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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超越韦伯主义国家观

——从亨廷顿到米格代尔

更新时间:2017-01-27 16:16:34
作者: 曾毅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势力”是什么性质或者什么状态呢?亨廷顿借用柏拉图的堕落国家、亚里士多德的变态政体即违背了公共利益的宪法和马基雅维利的腐化国家概念,来形容政治机构弱小的堕落社会:被“各种放纵和暴力、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不平等、和平和正义的毁坏、野心的恶性膨胀、分裂、无法无天、欺诈和蔑视宗教”所统治。[4](P62)

   亨廷顿借用“普力夺社会”来形容这样的腐化国家。普力夺是英文“禁卫军”的音译,言外之意就是私家军队,因此普力夺社会就是那些充满着私人利益(或者说立党为私)、奉行丛林规则的国家。所有团体都积极介入政治。“这种介入不单单是军队或任何一种社会团体的癖好,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致使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同样也就是劳工、商人、学生、牧师卷入政治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存在于这些团体的性质上,而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特别寓于国家有效政治制度的缺乏或软弱之中。”[4](P163)

   更可怕的是,或者说作为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政治制度软弱,卷入政治的各团体之间赤裸裸地对抗,没有公共利益,只有私人利益,对于如何解决其分歧,没有政治共识可言,彼此出卖是普力夺社会的家常便饭,比如在菲律宾的政党政治中改换门庭是常态。

   亨廷顿把普力夺社会分为三种类型:寡头型普力夺社会、激进型普力夺社会和群众性普力夺社会。在普力夺寡头统治社会,政治就是个人和家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政治就是各小圈子之间的斗争加上制度性和职业团体之间的斗争;在群众性普力夺社会,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主宰一切。现代性政治的到来,即政治参与的范围扩大,更加剧了普力夺社会的不稳定性。这样,“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4](P165)

   在政治混乱的社会里,政治机构(即国家)的制度化程度低,政治机构不能独立于其他社会势力而存在,也就是说缺乏自主性。“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就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它是否有别于其他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缺乏自主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就是腐败的。”[4](P16、17)亨廷顿所说的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开来的“国家自主性”。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是一个“袪除国家”的年代,以各种术语比如政治共同体、政治机构来替代国家,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国家。

   一个连自主性都没有的国家,如何去统治?更谈不上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不能统治的国家或者说政府必然是不道德的。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条件下,“韦伯主义”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有多少价值呢?在亨廷顿看来,韦伯主义的国家是观念中的“理想类型”,而现实中的国家则南辕北辙。亨廷顿的洞见被米格代尔进一步拓展开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政治发展研究的一道风景。

  

三、“强社会中的弱国家”

  

   米格代尔直接给出了一个不同于韦伯的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权力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以下两个方面所形塑:(1)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6](P16)米格代尔解释道,观念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即起始于绝对主义时期的、20世纪后期席卷了全球的建设现代国家运动,是所有人都追求的一种政治状态,因而是一种“同质性”概念;但是,实践中则是“异质化”的,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国家的观念来自韦伯,在那里,国家是一个富有统治力的、经过整合的、自主的实体,它在一定疆域内控制所有规则的制定,或者直接通过其所设机构或者间接依靠向其他权威组织的授权,而制订某种约束性规则。这种描述大概符合欧洲国家的情形。但是,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国家人员与机构的常规工作,既可能强化、也可能削弱国家的观念,在强社会结构中公与私的界限并不清楚,使得国家的实践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强国家从何而来?这样,“国家的实践”与“国家的观念”存在着张力,国家是一个与自身相矛盾的实体。[6](P17-23)

   相比于亨廷顿对于韦伯主义国家观的质疑和挑战,米格代尔的国家理论有了更明确的概念性突破。他说,“要理解不同时空下国家能力的差异,我们必须对国家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国家是一个政治组织、是在特定疆域内政府的基础这一概念的界定。”[6](P19-20)这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有密切关系。如前,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写“统治的程度”时是“祛除国家”的时代,而80年代则是“国家回归”的潮流,回归国家学派由此诞生。但是,回归到什么样的国家?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国家自主性,问题是,有自主性的国家可以回归吗?因此,回归国家学派依然是韦伯主义的国家观。比较而言,米格代尔则是沿着亨廷顿的进路,对国家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米格代尔的突破是建立在亨廷顿的社会结构分析基础之上的,即“普力夺社会”是无法形成自主性政治机构或者说自主性国家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所造就的无权威化政治,亨廷顿才特别呼唤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分析路径对于米格代尔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就是他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这直接不同于韦伯主义的国家主导型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突破,即视角的创新,往往意味着观点的创新或者说新发现的出场:

   第一,国家并不总像有时被描述的那样,宏观社会变革是个不受约束的原动力,事实上国家时常受到国内社会势力的严重约束,国家自主性、政策倾向、国家领导人的议程,乃至国家的凝聚力,都极大地受到其管理的社会的影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一些隐藏在边远地区的小社会组织的社会控制都会极大地限制国家的行动能力。

   第二,社会也同时被国家改变着。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结构,在整体上被国家带来的机会和障碍改变着,同时也被其他社会组织和世界经济的开放和限制所影响。[6](P58)

