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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明:传统制度文化、当代法治精神与治理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7-02-11 21:03:25
作者: 肖金明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与王蒙前辈同坛论道。今天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法治文明,涉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文明与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当代法治文明的关系,这些都是当前国家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我想就今天的论坛主题,从传统制度文化、当代法治精神与治理现代化关系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政治和法制文化,不同领域学者的态度会有差别。文化学者在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会特别强调文化传承,包括传统文化对治国理政的意义;而法律学者在认同中华法系及其历史意义的同时,更加强调的是对传统政治和法制文化的批判。王蒙前辈在后边的演讲中会保持文化人的格调,我的演讲大体上以后一种态度为基准。

  

   前不久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新编中小学教材审议活动,对面向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编写的两本《法治专册》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其中有两条意见我认为很重要,第一条意见是针对教材中出现的多处“严峻的法律”“法律是严厉的”等类似措辞和表述,认为教材应当在中小学生面前给出法律一个完整的面孔。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法律制度和思想也源远流长,但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法律刑民不分、以刑为主,一谈中国封建法律就联想到惩罚和酷刑,这种严刑峻法的面孔现在仍然陈留在不少人对法律的认识里,法律给人的印象就是以制裁、惩罚呈现的严峻、冷酷的面容。记得2012年修改老年法的时候,曾有针对“常回家看看”入法的争论,不少人也是从惩罚、制裁的角度理解法律和提出疑问,其中最多和最大的疑问就是,如果做不到“常回家看看”,该怎么惩治处罚?这两件事情让我深感在社会上的不少人那里,法律还没有一张完整的面孔,没有意识到法律不仅具有对违法和犯罪行为的制裁和惩治功能,实际上法律还有甚至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价值、公共道德、公民权益、公益秩序的倡导、激励、保护等作用。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存在于中小学校园里的凌虐行为给予广泛关注,很多人主张要通过立法和执法进行制止和打击,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严厉制裁,甚至以美国加州对中国在美留学生的凌虐行为的法律行动为例。对校园凌虐零容忍和严厉打击当然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法律行动的全部,我们可能更需要通过立法加强引导和教育、督促和指导,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政府的意愿和力量,对校园暴力实施预防式治理,预防、教育、惩治三元并用可能更有利于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和安全。今天在场的各位分属不同的年龄段,但都能够体会到快速老龄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诸多难题,我们面临着人口和家庭结构极度不合理的态势,立法倡导尊老敬老养老的社会风气,保护老年人的权益是必需的选择。立法促进社会慈善和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保护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权益已经成为当前立法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之一。像这类法律,它们更多地体现了人性温情和人间温暖、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第二条意见是针对课本中出现的法律知识、事例和案例难以贴近中小学生日常生活、法律孤立于其他规范等现象,认为有必要在写给中小学生的法治教材中,将日常生活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和一些相关的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协调起来,将培育中小学生规则意识、守法观念作为中小学生法治教育的基础,将规则意识和守法观念融入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从学好、用好、尊重、遵守身边的规范,尤其要学好、用好、尊重、遵守学校的制度规范做起,为法治教育奠定一个基础。这里就需要区分法与法律这两个概念。什么是法?撇开纯粹法理学,以法律社会学角度看,法不同于法律,实际上法的概念比法律的概念要大得多,我们也可以将法作为法律的上位概念,法的概念之下是法律,与国家制定的法律并行的,还有社会规章、党内法规等法的形式。在茫茫的“法”海里,法律不过是一些岛屿而已。换一个说法,仅有法律无法撑起中国法治的蓝天。就今天的论坛主题而言,我们可以说,法治的效应是广泛的,它不仅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应当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换言之,法治不仅对国家治理有重大意义,对社会治理也有重大意义。社会公共生活同样存在对制度规范的需要,对法治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已经成为实施依法治国的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个新的战略选择中有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一是依法执政,二是法治社会。执政党依规治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全社会依法治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既要靠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又要靠党内法规制度和社会规章制度。党规国法是一个并联词组,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后半部分,而对它的前半部分相对陌生,即使对党员干部来说也大致如此。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两学一做”活动不断深入,人们对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越来越有印象,把党内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纳入党内法规铺设的轨道,依规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保障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这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法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这个概念包含的意思很多,其中核心内容是强调社会组织化,建立以社会组织章程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体系,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将自身治理奠定在规章制度基础上,规范社会组织权力和保障社会组织成员的权利,这同样需要贯彻法治原理。从全民守法的角度来说,基础是规则意识,党内的守规习惯、社会组织内的守范倾向,都是守法的基本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守法应当从党内守规、社会守范做起。

