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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更新时间:2017-02-13 15:22:56
作者: 姜涛  
量刑结果自然也有差异,并且侵害对象的数量(比如亩数)对其量刑结果亦有影响,《唐律》对此有明确体现。比如,《户婚》第165条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苗子归官、主。”从本条规定的量刑事实来看,不仅从犯罪对象上区分为“公私田”和“荒田”,而且从行为手段上区分为“窃”和“强”,可见,它在量刑事实确定上采用的是典型的定性技术。但以什么方法进行量刑,则又有定量要求,并且不同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如为“盗耕种公私田”,其定量要求是“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如系“荒田”,这种定量要求则变更为“一亩以下笞二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如果为“强取”,那么定量要求又有差异,即“一亩以下笞四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两年。”再比如《户婚》第167条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本罪量刑即首先从定性角度区别为“私田”和“园圃”两种情形,然后,从定量角度把“侵夺私田”之量刑的操作方法规定为“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把“侵夺园圃”之量刑的操作方法规定为“一亩以下杖七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以区别对待。

   3.定性+时间长短

   作为体现犯罪危害量大小的因素之一,犯罪行为持续的时间不仅影响着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而且往往影响着审判官最终的量刑结果,因而《唐律》中不少犯罪都把时间长短这一定量要素作为审判官量刑的法定标准,如果没有达到法定的时间要求,则审判官不能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或提高某种犯罪的法定刑。

   《唐律》对这种时间长短的设置各有不同。时间最短的是一日,比如,《捕亡》第460条规定:“诸宿卫人在直而亡者,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即从驾行而亡者,加一等。”本条在对量刑事实从定性角度区分为“宿卫人在直而亡”与“从驾行而亡”的前提下,又对每种量刑事实附加了定量要求:前者为“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者为“一日徒半年,二日加一等”。再比如,《斗讼》第360条规定:“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本条首先从定性上把量刑事实区分为“当告而不告”“主司不即言上”和“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三种情形。与之对应,不同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分别为“一日杖六十”“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一日徒一年”。

   时间最长的是百日,比如《职制》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授讫未上,亦同。余条取受及相犯,准此。)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余条强者准此。)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日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本罪的量刑事实被区别出“贷所监临财物者”“强者”“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等,其中,对于“贷所监临财物者”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百日”,而对于“断契有数,违负不还”的最低要求是“五十日”。

   4.定性+数额大小

   对于窃盗、受贿等财产犯罪而言,犯罪数额不仅体现着犯罪的危害程度,而且对审判官的量刑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数额大小不同,量刑结果自然就有差异,因此,这类犯罪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主要是以表示财产数额大小的“匹”“尺”等来架设。比如,《贼盗》第282条规定:“诸窃盗,不得财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本罪不但从定性上对量刑事实区别为“不得财”和“得财”两种情形,并且对“得财”这一量刑事实规定了“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这一定量要求。再比如,《户婚》第140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本罪首先从定性上对量刑事实区别为“受所监临财物者”“与者”“乞取者”和“强乞取者”四种,然后,又对每一量刑事实都附加了定量要求。以“受所监临财物者”为例,它的定量要求是“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这种量刑事实及其最终量刑结果的计算依据,十分明确。

   5.定性+比例大小

   地方官所管辖区内或户主田地有荒芜,就以所荒芜田亩占全部田亩总数的比例多少,作为审判官量刑的指南,比如,《户婚》第170条规定:“诸部内田畴荒芜者,以十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结合本条疏议的解释,本罪的量刑事实有三种情形,且每种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1)若部内总计,准口受田,十分之中,一分荒芜者,笞三十。(2)假若管田百顷,十顷荒芜,笞三十。“一分加一等”,谓十顷加一等,九十顷荒芜者,罪止徒一年。(3)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计户内所受之田,假有受田五十亩,十亩荒芜,户主笞三十,故云“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即二十亩笞四十,三十亩笞五十,四十亩杖六十,五十亩杖七十。其受田多者,各准此法为罪。把定量要求精确到比例,这是《唐律》立法技术的一大创新。

