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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技术中的权益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之后续发展研究

更新时间:2017-02-10 20:30:01
作者: 江晓原 (进入专栏)  
是另一位以克隆猴而闻名的俄勒冈州比弗顿国立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沙乌科莱特·米塔利波夫博士。与世界一流的克隆专家联手撰写有关论文似乎成了夏腾教授的特色,尽管2005年,他以揭发人的身份,义正词严地举报了黄禹锡博士的学术伦理瑕疵,一度引起世人的关注,但同时也招来了一身的臊臭。这一次,针对5月27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佐佐木(Erika Sasaki)博士的研究团队,成功利用普通狨猴,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批可以复制人类疾病,并且会发出绿色狨猴皮肤荧光的转基因灵长类动物(9)。夏腾以 “一个毋庸置疑的里程碑”加以评论。事实上,转基因技术的长期危机与伦理危机一直困扰当今社会(10)。

      1971年和1975年,夏腾教授分别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动物学学士学位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以后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和德国癌症研究中心作了多年的博士后研究。1999年起,他开始在《科学》与《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成为以生物医学基础研究为业的千百位美国大学科研人员之一,2004年以前的夏腾并无特别建树,谈不上举世瞩目的贡献。2003年,作为灵长类克隆研究人士的夏腾甚至归纳说:“以目前的技术方法,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利用核移植(NT,nuclear)获得胚胎干细胞也许比较困难,生殖性克隆也难以实现。”这是他经过716个猴卵实验,未获得单克隆细胞之后发表的言论。

     2004年起,夏腾教授作为黄禹锡团队的主要研究人员,在《科学》与《自然》等重要杂志上刊登系列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克隆、纯化、分离和培育的文章,从而吸引学术圈的关注。夏腾教授如此评价黄禹锡团队的工作:这是一件“比研制出疫苗和抗生素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工业革命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是一场革命,如今在韩国首都汉城也许已经发生了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生命科学革命”。显然,处于欧美科学共同体中心的夏腾教授,此时已经比任何局外人都认可与了解这项工作的生物学专业意义,甚至可以说,具有战略眼光的夏腾教授已经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韩国团队的工作在科学发展历史上的永恒意义。

      令人吃惊的是,2005年11月12日,夏腾突然指控黄禹锡在获取干细胞方面存在伦理学问题。11月21日,黄禹锡的合作者,生殖学专家卢圣一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他提取并交给黄禹锡作研究之用的卵子是付费获取的。11月24日,黄禹锡因其主导的科研团队使用本队女研究员的卵细胞从事研究,并发生了与细胞获得有关的费用,黯然宣布辞去首尔大学的一切公职。

     当黄禹锡的论文受到公开质疑后,夏腾立即远离了黄禹锡。在吸引全球眼光的黄禹锡事件中,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夏腾,却从各路媒体中隐身,不再发表任何话语。原因之一是,当初,得知《科学》编辑部退还黄禹锡2004年的投稿后,正是夏腾自告奋勇,主动投奔黄禹锡主导的庞大科研团队,利用其置身欧美学术共同体中央的有利角色,出面为该论文在《科学》的发表进行游说,同时,夏腾与黄禹锡达成合作协议,开始筹划另一篇投寄2005年《科学》的论文写作。  

  

     事实上,此时的夏腾还有更大的麻烦。因卷入黄禹锡事件,他正处于匹兹堡大学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的“研究不端行为”听证过程中。以卢森博格(Jerome Rosenberg)博士为委员会主席的听证报告指出,夏腾与黄禹锡的合作缘于2003年12月,在首尔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后,夏腾“辛苦地为这篇论文在《科学》杂志的发表进行游说,他并不真正知道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委员会认为,夏腾的不端行为在于他在根本没有实施任何实验的情况下,将自己列为这篇论文的高级作者,但又“逃避”了验证数据的责任,“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促进了伪造实验结果在《科学》杂志上的发表”。报告指出,夏腾还提名黄禹锡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此同时,夏腾接受了黄禹锡4万美元酬劳费,并要求黄禹锡再给他2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而且希望这笔经费每年都能更新。夏腾承认,自己负责了2005年《科学》论文的大部分写作,但三周后,他却告诉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自己没有为这篇论文写任何东西。可见其已前言不搭后语。