   这样说的话,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意义了。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4年,我们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怎么来理解这一转变?主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从由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构成的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法治体系包括了国家法律体系,形成了从观念到制度到实践的系统,包括法治理论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等,法治不仅要支配法律制度的构建,还要驾驭法律制度运作的过程;另一个关键点是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从国家法律体系扩展到更大的法的体系,这是立足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与法治的关系而言的,法治不仅支配国家法律制度,还要驾驭党内法规制度和社会规章制度。也就是说,法治体系以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为主体,还包括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际上还包括社会规章制度体系。由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社会规章制度体系三大制度板块构成的法制度体系,铺就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三条战线,在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法治,努力建设一个讲规矩的执政党、一个讲规范的国家政权、一个讲规则的社会,目标是推进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将法与法律区分开来,强调法律之外的其他法规范的意义,尤其要发挥它们在治理现代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与大家交流的第一点心得,在三条战线上全面推进法治,关系着党和国家以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下面与大家交流的第二点心得,也是要从区分两个概念说起,就是将法治与法制区别开来,进一步强调法治的两层意义,一是良法善治,二是依法治国,其中良法善治具有基础意义,而依法治国具有关键意义。

   尽管儒学思想、儒家传统、儒教制度最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社会,享有最高地位,但对治国理政发挥作用它不是唯一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也有类似于商鞅变法的变法运动,管仲、李悝、韩非等都是重要的法制理论家和实践家,还有从最早的成文法《法经》到最后的一部《大清律》等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这些人物以及它们的主张及其转化的制度和实践,构成了封建君主治国理政的一个侧面,对封建官吏甚至皇帝都有约束作用。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讲,封建法律制度主要是维护皇家统治,是官府衙门维护王朝统治和实施社会管理的主要工具。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古代也有法制,法制就是指法律制度,整个封建社会的法制甚至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有人也将其归纳为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其实中华法系博大但未必精深,法制不同于法治的关键就在这里。法治当然也要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但它的意义更在于突出法律制度的价值和原则,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性的制度价值和权力制约、保障权利、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现代法治原则。中国历史上的法制维护封建专制,权力本位观念支配一切,不可能有这样的价值追求。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制度并没有体现这样的精神,像十几年前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刚废除不久的劳动教养制度等一样,它们在涉及公权力与私权利边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界线、社会组织权力与社会成员权利关系上,甚至远离了法治价值和原则。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拥有法制,但还没有拥抱法治。我们在不断努力地接近、亲近法治,但总体上还是与法治若即若离。

   我们将法制与法治区分开来,并且强调了法治的根本所在,那么如何来进一步理解法治?我想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强调,一是良法善治。通过良法走向善治,这需要制定良好的法律,并获得全社会一体遵守,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良法加守法等于法治,这是一个来自古希腊思想家的法治公式,已经成为关于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共识。制定良好的法律是我们的目标,全社会一体守法也是我们的目标,法治就是要促使这两个目标达成一致。良法的标准是反映规律、体现民意,符合宪法精神,符合社会的普遍道德,体现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诉求,贯彻公认的法律平等、权力制约、保障权利等法治原则。如果我们身边的法律制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瑕疵,比如,存在歧视性规定,容忍刑讯逼供、钓鱼执法和选择性执法,为警察留有过度的裁量空间,散落着大量无视甚至贬低人格尊严的条款,等等,上述现象越普遍,我们距离法治就越遥远。

   二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实施这一方略带来了十几年的政治红利,法治也在党的十八大上获得了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地位。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期,人们已经或者说正在形成关于依法治国的共识,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官员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治国、依法治权、依法治官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控制和规范公共权力,保护和实现公民和社会权益,这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所在。显然,依法治国不同于以法治国,以法治国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法家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也长期支配着我们的政治思维和社会意识,目前在党政官员中仍有很大市场,就是将法律制度自觉不自觉地视为和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这种思想观念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所以我认为已经进行到第七轮的五年普法宣传规划及其组织实施应当加强两个侧重,一是侧重于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让全民学法尊法用法守法,目的是让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权益走法律途径;另一个就是侧重于在党政官员中灌输法治观念,使领导干部知法懂法尊法畏法,尤其要灌输权力监督制约的观念,排除权力本位和人治观念。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系列与法治关联的新词,比如,拆迁法治、城管法治、信访法治、反腐法治等,哪里有利益冲突、哪里有官民矛盾、哪里有官员腐败,哪里就需要法治。说的在彻底一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需要强调法治。

  

政府总理有三句话,其中前两句是“法不禁止即可为”“法不授权不可为”,引导着政府“放管服”改革,向市场放权,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作用;北京雷洋案还没有最终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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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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