   6.定性+事的数量

   按唐代《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其中每一项内容即称为一“事”。官吏不尽职守或违法犯罪行为的结果,都计“事”的多少为刑罚轻重选择的重要依据。比如,《户婚》第171条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一事,谓失一事于一人。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州、县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各罪止徒一年,故者各加二等。”本条除了从定性上规定“里正”“县令”“州长”等量刑事实外,每一量刑事实都有定量的设置,即里正“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这就把里正、县令、州长各自的量刑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极为精确。

   此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所运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以疏议补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情况。比如,《职制》第126条规定:“诸驿使受书,不依题署,误诣他所者,随所稽留以行书稽程论减二等。若由题署者误,坐其题署者。”本条疏议曰:“文书行下,各有所诣,应封题署者,具注所诣州府。使人乃不依题署,误诣他所,因此稽程者,随所稽留,准上条行书稽留之程减二等,谓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有军务要速者,加三等。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若由题署者误’,谓元题署者错误,即罪其题署之人,驿使不坐。”本条律文并没有在量刑制度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但却以疏议明确了“违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若有军务要速者,加三等。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这在《唐律》中并不少见。

   其二,《唐律》使用了比较先进的折抵技术,即不同的定量要素之间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算,并以这种折算的数量,来计算最终的量刑结果。比如,《擅兴》第235条规定:“诸在军所及在镇戍,私放征、防人还者,各以征、镇人逃亡罪论;即私放辄离军、镇者,各减二等。若放人多者,一人准一日;放日多者,一日准一人。(谓放三人各五日,放五人各三日,累成十五日之类。并经宿乃坐。)临军征讨而放者,斩。被放者,各减一等。”本条疏议曰:“依《捕亡律》:‘从军征讨而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若放十五人,一日亦合绞。其放镇戍人而还,一人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三十一日流三千里。若放三十一人,一日亦流三千里。”这就基本上明确了“日”与“人”这两种定量要素之间的等量折算,可谓技高一筹。

   其三,与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相比,量刑制度中的立法技术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它不仅涉及每一量刑事实对应的最低数量要求,而且随着这种数量的递增,其对量刑结果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因而隐含着诸多递增公式。比如,《杂律》第464条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边要之官,加一等。”尽管本条对“在官无故亡”这一量刑事实的最低定量要求是“一日”,但是随着日期的递增,本罪的量刑结果也由最初的“笞五十”,而向“笞六十”“笞七十”……“杖一百”等增加。如此严谨、高超的量刑立法技术,旨在为审判官在量刑幅度内依律量刑提供一个可以计算最终量刑结果的“程式”。

  

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

   (一)形式多样:全方位架设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这需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予以保障。毕竟,立法技术并非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它是确立罪刑关系的必要手段。为此,近代“罪刑阶梯论”的提出者,贝卡里亚在论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强调应当运用几何学原理研究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⑥。国内学者也曾经用坐标图的形式描述过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罚的调控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⑦,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如前所述,《唐律》已经以形式多样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详尽规定了时间、数量、人口数、土地面积等数量要求,全方位架设起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以多样化、具体化、生活化、精确化的计量单位,对表征犯罪危害量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等作类型化的或等级式的数量解析,与刑罚种类和幅度之间形成对应。这种数量单位主要有“匹”“尺”“日”“宿”“匹”“头”“里”“斤”“事”“条”等。比如,《斗讼》第359条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这里的计算单位是“条”,而且以“条的数量”(危害量)增加为依据,“杖”(刑量)随之增加。不同数量要求及其等级,反映了犯罪不同的社会危害量,审判官以此为计算方式来确定刑量递增的幅度与种类,可见,《唐律》对部分犯罪的规定无论苛厉抑或宽宥,其立法技术都不只把评价的落脚点放在行为性质上,而是综合判断行为性质、财物犯罪的数量、货物的斤数、被侵害土地的面积、遗漏登记的人数等反映危害程度的要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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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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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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