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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时代的世界体系

更新时间:2017-01-27 16:25:17
作者: Karim   Douglas   Crow  
依附理论认为,贫穷国家虽然融入了“世界体系”,但贫穷国家却更加贫穷、富裕国家更加富裕,因为贫穷国家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又必须通过贸易和市场购买富裕国家的产品。否则,这些富裕国家不可能享受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富裕国家积极应对贫穷国家抵制他们影响力的意图,通过经济、财政或胁迫手段(包括军事力量)以维护它们经济的差距。关于边缘资本主义和世界收入水平发展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平等和世界体系内国家的相对贫困,是和边缘国家的经贸特点及贸易结构息息相关的——边缘国家依赖原材料的出口,而制成品又依赖进口。

   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原始版本,而且有它们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和结构。首先,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它们都是实力较弱的成员国,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前殖民地。基本是“中心”与“边缘”的依赖关系,因为中心国家控制技术和产生技术的系统,边缘国家没有能力发展自主技术创新。在1960-1970年代的依附理论学者曾主张,反对建立自由市场,认为“落后”国家必须减少它们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因为只有这样的“脱钩”,才能使他们追求的路径更符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否则,“依赖”发展形式形成“边缘”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富裕阶层服务于“中心”国家的利益和需求,同时他们追求国外奢侈产品进行炫耀性消费,固化了社会和经济差距,从而延迟或抑制了社会的民主改革。他们构成了边缘国家的“买办”阶层。最近改进的新依附理论学者强调,依赖关系不再反映在技术复杂程度的差异上,而是反映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的金融实力差距上,尤其是边缘国家不能借入自己的货币。他们断言,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及其控制的国际储备货币,其霸权地位变得更加牢固。

   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变已经打上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依赖关系的烙印。起源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对世界体系分析倾向于确认并扩大这种依赖性的说法。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和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通过与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瑞吉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积极合作,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只存在一个世界,一个经济交换关系复杂的网络连接同属一种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把16世纪西欧的“现代世界体系”和美洲联系起来,认为是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最后导致当代全球网络或经济交换体系。到了19世纪,几乎所有地球上的区域被纳入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沃勒斯坦假定了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有第三个范畴,即半边缘国家,一个从中心到边缘或从边缘到中心的地带。⑥半边缘国家即那些已工业化的国家(如东欧、中国、巴西),但和中心国家相比,技术先进性不够,金融控制能力也不强。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会随着中心国家,呈现严重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政治和社会关系结构失衡(它包含一个强大的买办阶级的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固有特征。它不同于以往的全球帝国,如今已经没有政治中心了,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集中在世界市场上,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一般情况下,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贫穷落后的区域(如穆斯林世界)是由于在国际劳动分工上处于边缘位置造成的。

   世界体系的学者们认为,今天的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积累而形成的世界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不是文化的冲突(比如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由于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分法,竞争代理或民族国家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终将造成摩擦。世界体系的扩张意味着东西被不断被商品化,包括人类劳动。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被剥夺其内在价值,通过市场化而具有交换价值,从而变成了商品。沃勒斯坦站出来明确反对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妖魔化,认为反对目前世界秩序的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增加。⑦

   沃勒斯坦后来更多地集中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知识基础,该体系“知识结构”被认为根本上是以欧洲为中心以及追求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他始终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现在已经达到了终点,并声称今后50年将是不稳定的混乱期,会产生一个新的体系——一个比现在或多或少平等的体系。该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受到相关思想家——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乔万尼•阿瑞吉、克里斯托弗•切斯•邓恩等人——支持后产生了显著影响,沃勒斯坦在纽约州立大学厄姆顿分校创立了研究基地致力于该理论研究。这也吸引了来自“改变全球化”运动(也称反全球化或全球正义运动)的兴趣,该运动寻求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就是公共政策要建立在团结、正义、和平和社会民主化的基础上。

  

三、欧洲的崛起


   为什么持续的工业增长开始在西北欧而不是东亚?西欧社会又是如何在启蒙运动之后飞跃进入了工业化并统治世界?欧洲霸主是必然的吗?历史必胜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源自欧洲,造成工业革命和商业资本主义,给全世界带来了经济的变化,也为世界其他地区送来“文明”。

   世界体系的思想家持不同看法,他们撰写了大量著作来说明在近代初期“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的系统关联和相互促进。该理论一个公认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体系,比它摧毁的以往历史体系更进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2]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强调了欧洲通过残酷剥夺海外殖民地而完成初期资本积累,即马克思所称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奴役了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人,还有欧洲的下层阶级。