  

     鉴于夏腾是在黄禹锡获取干细胞的途径方面首先发难,引发伦理学争议的。一般理解是,夏腾应是一位坚守传统西方伦理道德标准的忠实实践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按西方伦理标准设立的科学道德规范中,夏腾在涉及卵子,金钱和人类生命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在实际操作中是有选择性的,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性。

     2009年4月4日,《匹兹堡观察》披露,当年1月公布的专利申请中,刊登了夏腾与另两位匹兹堡大学同仁一起提交的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其中的许多细节,与他曾经的合作伙伴黄禹锡的技术如出一辙,为此,他收受黄禹锡资助的旧事又被重提,但匹兹堡大学与夏腾均保持沉默。可见,一场有关人体干细胞克隆技术的商业专利之争,刚刚拉开帷幕。

   掮客是商业发展中被认可的脚色。当今时代,科学和技术,已经与资本和利益捆绑在一起,学术掮客就必然成为科学共同体无法回避的现象之一。

  

   3、唐纳德·肯尼迪(D. Kennedy)

      在2005年的黄禹锡事件中,《科学》杂志被推向了浪尖。时至今日,如果在《科学》杂志的官方网站查阅黄禹锡的那两篇论文,刺眼的红字依然如故——“该文章已被撤销”。

     2006年1月12日,美国《科学》杂志在首尔大学调查结果宣布当天,立即跟进撤稿。此时,离首尔大学介入调查(2005年12月18日)仅24天。时任《科学》主编唐纳德·肯尼迪的声明反复强调,稿件撤除的最终依据,是基于首尔大学的调查报告。编辑部对论文数据概不负责,编辑部谨对《科学》的审稿人员和信任该杂志的其他独立研究人员企图重复该试验所花费的财力精力表示歉意。当然,他也披露,在黄禹锡涉及卵子伦理的2004年论文中,总共15名作者中有7人表示异议;2005年论文的全体作者同意了编辑部的撤稿决定(11)。肯尼迪只字未提发稿过程中,夏腾对《科学》的游说,以及《科学》的反应。直到“游说门”事件被披露后,他仍然冠冕堂皇地表示,夏腾为黄禹锡2004年论文的游说并没有违规,但这种行为已接近底线。夏腾的游说对发表论文的决定没有影响,因为《科学》杂志曾经要求过黄禹锡对论文作重新投稿处理。而同样掌握科学话语权的《美国医学联合会期刊》的执行编辑瑞尼(Drummond Rennie)说,夏腾的游说行为和署名行为“是教科书上讲的典型例子,即将论文贡献与责任和义务分开”。

      将学术争论视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必需途径,不屈服于一边倒的舆论影响,曾是《科学》等名牌杂志坚守的做派,他们对待争议论文和撤稿措施,一贯相当慎重,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就要算基于肿瘤病毒研究,获1975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之一的“巴尔的摩事件”。1986年4月,时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巴尔的摩教授,与麻省理工大学(MIT)的合作者嘉莉(T. I. Kari)教授,在《细胞》杂志发表了一篇有关重组基因小鼠内源性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变化的论文,文章数据完整,程序清晰,结论合理。一个月后,嘉莉的实验室同事、博士后研究员欧图勒(M. O'Toole)在仔细阅读原始实验记录后发现,论文中的关键数据无法在原始材料中找到,于是,她向有关方面对嘉莉教授提出实验与论文造假的指控。但MIT认为,此事仅属记录有误,不算造假。欧图勒不服,继续向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控告,《科学》、《自然》、《细胞》等权威杂志都拒绝刊登她的批评文章,巴尔的摩教授也拒绝声明撤回该论文。1988年,官司打到了国会。巴尔的摩教授在一份公开信中全力担保嘉莉教授的人品与工作,并反击NIH调查小组的行为是恶意干涉科学研究。直到1991年,另一个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独立调查结果表明:实验的日期与嘉莉教授的记录不一致。至此,巴尔的摩教授才承认自己为嘉莉教授的辩护有误,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撤回论文;嘉莉教授则被裁定10年内不得获取联邦研究经费资助。1996年,NIH的另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再次推翻了对嘉莉的全部19项指控,嘉莉教授重新获聘任教,巴尔的摩教授随后出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历时10年的科学声誉维权道路算是告一段落。

