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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赟:被误读的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理解范式诸因素及其内部联系

更新时间:2017-02-11 21:40:43
作者: 王赟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纯粹的偶然行为或行动。那么寻求现象背后的情势因果性,区分偶然行动与社会行动,对社会行动及其背后的意图和价值加以把握等才是社会学家的任务。

   (三)作为科学方法的理解

   对于韦伯来说,社会学和史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独特地位,而这是由这两类科学中“意图”的不同特点所带来的。社会学和史学都是关于人之经验的科学,它们因此试图研究意图的真实性,而“所有教义性的(dogmatic)⑤科学,如法律、逻辑学、伦理学或美学都试图发掘研究对象之意图的正义性或有效性”(Weber,1971:28-29)。社会学和史学因此既区别于自然科学,也区别于研究社会效用或社会正义的科学。如史学一样,社会学不是关于“好”或“公平”的科学,而是关于“真实”或“符合现实”的科学。事实上,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只存在于因果性的不同层次上,我们当然可以在社会学中采用自然科学的具体方法工具来服务于这个独特的因果性。在此观点上,韦伯与杜尔凯姆有某些相似性,而与狄尔泰或齐美尔存有明显不同。韦伯所倡导的理解因此不是镶嵌在认识中的一种自生能力,而是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另外,就方法论层面而言,狄尔泰和齐美尔认为社会科学内的“理解”处于自然科学的“解释”方式的对立位置。但韦伯并不认同这个区别:“理解”只是文化科学内部一个特别领域所采用的特别方式——一种“解释”的理解。它只限于科学过程中,由学者当作工具使用。而在实践过程中,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位。

   因此,韦伯宣称一种“方法论的理解”。理解或阐释本身并不能用来从本体上区别科学的门类。自然科学的解释也是一种理解;或者毋宁说,正相反,社会科学中的理解通向了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所能达到的必要的“客观性”。齐美尔将“阐释”首先理解为个人心理层面的主观解读,韦伯并不同意此观点。后者拒绝在研究中带入理解的主观色彩,转而强调“客观”理解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即真实性。韦伯强调研究者所采取的理性和移情(empathy)手段。这些方式可以超越具体的文化或经验,从而达到普遍的知识和价值,而在其中蕴含着社会学所可能具有的“客观性”。独特的个体经验因此转化为普遍有效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在其中分享相同的科学构建。通过移情或理性,我们可以在文化的内部构建中理解诸如理由、动机甚至整个外部世界,而无须,也不可能真正重复其整个构建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韦伯的名言:“并不需要变成恺撒来理解恺撒”(Weber,1971:29)。

   阐释与理解因此也没有不可调和的区别,而只是理解的不同研究阶段。阐释指向对行动者的理由、目的、价值等所采取的解释方式。而理解试图在此之后寻找给定情境中的行为所给出的理性化活动结果,并将情境、价值、信仰等因素及其形成条件反馈给认识体系。理解和阐释因此是双生的;同样,无论是阐释还是理解在韦伯思想中都不是纯粹主观性的认识过程。

   阐释的“客观性”由两个方式保证:理性方式和移情方式。韦伯认为,阐释致力于事实。而事实既可包含(逻辑或数学的)理性,也可以包含作为感性或审美—感受性的自然。理性指向智识的领会,移情指向感受关系的再体验。理解和阐释因此不单存在于社会学,而是对包含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门类都有效。我们所接受的自然科学范畴的理性意义也因此不被完全排除在社会学之外,相反它有助于社会学自身的建构。社会学也面向所有科学方法开放,只要这些方法可以被用于通过对物理/心理进行归因,以此来解释现象或活动。

   总体上讲,这三个核心因素构成了理解范式的独特体系,并且相互间具有直接的逻辑联系。首先,理解范式确定非整体论意义的“社会”范畴。这就是说,以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就是对社会人的行动及现象的研究。这既非建立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抽象个体范畴上;也非建立在整体论社会学的“集中社会”(société totalitaire[法])范畴上。同时,作为范畴,社会并非简单的场所或对象,而是社会学研究的内在“存在”。因此,社会学既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寻找规律,也非形而上地探讨抽象的人性或社会法则,而是要结合具体现象及其时空情境做出可信(plausible)阐释。而这种“可信”,既非或然(possible),也非数理意义上的可能(probable)。理解范式内在地扮演其认识基础的角色。

  

三、理解范式的方法论:理性化过程与理想型

  

   (一)方法论理解与理性化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表述并不说明韦伯将社会学的理性研究和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之间画了等号。后者通常只是在给出一种科学结论之后就宣称达到了绝对的理性和真实。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直接发端于笛卡尔哲学思想。情绪、情感等因素因其多变和无法验证被认为处于理性的对立层面。其结果则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因对感性的排斥而无法用来理解人的多样化活动。韦伯一直明确反对将此种理性观念简单复制成社会学可接受的理性。他认为,人并非单纯的理性计算动物,而是情感、情绪、虔诚、计算等因素的综合体。因此,他也更倾向使用更为广义的“理性化过程”一词来取代“理性”一词。这种理性化过程并不将理性建立在对感性的排斥之上,而是更为强调灵活而多方面地、智识地理解生活的多样性。⑥“理性化过程”对机械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因此并不教条地排斥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理性的科学方法。同时,它是一种方法论手段,而“理解”又使它与纯粹的“感性”相区别。按照韦伯所说,“不能将之(理性化过程)解释为对人类生活之理性的基于情感而产生的某种支配的虔信”(Weber,1971:52)。