   在西班牙征服美洲时期,无论在技术发展、国民财富还是在军事力量上,欧洲都不领先。和大家普遍认为的观点相反,直到大约1750-1800年,欧洲在这些方面大部分是落后的,其上升是在美洲发现白银和开拓亚洲市场之后。直到19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总体上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从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800年,中国、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东是全球贸易的主要成员。这五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最先进的技术、最大的工商企业、最好的艺术形式(文学、哲学、音乐风格等)、最成熟的政府、最好的基础设施(道路、桥梁、运河、内河和海洋运输)。

   换句话说,直到工业革命,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处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弗兰克用令人信服的细节表明,在此期间,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特别与中国和印度,一直有贸易赤字;欧洲的贸易赤字——无论黄金或是白银——均超过欧洲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如此,新世界的白银变得对欧洲人非常重要,因为它帮助他们弥补与亚洲的贸易赤字,并在亚洲经济中成为一个更积极的贸易成员。他评论说:“……欧洲没有依靠自身经济白手起家,不存在欧洲‘例外主义’。近代早期,欧洲既不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先进。”[3]4-5

   此外,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重要批评家如卡尔•马克思、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法逃脱嵌入他们批评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欧洲并没有创造一个世界体系,或纳入世界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而是自身融入亚洲市场,“踩着亚洲脊背爬上去的”[3]30。弗兰克的结论是:欧洲人没有“创造”世界经济体系,而是用来自新世界的金条“购买”一个现有的体系。他由此断言,“西方的兴起”一定是从同期其他国家发展中而得到的。在提供的这种“结构、功能、动态、转型的全球分析和我们不得不共同生活的理论单一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弗兰克充满激情地呼吁从“一个更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去理解”。他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从一个全球的角度去欣赏、理解、解释、说明‘西方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霸权’、‘大国的兴衰’……‘东亚奇迹’。”在他看来,“欧亚非大陆是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相关的”,他推测,东亚地区目前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潜力,在不远的将来使它最终重获经济霸权。[3]2

   埃伦•伍德对资本帝国主义的研究作出了发人深省的贡献。他认为,中世纪的伊斯兰、威尼斯及后来荷兰商业帝国都致力于贸易路线和市场优势的保护;而英国是资本帝国,特点是在被征服地区强制推行市场。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新帝国主义”。按照目前的经验,全球化是一个多国体系的产物,由美国资本领导,维持金融和军事霸权。他挑战了全球化支持者——他们强调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的作用,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民族国家维持秩序,美国是强大帝国的执法者。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要求由主要国家提供超经济力量的支持。

   伍德并不认为,越来越多的相关国家已成为从属于一种新型的“全球政权”——一个“市场化国家”,或者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他认为,全球化的政治形式并不是一个全球化国家,而是多个国家的全球体系。新帝国主义的特定形式复杂而矛盾,资本扩张经济实力,但维持超经济力量却受到限制。因此,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不能看作已经边缘化了国家领域。全球化的唯一可能的结果必须是一个多国体系。她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归宿必然是普遍战争(如“无休止的战争”或全球反恐战争)[4]。萨米尔•阿明持有非常类似的立场,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永久性阶段⑧。

   缺乏对过去的认识,必然削弱我们感知现在和规划未来的能力。为瞄准打破目前的僵局以寻找我们星球上文明危机的替代方式,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揭示及构成人类动机和满足的观念。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化可以理解为服务于政治目的,其关注的是少数精英分子的利益,他们对国家或社会不受约束,不尽义务,更遑论人类。经济体系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并反映人类的一个明确的图像——人类学。[5]替代导致选择,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危机的严重程度不断加深,许多替代方案被提供,其中有些方案互相补充或殊途同归,有些方案互相矛盾或相互敌对。

   全球市场动荡触发的变化和调整给那些自以为是的政客和专家以明确的警醒——或者标识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或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对此充满了矛盾并对以市场扩张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生命力表示质疑:“真正的问题是有无能够取代西方金融模式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能够兼容各种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并在一个新兴的多极化时代,开辟出一条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的新道路。约翰•格雷以令人深思的方式给出他的思考:

   “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启蒙运动方案的昏暗废墟中,这是现时代的统治方案……和现时代浮现的启蒙思想家的愿望相反,我们发现正在接近特殊主义、文化部落主义和宗教主义的现代复兴……在西方文化中,推进人类理性自由、根据科学的特权地位理解其他所有形式的启蒙方案,已经成功地腐蚀和摧毁了道德和社会知识的属地和传统形式,但并没有生成类似于新文明中的任何事物。不破坏传统文化,不侵入启蒙的幻象而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合理的,而是事实上是必须的,为抵御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要求,必须使西方模式的神话破产。”[6]

   正如弗兰克所观察到的:“如果不能意识到统一性自身是如何产生并不断转变为多样性,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都必须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多样性必须被容忍并且在统一性中被加以欣赏。”[3]1-2

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经济财务顾问和所有明白是什么导致目前现状的思考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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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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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7月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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