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更新时间:2006-07-16 21:51:07
作者: 公丕祥  

  

  【内容提要】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交往,法律的发展也不例外。本文以19世纪前的中外历 史为背景,阐述中国法律文化的自主成长过程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作为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这从19世纪前欧洲学者对中 国法律文化的浓厚研究兴趣中可略见一斑。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律交往

  

  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西方法律文化在中国的广泛 传布和影响。如果说早期帝国时期,中国也曾受到外域文化的影响,其结果大体上是外域文化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中国的本土制度依然故我,那么,到了19世纪情况则大不相同了。随着海上贸易征服,东渐而来的西方法律文化,却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即使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文化所同化,那么至少也可以说,相因数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及观念,将要在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受到根本震撼,并且其中有的部分还要崩解。这乃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客观历史事实。因此,研究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过程及其实质,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西方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及其特点,对于揭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规律,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在西方法律文化汹涌东来之前中国法律文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一、中国法律文化的自主成长

  

  1792年,英国派遣一个由马戛尔尼率领的特使团,来到中国与乾隆帝协商订立一个商 务协定。而乾隆则回书英王乔治三世,称:“……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 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纵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 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即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失恭顺, 以保尔邦共享太平之福……”。(注:引自[美]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下),李 一平等译,周宁审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6—897页。)这番言论固然反 映了天朝大国骄横傲慢、唯我独尊的情状,但却表明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 交往中的自主性与独立地位。同样地,在法律生活领域,古代中国的法律世界自成一体 ,自然生成,自主发展。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产生出它们所特有的法 律文明。中华法律文化发端于具有发展原始农业良好条件的黄河流域,在漫长的历史行 程中形成了具有浓郁的农业文明色彩的文化机制。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民族心理和经验。中国文明体系中 的每一种因素,都或远或近、或深或浅地铸造着民族的法律文化,从而使中国法律文化 独具个性,独具风格,与世界其他文化圈中的法律学说及规范制度明显区别了出来。中 国法律文明的历史起源,这是一个富有魅力而又颇为困惑的课题。时下,学术界传播一 种“中国文明起源境内多元论”的见解。(注:张光直称之为中国境内文明的“互相作用圈”(或称“互动圈”)。参见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邱群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308页。亦请参见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431页;[意]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史前史》,刘儒庭、王天清等译,胡振宇审校,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6—100页;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2—127页,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中国法律文明的起源,不啻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启示。中国法律文明是在中国土壤上生成和发展起来并且循循相因、一脉相承的。但是,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中国法律文明的源头却是多元化的。人们时常提及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即便是在黄河流域,不同地带的文明特征又是有所不同的。这里既有以蓝田猿人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区,又有以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下游文化区。除了黄河流域文化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长江流域文化、珠江流域文化等等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而在 长江流域文化带、珠江流域文化带内,在不同的地域又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注:参见李绍连:《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线索及其启示》,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1期。)因之,中国远古不同的文化区域带,呈现出各具色彩的文明曙光,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生成、演化和成长具有显著的影响。当然,在中国文明及法律文明的历史起源过程中,并不绝然排除外来的影响,因为中国文明与法律文明的产生不是自我封闭、与外界完全是隔绝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相互交往的过程。但是,考古学的大量资料文献充分证明,中国文明与法律文明的起源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固有的轨迹,中国文明与法律文明是自主性地独立地产生与发展起来的,而决不是外来的冲击或外力的推动。(注:夏鼐指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参见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100页。苏秉琦也强调,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而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0—177页。)随着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成长,中国法律文明历史运动的内容变得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显示其固有特色,进而逐渐融合于一个本土化的民族的法律体系之中。

