祖国的同胞”构成了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共理解的“、一族一国”,即中华民族为“一族”,中国为“一国”。中华民族观的确立,赋予了中共政治纲领的中华民族性,即中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代表民族的”[41]。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对“一族一国”的认识,不仅超越了清末民初以来国内各界的种种论说,而且也超越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成为认同的来源、社会团结的焦点”,实现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对接。中共的国家观,也随之从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转变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即“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42]。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走出了与苏联不同的“立族”和建国道路。在苏联建立的过程中,沙俄帝国没有为布尔什维克留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资源和凝聚力。在分崩离析的沙俄帝国废墟上,列宁只能按照西方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暂时性”特点的狭义“一族一国”模式,在无产阶级政党统一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向集中统一过渡的众多民族—国家的联盟,所以,苏联也未能确立一个国家—民族的称谓。①中共立足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国情,确立的中华民族观和统一的人民国家观,使中共放弃了早期政纲中显现的“苏维埃联邦”国家影像,转向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的道路探索。[43]在这一实践中,中共并没有放弃“民族自决”的政治理念,而是把早期倡导“各民族”的各自“自决”升华为中华民族的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4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步入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之门;中华民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民族,成为跻身于民族—国家时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代表。在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方面,纠结于“一族一国”理念中“一族”的成分单一性,是对现代民族(nation)概念的偏狭、僵化理解。民族—国家的实质是国家的主权独立,所以它的另一种表述是“主权国家”。历史性的中国“五方之民”及其后裔所构成的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意味着国家主权、领土、国民的统一,“多民族”是指构成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个国家—民族的多样性民族成分,其含义是中文话语中“粤有民族”的“民族”,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除了汉人之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他们“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5]。因此,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解,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中国话语的理论阐释,然后再去思考如何与其他国家的国情、概念比较,而非本末倒置的“削足适履”或“张冠李戴”。

  

四、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在当代有关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学理性研究中,新近辞世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新范式——国家—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6],可谓具有经典意义。这一命题不仅在于它摆脱了对构成民族诸多要素的长期争议,而且也在于揭示了当今时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普遍困扰。建设国家—民族,是一个世界各国都未完成但程度有差的实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中华”概念历久弥坚,但是见诸世界他国古代文献的多是“秦”、“唐人”、“契丹”、“鞑靼”、“大清”等,以及近世的“支那”。但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只是清末民初以来民族主义“想象”的现代产物,而是中国历史的独特过程和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特殊经历所成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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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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