   后发国家和早发国家的“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权力中心控制着现代国家公民的大多数行为,而这一国家是作为一种整体存在于社会之上的;而在未经社会革命的很多后发国家,国家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强势地位时,面对来自酋长、地主、老板、富农、部落首领等“强人”的势力,他们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的抵制所形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往往使国家显得无能为力。[7](P32、35)结果,“国家正如投入小池塘的巨石,它们在池塘的每个角落都泛起涟漪,却抓不到一条小鱼。”[7](P9)都被称为“国家”——“国家的外壳可能相像,但内在的东西却惊人地不同。”[7](序言P3)

   这些结论来自米格代尔对5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从塞拉利昂到以色列构成了由弱到强的国家能力光谱的两端,而墨西哥、印度与埃及则处在两个端点的中间。比如,塞拉利昂的碎片化状况被描述为“像由两百个地位相似的、独立的酋长领地组成的。这些领地都自成体系,形成独立王国。”[7](P128)英国统治者自身的分歧也加剧了这种冲突,事实上,身处塞拉利昂的英国官员与身处伦敦的英国官员之间、英国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都扩大了殖民地塞拉利昂的碎片化社会。到了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时,国民被分为18个不同的种族群体。塞拉利昂这个新国家由此面临着最基本的挑战:认同共识。对独立国家的民众来说,认同哪个部落、认同哪个族群,都是扑朔迷离变动不居的。而这种局面则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者对不同部落、语言群体、种族群体进行选择性支持形成的。塞拉利昂国家的脆弱表现在对民众和资源的动员能力上,甚至连人民党都需要依赖酋长,而这些都源于其自殖民时期就已有之的高度碎片化社会结构。[7](P102-147)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米格代尔特别关注社会结构对于国家的约束力。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时期,本来就是部落状或者封建制的割据化,各自为政,而殖民者的进入则加剧了这一碎片化倾向。“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将大量新的资源引入了地方领导者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富和武力,这使得他们强化了提供给其追随者的生存策略。”[6](P69)这一描述让我们想到中国北洋军阀时期,各大军阀争相取得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在军阀割据中拔得头筹。应该说,在这一时期,作为国家符号的“中华民国”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其对于各路军阀没有任何约束力。今日之非洲的很多国家,依然处于类似军阀割据状态。一方面,国家领导人时常受到军事政变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地方,各地的强人继续为其村庄、族群提供多种生存策略,中央政府没有渠道汇集公众的支持,公众也没有任何动力去支持国家。国家因此而陷于矛盾的境地。国家需要军队乃至强人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倚重他们并建设这些机构,但这些机构或强人实力的增强又会威胁着统治者。

   处于困境中的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一种被称为“生存政治”的策略,以达成国内权力平衡。与此相对应,在地方政治中,各种势力相互妥协,国家规则被对冲掉,形成了事实上的“俘获型国家”。结果,建造可以有效实施规则和政策的有凝聚力的国家在充斥着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的社会结构中并不那么可行。如果国家不能进行动员,那么国家领导者推行改革计划的能力或者协调那些明显独立于其他权力中心的国家机构的能力仍会受到约束。在这种国家,是典型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社会结构限制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能力,碎片化社会中的国家更倾向于维持一个妥协的舞台,而不是引导公共变革的资源。

  

四、理论与实践启示

  

   在“祛除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亨廷顿没有使用“国家”一词,正如戴维•伊斯顿等人使用“政治系统”代替“国家”,亨廷顿使用最多的是“政治机构”来代替“国家”,然而,他让公共权威重返学术舞台的中央,因此带来了“回归国家”的潮流。在米格代尔看来,“没有哪部著作能超越亨廷顿对比较政治学领域国家研究所产生的影响。”[6](P253)

   沿着亨廷顿的思想,即普力夺社会所导致的不稳定、低制度化事实上的“弱国家”,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路径,发现了“强社会中的弱国家”,从而一举改写了西方自黑格尔以来的国家中心主义传统,把西方“学术界从过去那种认为第三世界的未来会重复西方历史进程的观念中解放了出来。”[6](P228)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公民社会为核心的治理理论登上历史的舞台,强调“强社会中的弱国家”。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什么呢?只能使那些原本就缺乏向心力的后发国家的社会更加碎片化,国家更加弱化。因此,治理理论的适用性需要得到补充,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性议题是国家建设,对许多缺乏国家自主性的后发国家尤其如此。例如,即使一些“公民组织”如埃及的穆兄会在“阿拉伯之春”中赢了,结果并不是人们期许中的自由民主图景;在非洲大陆、大中东地区、中亚,最迫切的问题依然是国家建设而不是民主化。对此,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又回到亨廷顿那里,强调最重要的是“统治程度”,强调“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然而,与“回归国家学派”背后的问题一样,“强国家”从何而来?在“强社会”中很难有“强国家”。进而,福山又开始反思,在无强国家的前提下,治理理论中的公民参与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国际机构就如何追求良治而达成了一些共识,诸如参与式预算(即社会公众能参与决定部分预算决策的协商机制)、开放的政府伙伴关系(即鼓励透明有效、负责任的治理)以及全球数不胜数的组织所提出的政府透明化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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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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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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