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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论梅洛-庞蒂的生命现象学

更新时间:2017-02-16 10:57:14
作者: 高宣扬 (进入专栏)  
其本身又同时地与身体和世界两者具有交叉和相互区别的身份,这就是他后来越来越深入探索的“肉体”。

   换句话说,对梅洛-庞蒂来说,为了进一步排除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的影响。彻底跳出主体哲学的思路,为了更生动地把现象的呈现真正地回复到它的原本状态,在处理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时,必须认真地面对这样的事实:“本质当然是独立存在的。而本质的必然性的范围始终靠一种假定来实现……:如果这个世界必须为我们而存在,或者,如果必须存在一个世界,或者,如果必须存在某个事物,那么,人们就必须观察到这样或那样的结构的规律。但是,我们又根据什么提出这种假设?我们又根据什么知道存在着某个事物?根据什么知道存在着一个世界?所有这些知识都是存在于本质之下;而它就是经验,而本质只是经验的一部分,同时它又不涵盖经验。”(21) 这样一来,我们既存在于世界上,而我们的经验又以它同世界的非一致性及其间隔性而维持其本身的特征。正是靠我们的经验的本质中所包含的间隔性,才使经验有可能成为我们把握生活世界的真正性质的基础。梅洛-庞蒂从这样的灵活视野出发提出了他的“肉体”概念,以便正确理解生命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生命中所隐含的各种难以靠单纯的理性来理解的因素。

   梅洛-庞蒂指出:“如果符合始终只能是部分的符合的话,就不能通过全部的或真正的符合来界定真理……必须使间隔也向事物本身开放,必须使间隔纳入到对于事物的定义中,因为没有这种间隔,对事物和过去的经验就会成为零。”(22)

   梅洛-庞蒂的“肉体”概念,就是在这种创造性的视野中被纳入生命现象学之中。肉体概念正是包含了清晰性和模糊性,也包含了间隔性和趋近性,因而也更准确地描述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

   生命本身,作为一种生生不息而又不断自我创造的有机运作过程,本来就包含许多难以单靠理性和逻辑来把握的复杂事物。在梅洛-庞蒂之前的柏格森和冈基耶姆(Georges Canguilhem, 1904-1995)以及其他许多法国哲学家,都已经在他们的生命现象学研究中发现了生命现象多样性和异质性,并一再地重申生命现象中可能存在的神秘性以及彻底跳出理性主义的必要性。

   梅洛-庞蒂试图通过其肉体概念中所包含的精确性和模糊性、间距性和趋近性以及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双重特征,表达不同于身体的肉体的生存在世的双重结构,即通过肉体,梅洛-庞蒂试图一方面揭示存在于世界、但又与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的主体的生存意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主体是在可感知的距离内与其对象保持其在世界中的特殊位置。

   所以,对梅洛-庞蒂来说,肉体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它是“主体和客体的形成地域”,通过它才能正确理解感知者和被感知之间的互通性的经验,即他所说的那种“双重交错”,才能正确描述“世界”与“我”的交叉性,以便彻底排除各种把“世界”和“我”孤立起来、并使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获得至高优先地位的形而上学做法。

   此外,通过肉体,梅洛-庞蒂还揭示了存在者的单义性和多义性、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双重结构及性质,也揭示了身体与世界的交错复杂关系及其多种潜在可能性。

   梅洛-庞蒂对生命的独特研究,当然不能穷尽生命的奥秘,而他的各种新观点。也只能表明他试图超出传统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理论探索的创造精神。

   四、在“生活世界”中探索生命的源初现象

   以身体生存现象学为基础而重建“生活世界”概念,就是把生活世界当成双重结构:它既是我们的身体生存经验的基础和条件,又是经验的产物;生活世界既是被建构的,又是建构性的;它既包围着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生存维度,同时又是被我们的身体所渗透融入的可能的世界。把握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及其对我们的生存的真正意义,就是哲学的基本任务。所以,梅洛-庞蒂认真地说:真正的哲学就是“学会重新观看世界”(raprendre à voir le monde)(23)。

   梅洛-庞蒂认为,以往传统哲学所建构的各种范畴,诸如主体、客体和真理等,都不是现实的世界本身,距离显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现象,不但很遥远,而且甚至是扭曲的。那些哲学范畴和概念,只是哲学家创造的意识产物,并不是现象本身。他把传统范畴和概念称为“哲学家的语言创造物”,建议我们自己学会自然地观看世界。

   要学会自己观看世界,就必须直接地在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中以平常心观看实际显现的一切。这也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所主张的“回到事物自身”的原则的真正含义。

   其实,贯彻胡塞尔的“回到事物自身”的原则,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要直接面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无需故弄玄虚;另一方面,观察者又要充分意识到来自外在对象和观察者自身内在意识的两种可能的“假相”,这些假相是客观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世界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假相,在客观世界来说,指的是实际事物的真面目的“被遮蔽”,而来自我们意识内部的假相,指的是我们的经验和传统知识中所包含的各种错误的偏见、结论和生活习惯等。为此,胡塞尔主张对观察中所看到的现象进行必要的“悬挂”和“还原”,接着进行反思,使意识中纯粹的直觉意向性直接地导向现象本身。梅洛-庞蒂则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首先让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生活世界中,重视在生活世界现场中直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现象,把它们当成我们观察世界的起点,并依据最源初的感知所得到的材料,对现象进行分析。当然,在这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反思自身是否真正地遵循“回到事物自身”的原则,即必须尽可能排除从实际感知以外的印象对自己现象观察活动的干扰,反思以往经验及知识从意识内部对我们的可能误导,以便使自己的观察真正做到自然纯朴而无误。