  中国法律的自主性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 它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乃是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运动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趋势。中国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前后相因,皆有所损益,遂而蔚成传统。因此,与世界上的其他法律文化圈相比较,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刑事法的发达。中国古代的刑事法制内容宏丰,体系完整。从刑法的表现形式看,不同历史时期的刑法有着不同的渊源或形式。比如,夏商周时代的刑法渊源主要是国王的命令(如诰、训、命、誓等),符合奴隶主贵族统治需要的某些习惯,西周时期礼和刑又成了重要表现形式。秦汉以后,封建皇朝的刑法表现形式更是花样繁多,变化不定。从秦王朝的制、诏、律、令、成例和“法律答问”,两汉时期的律、令、科、比,到唐王朝的律、令、格、式(宋因袭唐),明代的律、大诰、事例和会典,清王朝的律、例、会典以及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单行条例。显然,历代王朝的刑法表现形式大体上一脉相承,但又时有损益,以满足各个王朝社会统治之需要。从刑事立法来看,尽管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历代立法活动,并未明确标明是刑事立法,但其内容却是以刑事关系为主导线索,因而可视为刑事立法活动。从上古时代的《尚书》、春秋时代的“刑书”和“刑鼎”、李悝的《法经》、汉初的《约法三章》与《九章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律》、《泰始律》、《梁律》、《北齐律》、到《开皇律》、《唐律》 (包括《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大周刑统》、《宋刑统》、《大元通制》与《至元新格》、《大明律》、《大清律例》,等等,刑事立法脉络,清晰可见,源远流长。从刑法解释制度来看,打开中国刑法的宏大历史卷宗,不难看出,几乎每一个统治王朝都有自己特定的刑法解释体系,而且解释方式也各具色彩。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一是立法解释,通常以大量文例的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司法解释,诸如云梦出土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三是类推解释,历代封建王朝在断狱中所通行的各种比附即是(如汉代的“决事比”,等等);四是当然解释,譬如《唐律》,断罪无正条规定,出人罪者,举重以明轻,入人罪者,举轻以明重。上述数种解释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此外,关于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制度,关于罪名体系的制度,关于刑名体系的制度,关于刑罚适用的制度,等等。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国刑事法律文化的发达,反映了古代中国刑事立法技术的不断进步,进而表明中华法系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在逻辑和独立的发展轨迹。

  在古代中国法律的自主发展进程中,也曾多次出现外域文化进入传播的情况,但所有这些都并未能改变中国法律的发展路径与成长方向,这里兹举印度佛教之传入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这二事略加述说。早在西汉时期,华夏本土就与外域文化形成了密切的交通交流关系。西汉末年,东汉之初,南亚的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注:《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但是,汉魏之际,佛教并未在中国盛行,且官方亦禁止汉人出家信佛。(注:《高僧传》:“石虎时,著作郎王度,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400页。)然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日渐兴盛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也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出现北魏世祖太武帝因信道教兼恶佛徒不法而诛戮佛徒的事件。(注: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477页。)即便如此,到了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大兴于中国。佛教经籍的系统化整理,佛教寺庙的大规模兴建,佛教宗派的分殊林立,高僧佛徒的经教授业,佛教在中国的流传确乎呈现出极盛的态势。(注:法国著名的东方学者格鲁赛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写道:“与印度 诸王互换政治使节,中国求法人如玄奘和义净到恒河流域圣地的旅行,和他们归来时传播的对此行的记述,使中国精神更进一步熟悉梵文文化。因此唐代乃是中国历史上卓著的佛教时代”。参见[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下册),常任侠、袁音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12页。)正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努力(早在南朝的梁代就已开始),佛教东渡扶桑,传至日本。(注:参见[美]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下),第970页;[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下册),第603—604页。)然而,虽然佛教文化在古代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扬,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佛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关系较先前更为复杂。中国的固有法律势必要做出相应的反应。统治者试图运用法律机制调控与佛教活动有关的行为与关系。诸如,确定僧徒的法律地位,惩治“私入道”的行为,惩罚盗毁佛教神像的犯罪行为,打击诬告僧徒的行为,规范僧徒的伦常行为,惩办僧徒的各种犯罪行为,等等。(注:参见王立民:《中国古代刑法与佛道教——以唐宋明清律典为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而信奉佛教者,亦努力化解儒家文化与佛家文化之间的冲突,申言佛教与礼制相间无妨,以便证明佛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信条并无相悖。(注:《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篇》(慧远):“凡在出家,皆肠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肠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者,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如今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 ,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因之,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自主演进过程中,佛教文化的传入,实乃一个历史的“播曲”,并未打断中国法律自主发展的进程。(注:格鲁塞说:“早在唐代中叶,佛教的因素即已被同化,中国才智之士的内在演进又重新继续其合理的旅程。当佛教加在这一具有极古老的文学和艺术传统的民族上时,它证明仅是一种丰富及鼓舞的因素——一种插曲。”参见[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下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32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