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贺根民:雅俗之辩:晚清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更新时间:2017-02-02 23:03:15
作者: 贺根民  

   摘要: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审美取向,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建构在当下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新小说家的讨论范畴,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雅俗观念的传统框架。

   关键词:雅俗观念;新小说家;启蒙语境;市民文化;困惑

  

   王纲解纽、社会转型,事物在对立统一中张扬自我的存在,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新小说家的不懈呐喊折射出文人的困惑处境和心态焦虑。雅俗观念构成小说批评范畴对称性的两极,在历史与文化的选择中一路走来。它作为一种审美属性,最初只表示音乐声调的性质,“雅乐”和“郑声”的分野,就体现出缘“礼”而动的远古审美风范。岁月的淘洗和文人意识的灌注,赋予雅俗观念浓郁的文化特质,附加于观念范畴上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趋向,形成了相对自足的雅俗两大文化阵营。雅文学往往借助文学的教育与认识功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以高远的姿态引领其他文类的发展,俗文学则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娱乐需求,以猎奇求新的方式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彼此各异的文化干预模式,直接影响到它们的社会诉求。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清末民初呈现一定的融合趋向,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观念融合的追求目标,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建构在当下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也进入新小说家的讨论范围,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的框架。

  

一、启蒙语境下的以雅携俗

   动关政务、科诨成文,雅俗观念不只是文学风格的区别,也是文本接受效果的差异。文学欣赏中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分野的客观存在,正说明文学接受与消费判然自明的雅俗畛域。《诗经》和“楚辞”正是经过历代文人的积攒和参与,不断消蚀自身的俗文学特性,完成其经典化的历程。俗文学在进驻高雅殿堂的进路中,逐渐剥落了自身的俗文化因子,并以一种话语权威的姿态约束和影响其他文类的成长。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定格于俗文学的层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言:“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350小说肇始于先民休息时的“谈论故事”,就基本设置了小说的俗文化属性。彬彬称盛的明清通俗小说具备了一定的冲击雅文学的力量,市民经济的发展和小说评点家的鼓吹也为此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条件,而传统积习的制约积重难返,封建统治的思想根基依旧,为小说正名的呼唤也只沦为少数精英的实践,未能引起士大夫的普遍共鸣。小说竭力向史乘和经学靠拢和攀援的事实,正说明这一文体的尴尬处境和观念困惑,中国小说观念的巨大解放也只是在砸破传统框架的前提下,才会赢得突破,于破坏中重塑,在重塑中形成中国小说观念质的飞跃,而这一历史契机正缘由异域文化的刺激,只有在话语权力的更换中才获就实现文体独立的基本条件。

   清末民初小说先驱者在启蒙旗帜上书写救国新民的时代话语时,不忘对小说题材与语言的雅化选择。新小说家立足于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斥逐传统小说为诲淫诲盗、毒害社会的总根源,打造小说观念的近代革命色彩。他们过分膨胀了小说的社会效用,推崇小说万能的启蒙神话色彩。相对于昔日文人鼓噪劝诫的道德说教,新小说家大刀阔斧地铲除禁锢小说发展的种种藩篱,他们不只停留在理论阐释或空谈主张上,更落实于标领风范的创作实践。小说进驻文坛主流地位的进路中,借鉴和吸取了诗文等传统文学话语的某些因子,擅长议论、富于抒情与说理,新小说的文章化趋向较好地实现文人心态和社会意识的共构,文人的道德责任和人格修养也在现实秩序的规约中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驰骋纵横的舞台。新小说家深知:“读优美小说,如登天堂一通,琼楼玉宇,固羽化而登仙;读龌龊小说,如入地狱一通,马面牛头,眼界何曾不廓?人能读优美小说,而不能读龌龊小说,如能居天堂,而不能居地狱也。”[2] 300雅俗作为一种先验的理论假设,始终制约着新小说家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升降浮沉、潮涨潮落,启蒙的社会诉求要求小说语言趋俗,士大夫本位意识又天然抵拒市民意识,新小说家在为市井细民代言和恪守文人立场的二难选择中冲突,这就形成新小说家的一个叙事困惑,一方面新小说家指责传统小说的叙事缺陷,却无法真正建立起一个堪可效法的叙事典范模式;另一方面他们极力要对等于肩负的启蒙重任,促使其关注和考虑平民的欣赏情趣,却往往难以割舍对文人传统的依恋,甚至不愿真正地走近平民大众,他们对社会时弊往往缺少修饰,甚至采取无休止抖露的手段,就是他们漠视艺术经营、无法建构新小说叙事典范的绝好表征。

   中国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消解了传统小说的话语制约,小说传播模式的时代转换为文人心态的张扬获得充足的条件。小说由书场演说转变为案头阅读的进路,其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文字雅化和审美情趣文人化的趋向,文化学者眼中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分别亦由此而来。“中国之小说,亦分两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2]78学士大夫之用与妇女粗人之用,在新小说家的研究视野里,不只是两种社会需求的差别,更是两类审美趣味的对峙。新小说要赢得社会的普遍接受,就必须在这两类审美主体间游走,对于近代风云突变的局势而论,后者更显重要。张行《小说闲话》主张:“大抵小说之笔,一宜简,二宜雅,三宜显。不简则拖泥带水令人恶,不雅则鄙俗令人厌,不显则沉晦令人闷。”[3]333 追求小说的“宜简”和“宜显”,只有在“宜雅”目标的调和下才能形成和实现,这样,新小说家在“雅化”的旗帜下践履着文学志趣。以林纾、王国维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对古雅之美的坚守,以及民初一度盛行的骈文小说浪潮,更是可以把捉新小说家于利俗文字的书写表象下,跳动的士大夫情趣和思想的脉搏。即如林纾,他以一位古文大家的身份厕身小说翻译事业,为求文本的典雅,甚至不惜改动原作,但他对异域平凡人生的关注,又是其世俗精神的折光,进而在“专为下等人写照”的审美取向中完成了其以雅携俗的文学追求。新小说家片面推崇小说的救世效用,附带出他们对小说感染力的探究,只是它在喧闹的启蒙呼唤声中,略显黯然和乏力。清末民初小说的雅化趋向适合当下时代的选择和需要,夏晓虹就说得好:“这总是小说进步的征兆。确乎存在文人获取了通俗文学创作的形式,却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特质这一方面,可文人也以其精致的艺术技巧作了适当弥补。”[4] 76新小说家正是在中国小说观念的得失进退之间实现改良社会的历史使命。

