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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顾宪成与晚明东林党之形成

更新时间:2017-02-06 18:45:45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即使有对于君、亲、兄弟、妻子不能说的事,但是对朋友可以说。即使有对于君、亲、兄弟、妻子不能论的事,但是对朋友可以论。因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关系,就不能完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君臣之相与也,以敬胜。父子、夫妇、兄弟之相与也,以爱胜。胜则偏,偏则弊,亦必以朋友之道,为之调燮乎其间,乃克有济。”

  

   思想家孟子有过善士要友善士的片段论述,并且强调的重点在与古人交友。孟子曾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简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31]

  

   顾宪成在《丽泽衍》中对之曾重点转移并进一步发挥,成了主要是当代天下士人之间的相互砥砺结交与弘扬正气:“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其悅当何如哉。”

  

   顾宪成这里的“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我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向往,在当时的东林党人身上确有体现。就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讲的:“顾泾阳(与高攀龙等)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闻之恶之,庙堂之上行一正事、发一正论,俱目之为东林党人。”[32]

  

   顾宪成的朴素政党理论一方面强调友与群的极端重要性,就像后来某团体的强调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一样,但其主张又不是如我们前面所提及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乙型政党,只许自己独占政权而不许别人染指。比如,当他一位在政府任要职的友人去信商讨要剪除“异类”时,顾宪成的回信是“在急于主张独是,不必急于抉摘众非;在急于联属同心,不必急于剪除异类。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与我无所致其毒。”[33]

  

   另外在此顺便提及,顾宪成的政治体制思想除了上述的朴素政党理论之外,还有中央政权的权力分离与相互制衡,以及放开言路等主张。

  

   顾宪成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万历二十一年其任吏部验封司郎中时,吏部尚书在缺,新任左侍郎赵用贤署吏部事,首辅王锡爵属推罗万化出任。罗当时是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顾宪成不同意。他认为,“内阁者,翰林之结局,冢宰者各衙门之结局。今天下势折而入内阁矣,况可并冢宰据之乎。”[34] 便与选郎刘四科一同找赵用贤去理论。赵被说服后去找王。最后,王锡爵因为讲不出反驳顾宪成的更多道理来,吏部尚书人选只好改变,任用了余姚人陈有年。

  

   关于言路问题,顾宪成的《“万历疏钞”序》中如下的话非常有名:“国家之患,莫大于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禄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则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报,则壅在上。壅在下则上孤,壅在上则下孤,之二者,皆大乱之道也。”

  

   顾此言甚是。一个言路不通、没有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国度,不是真正的文明富强之国,极易倾覆。

  

   余论

  

   对于顾宪成,以及其所创东林党的评价,除了政敌阉党与个别别有用心者之外,明末以来一直较高。对之进行回顾,有利于加深对我们上述史实的理解。

  

   《明史.顾宪成传》中,著者以赞赏的笔触写道:“宪成资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同属于官方性质的清《四库全书.泾皋藏稿》提要中写道:“明末东林声气倾动,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击,置君国而争门户,驯至于宗社沦胥犹蔓延诟争而未已。春秋责备贤者,推原祸本,不能不遗憾于清流宪成其始事者也……惟宪成持身端洁,立朝大节多有可观,且恬于名利,论说亦颇醇正,未尝挟私见以乱是非,究不愧于儒者。”

  

   清初陈鼎在《东林列传》自序中写道:“前朝梁溪(无锡)诸君子讲学东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从之,皆尚气节、重名义。及国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职,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艺、妇人女子,皆知捐躯效节,杀身成仁。讲学之功效,在五十余年之后亡国有光,于明为烈。”

  

   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吴应箕(字次尾、号楼山)为东林人勇于社会担当,敢于前仆后继,勇于为正义现身的无畏精神所感动,在生前草就的《东林本末》中写道:“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于是,东林之名最著而受祸为独深;要亦何负于人国哉!”;[35]“天启乙丙之间一阉作孽,不过刀锯余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污行,事至不忍言,而累累相接,騈首就诛,卒以其死力捍之,使圣贤读书之种不绝,而为留未竟之绪,以待今日圣明再驭者。此谁为之?则东林之流风余韵,犹能系人宗社如此也。谁为党人不可为哉?”[36]

  

   本文前揭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明时期(下)》中,则说“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曲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任户部主事时)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吴应箕以上讲“谁为党人不可为哉?”很明显,其与顾宪成一样,也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社会作用。由此,笔者想到了前些年同是复旦大学教授的樊树志与李庆的关于东林党与非党的论战。

  

   当时,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先生曾连续发表文章阐发自己的东林非党论。[37] 而先是在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后来又到日本金泽大学任教的李庆则在商榷文章中发挥其搞古文献出身的特长,用大量东林人他们当时就在书信、谈话或文集中自称党人的事实,对樊的东林党诬称说进行了反驳。李庆并且在举出了他们有联络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指出,东林即党,东林人是处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政党。[38]

  

   就像笔者以前在《李三才与万历皇帝爪牙的博弈及其意义——由李三才诗碑等泰山题刻说开去》一文中所指出过的,本人赞同李庆教授的东林人是政党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东林党作为政党与相近历史时期的英国政党辉格党等相近似,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组织活动;为了争取执政权而集体努力;争取执政权时不是诉诸暴力,而是诉诸舆论和争取多数人,已经是具有近代性的比较成熟的政党了。”[39]

  

   另外,由吴应箕的以上“谁为党人不可为哉?”之语,笔者还想到了谭嗣同、蒋梦麟的与我们本文前述钱钟书的文艺认识有普适性相近的如下普适性论述。

  

   谭嗣同在给人的书信中讲:“何为大义?明乎学术、治术之当然,合乎地球万国之公理,可永远行之而无弊”;“何为公理,放之东海而准,放之西海而准,放之南海而准,放之北海而准。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犹万国公法,不知创于何人,而万国遵而守之。”[40]

  

   蒋梦麟在《西潮》中回忆说:其年轻时“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了……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41]

  

   总之,生活于明后期万历年间的政治家、思想家顾宪成,其的创党活动与朴素政党理论与世界其他先进民族的政党活动与政党理论在主旨上有相近之处,放到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衡量的话,也有一定的先进性。有人讲洪秀全等是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但洪与其都不是。而早其200余年之前的顾宪成,给我们民族提供的有价值的新东西多多,顾才是当时真正先进的中国人。

  

   [1]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2] 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下)》第三十二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得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999年出齐时,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曾致信祝贺。

   [3]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二十一《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

   [4]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5]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6]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7]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8]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9]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10]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11] 顾与沐编:《顾端文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珍藏本年谱丛刊》第5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12]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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