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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栋:古罗马的海事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更新时间:2017-02-09 00:36:45
作者: 徐国栋  
船舶经营人可留置被救的货物达到这一目的。[23]这样,被弃货物的损失得到了分摊,货主承受的风险由此减少,构成某种保险,其中,货主们相互以自己货物的价值担保他人货物的安全。可以说,各货主彼此结成了一个保险合伙。但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存在预先支付的保费,也不存在独立于货运合同当事人的保险人。在客货混装的情形,乘客是否要分摊海损?这要看乘客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奴隶有价值,其主人要分摊损失。自由人不受估价,所以,应不分摊损失。但他们带的珠宝和衣服被拯救了的,这部分价值要参与分摊。而路上带的消费品,如食物,不参与分摊。[24]

   (二)海事借贷(Foenus nauticum)

   这是一种特殊的借贷合同,特殊性之一在于借款人是航运企业,借款的目的在于维持航行或从海外进货。特殊性之二在于借款人的还款义务取决于航运顺利,如果船或商品未达目的地,则还款义务解销,这样,海事活动的风险落在了出借人头上。当然,利益与风险成正比。如果航运成功,则借款会以高息返还。[25]那么,高息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可以是12%的法律允许最高息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26]这样的合同把保险和借贷捏在了一起。借款人航运成功后付出的高额利息算是保费。借款人在航运失败情况下损失的贷款算是保险赔偿金。

   (三)人身险

   以上讲到了海难财产保险,未讲海难人身保险。实际上,没有资料提到罗马法中有专门的海难人身险,但有一般的人身险。乌尔比安在其《萨宾评注》第50卷中说:如果某人订立这样的要式口约“你允诺在我死后对我女儿为给付吗”或“你允诺在我女儿死后对我为给付吗”,有效。[27]这两个口约至少可以被解释为人身意外险。按第一个合同,如果投保人“我”发生包括海难在内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你”要偿付受益人“我女儿”赔偿金。按第二个合同,如果被保险人“我女儿”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你”要向投保人兼受益人“我”偿付赔偿金。

   (四)穷人团

   罗马还有葬礼合作社(collegium funeraticium)和穷人团(collegium tenuiorum)起到类似的保险作用。罗马共和时期存在的各种行会都有为成员提供葬礼的功能,所以都可以把它们叫做葬礼合作社,但到了帝政时期的奥古斯都时代才出现穷人团。顾名思义,这是穷人的组合,“穷人”包括门客、解放自由人、奴隶等,他们组团有双重目的。其一,祭拜共同的保护神;其二,为死去的成员提供体面的葬礼。成员按月缴纳会费,形成一笔共有基金。“团”在其成员之一去世时,提供其遗嘱继承人葬礼费用或自行安排葬礼。如果成员死在离其城市20罗马里以外的地方,“团”会派出3名委员到场安排葬礼或报销已支出的葬礼费用。但自杀者不享有上述权利。[28]匈牙利学者A. Váradi把葬礼合作社和穷人团解释成罗马的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29]按这一制度,海难中的死者如果参加了穷人团,尽管不能获得全额的人身赔偿,但至少可以获得葬礼费用的赔偿,这也可称为死亡保险了。

   (五)国家承担损失

   罗马公法对海上风险的应对是国家承担损失。对此有两个文献证据。容分述之。

   根据李维在其《罗马史》第23卷第49章第二节中的记载,有19个成员的三个公司与元老院订立军运合同,条件有两个。其一,豁免他们的兵役,因为他们已在为国服务;其二,他们承运的货物如果因为敌人的攻击或风暴灭失,损失由国家承担。元老院按他们的条件订立了运送合同。[30]

   苏维托尼乌斯在其《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记载:由于数年的收成不好,罗马缺粮,饥民们把克劳丢斯皇帝堵在集议场责骂他,用面包块扔他,他好不容易才逃脱。从此,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增加对罗马城的供应,哪怕在冬季,其中包括赔偿运输商由于海上风暴承受的损失。[31]

   显然,在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海运上,国家才承担海运风险,但这不是保险,而是承保。尽管如此,这样的安排与射幸性的保险相关,故一并论述。

  

三、罗马法中的海上保险合同

  

   以上所言者都为化解海上风险的机制,它们都不具有投保人支付小额保费,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赔偿的现代保险特征,那么,罗马法是否有符合现代保险特征的合同呢?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个论据是乌尔比安在其《告示评注》第2卷中的一个法言:“你允诺保全1万吗”这样的要式口约,有效(D.45, 1, 67pr).。这里的口约提出人担心自己的一笔财产处在风险中,故请求一个第三人承担此等风险。如果第三人允诺承担,就构成一个地道的保险合同[32],尽管乌尔比安的文本并未告诉我们这个第三人可得到多少保费。第二个论据是《学说汇纂》中记载的两个具有保险合同意味的要式口约。其一是D.12, 6, 60pr.(保罗:《问题集》第3卷)把“如果船从亚细亚到达或不到达”作为债务人履行的条件的规定,其二是D.44, 7, 44, 2(保罗:《裁判官告示评注》)第74卷把“如果船不从亚细亚到达”作为给付100个币的条件的规定。[33]第一个合同中的条件有船到与船不到两种可能,不到的情形就是发生保险事故了,此时的保险人作为债务人承担赔偿义务。在到的情形,保险人也要偿付保费。所以,全面来看,第一个合同是两全保险合同。在第二个合同中,投保人与保险人就船是否从亚细亚到达进行射幸,结果船未到,投保人射幸成功,保险人乖乖交100个币的赔偿金。