  

二、世俗文化中的由雅回俗

   拨动变革现状的激情,还原小说的存在境遇,文学传统思维框架中,小说具有天生的俗化倾向,市井和平民文化维系着俗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明清“四大奇书”大多经历一个由集体积累到文人加工的演变过程,其集体积累的过程就包含着浓郁的俗文学特征。金圣叹、张竹坡等小说批评家,借诸评点小说来推戴小说的价值地位,并立足于人性的高度推动了通俗小说观念的独立化进程,虽然这一异代嗣响在清末才得以实现,亦可见其观念的超前和可贵。清末民初文化观念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更新,以及沿海都市的迅猛发展,为市井生活题材进驻小说的表现领域提供了历史条件。社会的近代化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扩大了市民的存在空间,一部分士大夫也由于生存境遇的改变,加速了文人心态与市民意识合流进程。

   近代报刊基于生存策略的考虑,不断增加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版面,就是揪住了市民的消费需求。清末民初的小报,象《游戏报》、《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和《采风报》都主办过推选“花榜状元”的活动,这并非全是迎合市民的庸俗需求,其中就包孕着应对旧式文人雅致的策略,只是报刊主编提倡风雅的真实意图,被市民群体的花间探幽欲望所掩盖,最终滑入了恶俗一流,不可否认,里面自然也夹杂着某些文人声色自戕、以消世虑的社会诉求。清末民初小说的稿酬刺激,壮大了小说的创作队伍,特别是刺激了一批职业小说家的产生,他们易稿务生的现实选择更加重了市场和市民文化的制约威力。1907年《小说林》杂志社的“募集小说”广告云:“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圆;乙等每千字三圆;丙等每千字二圆。”[2]257 据郑逸梅回忆,那时的稿酬一般是每千字二、三元,那时的十元可购上白粳一百六十斤。[5]35小说的“有利可图”给文人以抚慰心灵和价值实现的另一空间,但问题的另一面也浮出水面,小说销量和读者趣味的无形指挥,致使相当一部分小说家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传统创作模式,粗制滥造、无暇修改,甚至不惜以窥探私情的媚俗手段来迎合公众,这就严重影响到小说文本的艺术魅力。媚俗的物质诱惑和醒世的精神追求,这种几近矛盾的困惑始终伴随着清末民初一代小说家的审美抉择。

   对于粗识“之无”的市民读者而言,他们阅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不在接受劝戒和训导,倒是在娱情遣性,获得某种心灵慰藉和情感替代。夏颂莱《金陵买书记》就具有市场调查报告的性质:“小说书亦不销者,于小说体裁多不合也。不失诸直,即失诸略;不失诸高,即失诸粗,笔墨不足副其宗旨,读者不能得小说之乐趣也。即有极力为典雅之文者,要于词章之学,相去尚远,涂泽满纸,只觉可厌,不足动人也。”[2]65进入市民消费市场的书籍,诸如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之类的“雅正之学”并不见得叫好,原因就在于高雅小说的定位悖逆了市民群体的消费需求。“议论多事实少”的小说创作策略忽略了市民的消费情趣,以致就连一些新小说家自己也意识到必须搀入某些诙谐情节,不断提醒读者注意,以图弥补公众的阅读需求。

沈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指责小说家未明小说体裁,以致丧失小说之效用,倒是恪尽小说的娱乐功用,才会“顿辟异境”:“然而言情、侦探,花样日新;科学、哲理,骨董罗列。一编假我,半日偷闲;无非瓜架豆棚,供野老闲谈之料,茶余酒后,备个人消遣之资。聊寄闲情,无关宏旨。”[2]436话虽说得绝对些,却也道出和指明了救治小说功利化图解的一条途径。晚清侠义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与自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征,虽然这种趋势至少在嘉道之际就已出现。《七侠五义》、《小五义》、《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七剑十三侠》,以及《施公案》、《彭公案》续集的刊行出版,它们绘声状物,颇具演说之风,在观念上仍保留相当浓郁的传统色彩。郎才女貌的才子佳人式叙事被置换成侠男烈女、英雄儿女的姻缘模式,江湖侠盗由反叛朝廷走向皈依皇权,为国效力的道路,尊王灭寇模式的设定就带有市井细民对侠盗扶弱锄强、拯救社会的时代寄托和翘盼。平民百姓的社会期待也使得侠义小说走进普通人们的消费视野,这正如鲁迅所论:“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1]225 侠与情的演绎,折射着晚清世风日下的社会场景,体现了平民百姓的社会担当意识。清末民初的部分狭邪小说也在消解传统言情模式的同时,将男女的情爱空间由家庭迁延到广阔的社会,展示近代都市社会的恩怨喜怒,拜金主义的制约,无情地撕扯着伪善虚情的社会面纱,书写一段相对真实的社会现实,这些小说门类和题材的趋向闪烁着市民精神的光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2979.html
文章来源:青岛大学学报 2010年0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