     把巴尔的摩的陈年往事翻出来,并不是去评判这位出色生物学家的是非短长。以今日相比当初,以24天对10年,《科学》在黄禹锡事件中的双重标准和处理手法很不寻常,与巴尔的摩事件形成了显著对照。时至今日,面对全球一流学者与杂志对黄禹锡贡献的逐步认识与肯定,对于这相煎何急的24天,主持《科学》的肯尼迪又该作何感想?

  

   4、韩国政府

     2009年4月底,面对愈演愈烈的干细胞领域的商业竞争,韩国卫生福利部直属的健康产业政策局主任金刚理(Kim Gang-lip)宣布,全国生物伦理委员会即日起有条件接受查氏医学中心(Cha Medical Centre)从事人类成体干细胞克隆的研究工作,该治疗性研究工作将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进行,项目主持人由曾作为黄禹锡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的李柄千博士担任。至此,三年前由于黄禹锡突发事件被韩国政府迅速采取灭火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人体干细胞研究禁令最终松动。

     研究工作将直接从黄禹锡中断的“体细胞核酸转移融合法”开始,考虑到愈来愈多的数据显示,该项工作的潜力与意义重大,而韩国在此邻域的研究已经停顿了三年,从国际领先的地位,落到如今必须从头来过的尴尬境地。

     李柄千博士披露,他们的团队拥有200余位技术精英,政府每年拨款1500万美元资助,人体干细胞克隆的治疗性研究肯定会获得突破性进展。相比较上一次举全国之力,将黄禹锡奉为民族英雄的全国战略,这一次,政府的起步相对低调,但政府背景的全力背书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国家干细胞产业的战略层面,韩国目前面临了国内与国际的两大挑战,一方面,美国,日本,英国和中国的研究团队,分别在人体干细胞领域开展白热化程度的竞争。另一方面,至今被韩国政府吊销人体干细胞研究资格的黄禹锡,已经另辟动物克隆商业竞争战场,背靠韩国政府的李柄千团队声称,掌握狗克隆技术的首尔大学日前已向总部设在首尔的RNL Bio生物技术公司颁发了克隆许可,由李柄千亲自负责克隆狗项目。克隆狗服务的价格高达3-5万美元/条,一旦成功投放市场,将给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丰厚回报。由此,黄与李分别领衔的、目前世界上仅有的成功克隆出狗的这两个团队之间的竞争随之升级,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专利权争夺战。

  对于韩国政府而言,近年来实施的干细胞全攻略的教训是惨烈的。这是一场基于西方学术、伦理、文化标准的高科技竞赛。黄禹锡被韩国民众捧上神坛,又从神坛上跌落,从“国宝”变为“国耻”的这一过程,与韩国政府和民众寄予这位“克隆之父”过多过高的期盼密不可分。韩国民众执迷于韩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的急切企盼之中,并将希望寄托于黄禹锡身上。韩国政府也头脑发热,授予黄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迫不及待地将黄的“丰功伟绩”写入了韩国历史教科书。黄禹锡事件曝光后,韩国各界开始进行痛苦的、然而却是冷静的反思,领悟到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来自于“在真相和国家利益中,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错误思想。黄禹锡所描绘的干细胞研究造福人类的美好前景,恰恰契合了韩国经历金融危机后,迫切寻求经济动力的心理需求。在这种心理的推动下,很多人甚至在黄禹锡“反道德”获取卵子一事被披露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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