   这个条件中的“亚细亚”指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地方,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以色列濒临地中海的领土,假定这个条件意指的船到达地是罗马,那么,从亚细亚到罗马的距离几何?为方便计,我选处在亚细亚的耶路撒冷为起算点,从它到罗马的空中直线距离是2302.78公里,1242.98海里。[34]在海上走,由于不可能走直线,路程要长得多,风险要大得多。幸好圣保罗走过一次并留下了详细记载,我们得以了解“如果船从亚细亚到达”之条件的含义。在这次受审旅行中,圣保罗乘坐的船多次遭遇风暴,不得不两次弃货,一次抛弃船具,一次搁浅、一次船尾被冲坏。情境之危难,以至于水手要弃船逃走,乘客畏惧得吃不下饭,需要圣保罗劝他们吃。乘员在马耳他上岸是游水上去的。千难万险,船才从亚细亚到达。可以说,“如果船从亚细亚到达”的条件非常难以实现。这样的艰难就落在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合同的保险人身上,船没有从亚细亚到达,他要赔偿,赔第一个投保人的金额不明,赔第二个投保人的金额是100个币。

   或问,罗马与海外行省的航线众多,例如,盖尤斯在其《论口头之债》第2卷(D.45, 1, 141, 7)中也谈到了“如果船从阿非利加到达,你允诺给我蒂丘斯否”这样的条件,[35]但在50卷的《学说汇纂》中仅此一次而已,而“如果船从亚细亚(或不)到达”这样的条件在《学说汇纂》中出现了18次[36],数字的对比反映出亚细亚航线比阿非利加航线给罗马法学家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为何亚细亚航线成为他们老生常谈的话题?此乃因为这条航线的贸易更频繁。亚细亚出产纺织品和奢侈品,且气候适宜,交通方便,由此成为罗马的重要贸易对象。[37]罗马与亚细亚的贸易如此之多,以至于罗马于62年颁布《亚细亚关税法》(Lex Portus Asiae)规定亚细亚行省的税项和征收。对紫螺的税率是5%。[38]紫螺是紫色燃料的来源,每只紫螺只能提供一滴紫色颜料的液体,当紫螺死去时必须马上割开提取,因为这些紫色颜料储藏在一条细小的血管中,红螺死后不久这个紫色液体就会变干。[39]由于获取如此难,故其价格昂贵。而罗马人对这种染料的需求较大,高级长官的袍服都以这种染料染。紫螺染成的紫绒,在优士丁尼时代仅可由皇帝使用。[40]非独此也,亚细亚行省的首府以弗所在罗马法学家手里也成为遥远的旅行地的代名词。“你答应在以弗所给付否”这样的要式口约订立后,如果债权人要求在罗马履行,构成在地点上的夸大债权(I.4, 6, 33c)。[41]

   但也有人质疑上述理论。例如,对于“你允诺保全1万吗”这个要式口约,当代意大利法学家Marco Rossetti就援引中世纪法学家阿库修斯(约1182-1263年)对这一法言的评注,认为该法言说的是委任第三人照管1万[42],与保险无关。古雅斯(Jaques Cujas, 1522-1590年)则认为这个口约是保佐人做出的,他应官厅的要求担保他的被保佐人的1万财产将完整无损。[43]波捷(Robert Joseph Pothier, 1699-1772年)持同样的见解,不过还提出了监护人作为这种口约的主体的可能。[44]

   所以,罗马法中有海事保险合同还不是全体接受的观点,通说仍然是海事保险合同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海上共和国,例如热那亚。[45]

  

四、结论

  

   罗马作为后来居上的海事国家,有一整套应对海上货运和客运风险的法律机制。这一机制分为公法的和私法的,前者是国家承保为国运货的私人承担的海上风险,后者是私人通过支付保费让保险人承担海上风险,它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个方面。财产保险的手段有罗得弃货规则、海事借贷、海上保险合同三者,前二者是保险关系与运送关系、借贷关系的混合,后者则是单纯的保险关系。人身保险无专门针对海事风险的,穷人团作为普遍的葬礼费用的保险机制可运用于海难中的人身损失。因此,说罗马法原始文献对海上保险保持沉默[46]是说不过去的,尽管罗马人的海事保险与其现代的对应物还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说罗马人已有了风险意识以及通过一定的法律机制分散此等风险的意识,则是安全的。

   对罗马的海上保险存在的确认会促进对罗马一般的保险制度的存在的确认[47],进而促进对罗马法中有商法的确认,因为保险法是商法的重要内容,这有利于打破商法中世纪商人法起源说。[48]由于保险属于第三产业,对罗马法中的保险制度的确认,又将促进对罗马法中第三产业法的存在的确认。

  

  

   【注释】 *徐国栋,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1]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58、375-376页。

   [2]Voir M. R. Cagnt, Etude Historique sur les Impots Indicrets chez les Romain Jusqu’aux Invasion des Barbares, 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882, p.6.

   [3]Cfr. Benito Mussolini, “Roma Antica sul Mare”, http://www.romaeterna.org/altri/mussolini.html, accessed Mar.2, 2016.

[4]Cfr. Benito Mussolini, “Roma Antica sul Mare”, http://www.(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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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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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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