   不管是物质范畴还是精神范畴,所有研究对象或研究行为都与理性化过程有关:要么是其方式要么是其目的。此外,当然存在纯粹的偶然,这类对象因不能与理性化过程相联系而直接被社会学研究所排斥。理性化过程因此同时就是研究过程。换句话说,社会学研究正是致力于在被观察到的现象和被普遍认为有效的针对所观察之物的原因之间理性化地建立内部联系。这种理性化过程既有可能借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如数学或统计——来建立,又有可能通过移情的方式来完成,而后者是面对人和人的精神现象时采取的独特方式。

   理解过程包含若干层次。首先,理解可以是简单和“现时”的,比如对某数学公式的理解。这类理解面向数学化和逻辑化所呈现之物,而并不阐释公式背后隐含的信息,因此并不涉及价值或文化意图。但此外,还存在另一种致力于对意图和价值的理解。“在一个商业计算上,在一个科学证明中,在一个技术计算或其他类型的行为上,当一个人说出或写出2×2=4时,我们‘理解’,因为在表述和问题之间,我们在这个语境中把握整体语境所带来的可理解的意图和动机,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一种意图的联系,这个联系是可理解的(通过动机的理性理解)。”(Weber,1971:54)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并不满足于对给出公式的简单理解,而要把握其背后的意图和意义。这种意图和意义可以提供动机、原因或用来解释事实的价值,以达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这类理解因此也区别于“现时”或“立即”,而指向“解释”意义的层面。在社会学领域里,解释性的理解比简单的现时理解更为亟需。同样,如果我们认为现时理解处于一个较低层次,那么社会学中“科学的”理解必须与解释层面相对应,以区别于先科学层面的认识。

   (二)作为理解方式的理想型

   社会学因此致力于捕捉目的意图。虽然目的意图总是主观性的,对其进行的理解却可以将其转化为“客观的”理由。韦伯对“目的”一词的使用十分小心,并补充道,此处所说的“意图”比通常意义的“意图”一词范围更广,它不但包括理性和有意为之的活动中的情况,同时也包括由感性指导的活动中的情况。

   由于社会活动不可复制,因此,在这个领域里确立自然法则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明显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合适的方法是构建一种“理想型”。韦伯因此套用康德的语言风格,将其称为“纯粹类型”。

   构建理想型就是社会学中因果研究的过程。理想型首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并不与具体现实一一对应,而是与认识——人对现实所作的萃取——紧密相关。在此意义上,理想型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具体事实。同样,理想型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涵盖所有的具体现象,否则它与自然科学中的法则就没有区别。它只是一种对指导行动之意图进行把握的有效手段,此手段可以将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相联系,并最终完成社会学的理解过程。

   社会学因此就是对类型的研究。具体说,一边是对经验的具体观察,另一边是对由这些观察产生的,可借以在智识层面或感性层面进行把握的关于类型的认识。社会学试图通过具体研究而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类型的合理性必须对应于观察。由于理想型给社会学提供的不是一个法则而是一个原因,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范畴;它所坚持的就是现实本身而非现实背后的秩序或法则。那么,理想型作为智识化过程工具包含了如下特性:一方面,它不能预先给定一个活动,而只能就社会中真实发生的活动开展理解;另一方面,它并不对所有情境有效。它的有效性由每一个现象的内外部因素之和所限定。换句话说,理想型只在致力于理解时有效。

   理想型的建构与历史不无关系。韦伯在1906年发表的《致力于文化科学逻辑学的批判研究》(Etudes Critiques pour Servir à la Logique des Sciences de la Culture)(Weber,1965)中批判了梅耶(Meyer)的史学方法论,并支持将社会学和史学理解为相互联系的两个学科。对他来说,史学和社会学都是对现象的因果性开展研究的科学。因此,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史学都不能停留在“发生了什么”的层次,而是还要追求“为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关于史学,韦伯明确反对传统观点,即认为史学是一个限于忠实记述史实和记录历史性的“发生了什么”的学科。社会学和史学分享同样的内容和特质。同样,社会学内部也包含一种历史的意义。

   虽然作为事实的历史同时对独特性和群体性有重要意义,韦伯并没有将史学置于相较其他文化科学更高的地位。社会学作为对群体性类型进行研究的科学区别于传统的史学,后者是针对历史中之个人的独特性的科学。那么,如果社会学被看作是关于人的群体性意图和文化的科学,史学则是用来解释历史的和独特的行为的科学。而在后者中,文化、行动或情势环境都服务于历史的和个人的建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史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在于旨趣的两个不同的方向,而并不在于认识论与方法论之上。

韦伯对于社会学和史学的兴趣与其文化科学概念紧密相关。他对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划分也因此同时服务于社会学的历史意义和史学的理解意义。一个行为“历史”地发生,传统意义的历史研究并不能对这个活动加以解释,社会学因此成为必要手段。同样,历史对社会学也有帮助。韦伯因此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一旦社会学(或史学)为了研究人和人的活动而建立其适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否社会学(或史学)各自独立地保持学科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既然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从本体上分享具体素材,那么社会学与文化或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分享同样的认识。韦伯因此认为:史学与社会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都没有区别。而理想型作为理解方法的产物也必须被纳入所有的文化科学门类。理想型的概念通过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被确立为面向整个文化科学体系;而文化科学本身也就是基于理想型的类型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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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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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 201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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