   正因为这样,当代法国研究梅洛-庞蒂的专家之一、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巴尔巴拉斯(Renaud Barbaras)对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的卓越贡献给予充分肯定,称之完成了“经验的转向”(le tournant de l’expérience)(24),从而也实现了对传统本体论的真正颠覆(25)。

   对梅洛-庞蒂来说,主体如果要使超越的世界呈现出来,就必须使主体自身首先超越到世界中去;而梅洛-庞蒂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朝向世界超越的这一步却已经是在世界中的一步”。所以,在世界中的存在,既是主体的建构性的存在,又是主体的被建构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既是其他存在在世界中的呈现的条件,他又必须与其他存在一起在世界中存在、并构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呈现着的存在,人的存在,是在其自身的呈现中存在;同时,它又在世界的呈现中存在,是在与世界其他存在的存在呈现中存在。

   主体向世界的存在与世界朝向主体的存在是双向同时进行的。这样一来,呈现就是一种呈现者呈现的事件,它是在呈现过程中实现的;呈现就是具有双重构成性意义的呈现者的呈现。梅洛-庞蒂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通过“双重交错”和“肉体”的概念来把握人在生活世界的呈现的交错复杂结构。

   五、对语言和主体间性的现象学研究

   梅洛-庞蒂从一开始研究生命现象学和探索生活世界概念的时候,就很重视生命和生活的意义问题,而关于意义的探讨势必导致对语言和主体间性的研究。

   在《感知现象学》中,当他还没有彻底摆脱胡塞尔的意识理论的影响时,他仍然强调感知现象的意识反思性及其对把握生存意义的重要性。他当时指出:“感性资料和感知的各个层次,都将作为理智的同一个内核的显现而被把握。”(26) 同样地,《行为举止的结构》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27) 梅洛-庞蒂认为,正是为了排除传统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对我们来说,关键的问题就是理解意识与自然以及内在与外在的关系。”(28)

   显然,对梅洛-庞蒂来说,生存过程中的身体对于其生活世界的渗透以及由此使身体内在于世界本身,一方面使身体产生表达和表现意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生存的主体性的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29) 身体的表达和表现能力使异化于世界中的主体,有可能实现超越身体的有机层面的文化创造活动,并由此显现出语言在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

   因此,梅洛-庞蒂集中探讨了语言在思想与意义的生产、再生产及其对生命的开发和更新的决定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庞蒂始终把语言的研究同生命现象学的探索联系在一起,使他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语言的获得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应用的心理学基础,深入探讨从儿童到成年的语言能力的成长过程及其与身体的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具体考察语言能力的病理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复杂关系,尤其深入研究语言能力和表达与艺术创作的特殊关系。

   在梅洛-庞蒂看来,生命的展开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不只是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而且还势必表现出各种“病态”或“不正常”状态,也同时以各种特殊的创造性的超越形态,表现在艺术创作活动中。

   人的文化与艺术创作,借助于生活世界中的语言和主体间性的交错网络,又在人们使用语言的同时,促使人反过来“交错嵌入”生活世界,而凸显了人的非主体性。对于渗透在生活世界中的人来说,不可能在生活世界之外,即不可能在主体间性之外,拥有独立的具有实体性质的主体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把人放置在历史的网络中,强调人只能在由主体间性和语言文化网络所组成的历史过程中,才充分显示他们的生活意义和发挥他们的创造作用。

   六、对艺术的生命现象学研究

   显然,梅洛-庞蒂对生命现象学的研究,势必带动他更集中地深入研究艺术现象学,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不是别的,恰恰是“生命自身的自我展现”。这就是说,研究生命势必导致对艺术的现象学研究,势必要在艺术中深入探索生命本身的自我展现和自我生产以及自我超越的“源初状态”。

   梅洛-庞蒂在他那本专门论述绘画创作中的视觉与思想的关系的著作《眼睛与精神》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艺术,尤其是绘画,是从最源初和自然荒芜的意义地面中吸取养料,……艺术和绘画甚至就是这样天真行事的唯一门类。……唯有画家有权把视线转向事物而丝毫不承担作出估价的义务。在画家面前,认识和行动的召唤似乎失去功效。即使是那些激烈攻击绘画‘倒退’和‘颓废’的制度,实际上也很少毁坏艺术品。他们只是把画隐藏起来,不让它们公开显示,而这样做,其实,简直就等于是对绘画的承认。因此,人们很少谴责画家的逃避和退却。大家并不责难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隐居在埃斯达克,却仍然以崇敬的心情引用他的名言‘生活是令人畏惧的’;就好像尼采,他说过‘哲学不会教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伟人’,但他去世后,却很少有大学生贸然放弃哲学。在画家的事业中,似乎有一种超越其他紧迫性之上的紧迫。画家,不管他是强者还是弱者,通过他对世界的反复构思,使他无可怀疑地成为至高无上。画家身无别的绝技,只有眼和手的技巧,让他拼命去看、去画,使他能够顽强地从载满历史荣辱的世界中提取图画。尽管这些画丝毫无损于人类的愤怒和希望,甚至也不至于引起人们的窃窃私语。那么,画家已经拥有或正在寻求的这种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梵高(Vincent Van Goch, 1853-1890)通过绘画试图‘走得更远些’的那个维度,究竟又是什么呢?其实,那就是绘画的根本,甚至可能就是文化的根本吧。”(30)

梅洛-庞蒂,作为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通过他对于现象学和艺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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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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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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